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规范发展民间借贷市场的思考

摘要:本文从民间借贷风波入手，讲述有关民间借贷的三个典型案例，随后从正反两方面分析民间借贷的利弊，最后对如何规范发展民间借贷市场提出有关建议。
    关键词：民间借贷，反思，建议
    去年末今年初，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经济增长下行的双重压力下，浙江经济发展重要补充力量——民间借贷风波不断，一时被各界视为洪水猛兽。随着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越发复杂，民间借贷何去何从，是堵是疏，成为浙江经济转型发展亟需破解的一道难题。
    一、民间借贷的三个案例
    (一)“跑路”
    “跑路”两字，从2011年9月以来，成为搅动浙江以及多个民间资金活跃地区的一个现象。“跑路”老板共同特点是，身后留下了数额不菲的民间借贷债务。曾经给民营企业带来活力的民间资金，似乎成为“压垮”部分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立人集团案
    2月3日，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人集团)董事长董顺生因涉及民间借贷纠纷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据传立人集团一直采取“以矿养教”、“以房补学”的方式，通过高息从民间融资，贫困的泰顺县百姓盲目疯狂地借钱给他，集资总额有说20多亿，有说40多亿……其将资金投入房地产、矿业等高风险行业。受到温州民间借贷风波以及民间借贷信用危机的影响，债权人抽取资金，导致其资金链断裂，成为倒在民间借贷下的又一民企。
    (三)吴英案
    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东阳“女富豪”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宣判，认为吴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其巨额负债、大量虚假注册公司、成立后大都未实际经营等真相，虚构资金用途，以给付高息或高额投资回报为诱饵，向社会公众作各种虚假宣传，非法集资7.7亿余元，并将巨额赃款随意处置和肆意挥霍，严重侵害不特定群众的财产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罪行极其严重，裁定驳回被告人吴英的上诉，维持死刑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此判决引发各界对于民间借贷罪与非罪、吴英该杀与不该杀的大讨论。特别是前不久召开的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上，为吴英叫屈之声更是甚嚣尘上。某杂志记者还以“罪犯还是先烈”为标题阐述此事。
    通过以上案例来作深刻的反思，反思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足，反思现有金融体制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反思民间借贷合法化的途径，反思经济发展需实体化，反思弘扬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等等。但是我们还必须牢记一个基本事实，一切扰乱经济金融正常秩序的行为必须得到严惩(至于有罪无罪，这应由公安侦察，法院判定；经济犯罪是否要杀，这是量刑的法律尺度问题)。只有严惩犯罪才能保证正常金融行为的合法性，才能保证广大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民间借贷的特点
    民间借贷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民间借贷的活跃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贡献。观察历史轨迹，民间借贷自古有之，且大部分以实业需求为背景。无论是几十年前温州制造模式的兴盛，还是苏南或广东民营经济的发达，都经常闪现着民间借贷的身影。“草根式”民间资金拆借，为这些地方经济注入了活力，来自实业的回报，也维系着民间借贷的高融资成本。在这个过程中，较低成本起家的制造业因起步阶段的高回报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民间借贷的高成本。同时，这些民间借贷中有相当部分是短期的资金周转，属于“救急”性质，因此，即便成本高，在短期内也可以接受。
    但是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民间借贷尤其是“异化”了的民间借贷，则给经济发展埋下隐患。作为一种金融“脱媒”现象，民间融资由于制度保障、机制安排等存在的天然缺陷，隐藏的问题与风险在一定条件下容易被触发。比如，当民间借贷资金利率逐渐走高，有高利贷化倾向后，借入资金的企业从此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并有可能被迫借新还旧，成为永远还不清的阎王债。同时，有人利用公众“暴富”心理，进一步将民间借贷异化为“炒钱”游戏。那么，一旦借贷者资金链条断裂，就出现老板或资金掮客“跑路”现象，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整个社会经济稳定形成冲击。
    三、民间借贷的规范建议
    “跑路”现象凸显了当前中国中小企业实业发展的困境，反映了民间借贷的乱象，以及民间借贷纠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经济犯罪交织在一起界线不清，同时也催生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和暴力收贷等犯罪行为，既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也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很大危害。
    怎么办？必须立法，必须规范，必须管起来。
    (一)立法
    民间借贷一直兴盛不衰的原因之一，是存在大量对资金渴求的借贷者，其中又以数量众多的民营中小企业群体为主，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两个市场的长期并存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不少企业主，富裕起来的居民手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大量民间资金的聚集，对于闲置资金保值增值有较多期望。民间资金有需有供，但必须在法律规范下进行操作。建议尽快修改通过《贷款通则》，确立民间借贷合法性、阳光化。这是最快、最现实的途径。此外，已研究多年的《放贷人条例》如有可能，也可尽快推出。
    (二)确定监管部门
    香港地区的《放债人条例》对放债人及放债交易进行管制，如规定从事放贷的人必须经过注册，并对利率上限控制。美国每个州都有针对不能接受来自一般公众存款的放贷机构的法律，并有专门机构或部门负责发放牌照和监管放贷机构。民间借贷从地下要到地上，要阳光化，就必须接受登记进行常规性监管。建议确定地方金融办承担民间融资登记、使用建议、利率监控等工作。不能说民间借贷就可以随便借，也要监督防止恶性催收债，以及黑社会干预。目前温州提出成立民营企业的民间融资管理公司是不可取的，其他民营企业也不会服从管理。
    (三)符合国家产业导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以史为鉴，民间借贷在古代稳步发展，经久不衰，其原因在于大多农户借钱用于购买种子、农具等，为来年耕种准备，即服务于实体经济；官方也禁止利滚利的复利借贷。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民间借贷的钱也要真正进入实业，并了解企业经营情况。我们要求银行业必须立足实体经济，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引导资金合理有序进入实业领域；同时要给小微企业营造良好的生存空间，让更多到处投资、投机的民间资金回归实体经济。另外，也需要引导公众合理投资回报预期，放弃资金炒作等“一夜暴富”的心态。
    (四)坚持直接借贷，严守信用底线
    民间借贷本质是建立在人与人(包括法人)之间的直接信用基础之上的，而以间接信用代替直接信用，从原本亲朋好友之间的小借小贷，发展成错综复杂的借贷网络，以钱滚钱，以钱炒钱，就会演变为非法集资，容易引起资金链断裂，甚至出现犯罪，不利于社会稳定。要坚持以直接信用为基础，保障借贷资金规模可控、来源合法安全，有效防止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发生。
    (五)继续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并不是“玻璃门”、“弹簧门”，以地方金融机构为例，目前在浙江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我省所有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以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股本构成都有民间资本，不少机构是绝大部分或全部都是民资股份，城商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还有个人股份。股份资格审查是不分国有还是民营。但也应清醒的认识到，当前的投资渠道仍旧无法满足数量庞大的民间资本。建议上级多给予组建设立村镇银行、社区银行、农民资金互助社等小微银行机构的名额，解决“两难”(小微企业融资难、民资投资难)。也可引导民间资本通过私募股权、风险创投、债券基金等进行直接投资，进入实体经济。鼓励银行开发更多适合民间资本投资的金融创新产品和理财产品。
    (六)建议国家以政策性银行支持小微企业
    有观点认为，一面有大量的民间资金，另一面又有大量嗷嗷待哺的小企业，因此要成立民营银行解决小企业问题。支不支持小微企业，不是银行股权性质决定，国有银行就不会支持小微企业，民营银行就支持，而是小企业自身不符合放贷条件的缺陷造成(无合格的财务报表，无抵押物，信息不透明等)。因此国家应从政策需要的层面来采取措施，扶持发展壮大小企业。解决小企业融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国外小企业一般也无银行贷款，扶植也是靠政策或风投基金。要新成立银行难度很大，最简单的方法是改造政策性的农发行，其在各县均有机构，只要给其政策性业务中再增加支持小微企业的政策性业务范围即可。
    （作者系浙江省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