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春天还远吗(下)

记者：现实中的困难主要来自哪里?
    俞先明：在与商业银行的资金融通过程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利率普遍大幅度上浮，有的上浮20%，有的甚至达到50%，二是融入资金缺乏稳定性，我听说有的商业银行在资金归还后就不再向小额贷款公司融通资金。总体看，在与商业银行的资金融通中，无论是资金价格还是资金规模，小额贷款公司实际上是非常被动和弱势的。
    从商业银行融资难的原因，我认为一方面是在大的宏观调控背景下，商业银行本身的贷款规模相当紧张，另一方面是从商业银行的角度，融资给小额贷款公司和直接发放贷款的收益其实是不同的，商业银行直接面对客户，除了贷款收益外，还能带来中间业务收入，还能吸收存款、维护和拓展客户关系，这是商业银行比较关注的因素。更重要的是，银行监管部门对银行向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还是按50%的融资比例进行监管，导致商业银行在提高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比例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
    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外部资金来源，我的建议是给小额贷款公司一个“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定位，并允许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实际上小额贷款公司直接面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三农”等弱势群体，这与国家的宏观政策导向是一致的。我们建议给予小额贷款公司这样一个政策性的倾斜。同时，人民银行的再贷款也有利于对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这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国家给小额贷款公司这样的政策后，我相信小额贷款公司在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三农”等的发展问题上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甘团粒：有三个因素。一是社会上其实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认识还存在偏差，有小额贷款公司曾向我们反映，商业银行认为小额贷款公司是私人企业，开业时间不长，认知度不高，因此资金融通的风险大。这一方面需要正确的舆论宣传和引导，同时小额贷款公司也需规范自身经营行为。二是商业银行本身也面临上级行的授信额度管理，客观上存在融资难度。三是由于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定位不准确，与商业银行形成客户竞争关系，导致难以取得资金支持。
    记者：对于新政中提及的其他融资渠道，比如向法人股东借款、上市、资产转让，小额贷款公司是否有过尝试?
    俞先明：我认为还是不太乐观。向法人股东的借款，要取决于法人股东的资金状况，以及与其他股东的利益平衡问题；资产转让方面，我们还没有找到支持资产转让的一个相应机构；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真正实现上市融资，相反，一些拟上市的公司实际上却在剥离小额贷款业务。整体来讲，要打通这些融资渠道还需要一个过程。
    扩大持股比例应同时加强素质要求
    记者：新政策同时将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及关联股东10%的首次入股比例扩大到30%。在制度设计上，10%的持股限制能够防止“一家独大”，形成各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新政策扩大到30%，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史晋川：首先，主发起人及关联股东的持股比例从10%到30%，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探索，好处有两点：一是持股比例上限上调，能够激活一部分闲置的民间资本，有助于解决小额贷款公司后续资金不足的问题。二是对于股权相对平均情况下的股东的“搭便车”行为产生相应的限制，更好地激励大股东的经营管理。原来大家的持股比例都很小，尽管形成制衡，但是对股东来说加强经营管理、防范风险的激励也会下降，持股比例到30%，至少对于大股东的激励会上升。
    但是还需要进一步配套的政策，政府部门在出台这个政策时，最好相应地配套对大股东的一些类似资格要求的政策，比如，大股东持股可以达到30%，但是大股东对于小额贷款业务要有一定的经验和专长，如果对大股东的资质没有相应的要求，可能有的大股东持股达到30%相对控股了，而自身对于小额贷款公司业务不是很熟悉，这样经营过程中在大股东激励增加的同时风险也会增加。
    俞先明：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发展，我觉得股东比例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取决于主发起人的素质。“一家独大”好不好，要看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想独自把控小额贷款公司，或者出于其他利益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股东之间相互制衡，防止“一家独大”是有意义的。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况，比如在我们公司，董事长对公司的发展定位非常明确，强调不要把眼前利益看得太重，注重稳健经营。但也有一些股东曾提出来，认为我们回报太低，应该提高贷款利率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主发起人不强势的话，公司的经营思路可能发生偏离。总之，各有利弊，但最重要是看主发起人的经营理念和素质。
    坚持、完善地方政府监管模式
    记者：目前我国对小额贷款公司实行非审慎监管，具体由地方政府负责。部分地区开始尝试扩大融资渠道后，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范围更加扩大，目前的监管方式是否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史晋川：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应该是放到地方上来，要完善地方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的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制度，落实地方政府的风险处置责任。具体来说我认为应该是在完善各地金融办或金融局的基础上，以金融办或金融局出面，作为牵头的机构或监管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监管，也就是“谁家的孩子谁抱回去养”。
    小额贷款公司因为规模比较小，地域性比较明确，尽管融资渠道在多样化，但是基本上地域性还是很明确，一旦出现金融风险，不太会出现跨地区的特别是跨省的金融风险。比如，注册资金8亿元的小额贷款公司已经算是规模很大的了，也基本上就是对当地的企业进行融资、贷款，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可以由地方政府作为责任主体进行监管。进一步地，通过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实践，我认为可以由此来探索中国金融业的分层监管体系的构建。
    俞先明：在浙江省，对小额贷款公司目前的监管情况是：由浙江省工商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日常监管。工商部门基本每个月都会到企业来做现场检查，比如小额贷款公司这个月发放100笔贷款，他们会随机要求我们拿出一部分合同进行检查，看看借款人是谁，是否有跨区域经营，贷款利率是多少等等。金融办要求我们每一天、每一笔贷款业务都要通过专线上传上报，然后通过实时监测系统进行自动处理，一旦发现问题，实时监测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总体来讲，小额贷款公司和监管部门的沟通还是比较顺畅，我觉得他们的监管也是比较到位的。
    工商企业定位需突破
    记者：当小额贷款公司突破自身注册资本的限制，从更多的渠道融入更多的资金、资金来源更加“社会化”的时候，小额贷款公司是否还应该坚持试点初期的工商企业定位?
    史晋川：最初开展小额贷款公司制度建设的时候，小额贷款公司是定位于工商企业，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现在小额贷款公司与当初相比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当初是非常严格的“只贷不存”，资金就是股东自有资金，而现在我们已经在积极探索小额贷款公司如何从更多的渠道融入更多的资金，在这样的环境下，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渠道多元化了，资金规模扩大了，也就是说，跟最初相比，现在小额贷款公司更像一个金融企业。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从现在包括未来来看，我认为需要做相应调整，因为从业务性质看，小额贷款公司基本上是一个金融机构了，因此在准入方面、在监管方面最好由专业性的金融方面的机构进行准入审批、经营监管，我认为应该做一些改变了。
    俞先明：目前小额贷款公司是非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所以从长远发展看，我认为应该给予小额贷款公司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定位。在工商企业的定位下，税收征缴、法律诉讼、融通资金、社会认知等方面都制约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不可否认，当初部分民营资本之所以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正是想借由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而进入正规金融领域，实际上三年多过去了，对于转制为村镇银行，目前从政策上并没有得到落实，再加上小额贷款公司的税收负担相当沉重，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一些民营资本会退出而重新回到原来的“地下钱庄”状态。
    小专精的定位最重要
    
    记者：目前来看，还是有越来越多的资本欲进入小额贷款领域。史教授认为在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中，有哪些好的现象值得总结，哪些现象值得警惕?
    史晋川：从浙江经验看，首先，小额贷款公司要做好，非常重要的是小、专、精的定位要做好。如果这个定位很明确，就是为小微企业服务，而且是专门为小微企业服务的，并且在为小微企业服务方面有自己的解决信息不对称、控制经营风险的一套做法，在这样的前提下，会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如果拼命想扩大规模，这个想做那个也想做，这样的话定位发生模糊，就不能与现有的金融机构形成错位竞争，一旦不能形成错位竞争，而又没有什么优势的话，经营就可能出现问题。
    小额贷款公司在有些地区的发展过程中，避免盲目扩张是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像“刮风”一样，盲目扩张，有的地区一下子要办很多，要增加多少家等等，二是有的小额贷款公司在有新的融资渠道后自身盲目扩张。
    其次，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小额贷款公司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金融事业，在现在的发展中，专业人员非常缺乏。一方面要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现有的、做小贷业务的从业人员的素质，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多种方式培养更多的能够适应小额贷款业务的从业人员。同时，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大股东的资质要有一定的标准，而且特别要防止那些偏离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和发展目标，报着高回报的心态来进入这个行业的。小额贷款公司从长期来看是非常有前途的事业，但是并不是一个能获得高回报的行业，特别是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发起人、大股东，一定要确立这个意识。
    最后，小额贷款公司业务模式的创新方面，我觉得还可以积极探索。比如怎么开展有助于第三方分摊成本和风险的信贷模式，比如在扩大商业银行再融资的过程中，能不能探索一些新的形式，使得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和第三方一起分担风险和成本、分享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