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审慎监管可以一石二鸟——访荷兰蒂尔堡大学经济与法律研究中心教授斯蒂文·欧吉纳

斯蒂文·欧吉纳(Steven 0ngena)分别于1986年、1988年和1995年获得比利时勒芬天主教大学、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和美国俄勒冈大学的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此后在欧美多所大学就职与讲学。现在是荷兰蒂尔堡大学金融系、经济与法律研究中心以及欧洲银行研究中心的教授，同时也是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专门从事金融经济学的研究员。斯蒂文·欧吉纳教授长期从事欧美银行业的研究，并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国经济评论》)、Journal of Finance(《金融学》)、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金融经济学》)、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国际经济学》、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金融中介》)、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欧洲经济评论》)等国际高端杂志发表几十篇论文及会议演讲，为国际监管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建议。他与另外两位教授汉斯·迪基斯及莫西合著研究生教科书Miccroeconometrics of Banking：Methods，Applications and Results(《银行微观经济学》)于201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4月，斯蒂文·欧吉纳教授应邀在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做了为期两周的讲学。借此机会，本刊记者对斯蒂文·欧吉纳教授做了一次专访。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就您的研究成果来看，您既重视金融政策与实务的探讨，又潜心学术研究，这也正是我们杂志所努力倡导的，而这三者有怎样的关系呢?
    斯蒂文·欧吉纳：从一般意义上说，对特定的国家银行业的研究可以为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因为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要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健，同时又要推进金融中介的运作效率，在日常管理工作中或在发生金融动荡甚至是危机时，都要面临很多的政策选择和复杂的管理技术，学术研究应当既专注于理论问题的探讨，又关注现实中一些重大的实践和政策选择问题，其目的在于使得央行和监管部门做出更有利于银行体系稳定而有效运作的政策选择。当然，学术研究应当采用科学的验证方法提供充分的论据，并且通常是从长远的观点提出政策的建议，而不是关注短期效应。
    记者：回到您的研究中来，您认为什么是造成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而危机对银行业的影响又是什么?
    斯蒂文·欧吉纳：表面上看似乎是市场价格和货币政策的问题。大家都认为美国所发生的危机以及随后欧洲的危机发生的因素之一是低利率引起的，但也有不少学者探讨金融部门的风险率，以及房地产价格高涨等问题，也包括政府政策的失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关注银行业微观层面的问题，但是还是部分学者在研究这些问题。比如，有些文献研究货币政策、市场条件与金融稳定的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涉及基本的市场条件，并积累数据做实证检验。在一定程度上，所有这些研究都在试图了解和解释如次级债贷款和房地产价格高涨等现象。如果银行与企业对市场条件做出反应时存在异质变异性的话，问题就变得有趣多了。我和我的合作者正在研究长期以来的低利率政策如何影响到金融机构。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从学术的角度确认银行与公司对市场条件的反应的各种真实的因素，而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原因。
    记者：您有很多银行监管方面的政策建议，您怎样看宏观审慎监管模式与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模式之间的关系?
    斯蒂文·欧吉纳：2007年经济严重衰退之后所发生的银行危机使欧美经济蒙上一层阴影。当然，我们对这种现象并不陌生，很多经济学家都发表过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银行危机是时常发生的，通常都会引起深刻的和长期的经济衰退。如果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削弱，就会引起信贷供给减少和实体经济活动的萎缩。更重要的是，银行危机并不是外生因素，而是来自于银行信贷旺盛时所遗留的问题。
    对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学术界和决策者有一种广泛的共识，即金融监管需要从宏观上审慎地把握，以便减少金融部门对宏观经济实体部门产生潜在的具有破坏力的所谓负外部性。宏观审慎监管模式与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模式是相对应的，后者主要关注的是各个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健。例如银行在经受了资产负债表负面的冲击之后，从微观审慎监管的角度来看，去杠杆化有可能达到一种最佳的状态，但是去杠杆化的负外部性通过信贷供给的萎缩传达到了实体经济部门，从经济整体来看，这种负外部性构成了实际的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决策者应当从宏观审慎而不是微观审慎监管的角度来制定政策。当信贷供给周期遭受系统性危机的冲击时，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工具在原则上可以用来对付周期性的波动，即在经济环境良好时放慢信贷供给的增长，反之，在发生冲击时加速信贷供给。
    过去的25年中，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成为货币当局审慎监管银行业的重要工具。在新的国际银行业管理规则巴塞尔协议Ⅲ出台之后，管理者达成共识，建立所谓的反周期银行缓冲资金，在经济周期的各个时期规定不同的最低资本金要求，作为周期性调整的一部分，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旨在收紧繁荣时的资本金充足率，而在萧条时放松资本金要求。
    记者：请您谈谈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影响银行的反周期信贷行为的。
    斯蒂文·欧吉纳：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可以发挥一石二鸟的功效。首先，繁荣时收缩的资本充足率可为衰退阶段的经济提供额外的缓冲资金，从而舒缓信用紧缩的状态。其次，对银行自有资金比率的更高要求将放慢信贷从而收缩由信用膨胀引发的繁荣。后一个机制将潜在的信贷违约的社会成本更多地内部化了，或者说由于银行资本成本的提高而对高贷款率征收了更高的费用。
    基于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重要性的考虑，我和我的同行以西班牙1999～2010年银行业和公司作为样本，对反周期银行缓冲资金对非金融公司的影响以及其他相关性的实际影响做了实证分析。首先做了政策检验，考察反周期银行缓冲资金在外在的危机冲击发生时不同阶段的状态。其次，考虑反周期缓冲资金在危机时的作用。最后，在分解贷款供给和需求的基础上观察综合贷款的状况。实证结果显示出，由反周期银行缓冲资本而生成的动态配置，使银行的J帧周期的信贷困境有所缓和。在繁荣时可获得的信贷紧缩缓冲资金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皆有扩张，而贷款水平效应，即特定银行对特定公司的贷款都有强化的趋势。当公司从缓冲基金较低的银行转向缓冲基金较高的银行，所受到的影响更大。信贷紧缩的同时发生危及着公司资产的增长、就业甚至公司的生存。
    我们的研究结果对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有着重要的启示。实证估计说明，银行的反周期缓冲资金可以弱化负面影响，大大降低政府调整货币政策的救援成本。巴塞尔银行监委员会和20国集团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采取的措施得到了经验的支撑。
    记者：欧元区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欧洲银行业的监管又是怎样的机制?
    斯蒂文·欧吉纳：欧元区虽然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是各国有自己的监管规则和相应的机构，这是基本问题。各国央行还是主要考虑本国银行业的管理，很少考虑到其他国家的行动。有些跨国银行可能会更关注这一点。当然，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有一些机构考虑协调问题，成员国也都意识到应该有一定程度的集中管理。但是，在欧洲，并没有太多的泛欧大银行大到超出本国监管部门的掌控。欧元区银行业第二号指令规定了跨国经营的原则，但是各国的差异仍然很大，这跟欧洲银行业的相对保守有关。统一的货币政策并不一定适用于区内各个国家的情况。当然，各国的中央银行都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保持银行业的稳定。应当说是很幸运，即使在第二号银行指令颁布之后，跨境经营仍进展缓慢，因为银行到跨境经营毕竟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所以，考虑跨境运营时会顾虑再三。另外，要建成大银行也需要时间。在欧盟国家中发生的并购也多是境内的并购。欧洲的银行业和市场并没有实现完全的一体化，全面的统一需要更长的时间，也许是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做到。
    记者：请您分析一下欧洲银行危机后的竞争现状以及应当进行深入反思的问题。
    斯蒂文·欧吉纳：金融危机后，很多银行担心贷款合同的违约问题。就危机本身而言，很难让银行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各国政府通过间接和直接的方法，实施多项政策规制银行业的经营活动，实施政府接管和国有化等。一些银行担心他们的放款成本会提高。因为无论接受政府间接或是直接干预的银行都具有一定的优势来占有市场。长期来看，危机遗留下的很多问题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解决。
    目前，欧洲仍然有许多银行在接受政府的监控。从管理的角度看，目前比较确定的是，中小银行的服务和居民储蓄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官员还是学术界都有一种共识。欧洲的银行倾向于回到本土，具有民族化的倾向；美国的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也在收缩各自的业务范围，这些都会改变欧美银行业的竞争态势。近期的可能趋势是，在进一步进入市场或扩大市场之前，首先应当反思，不同的金融机构各自的功能应该是什么，怎样调整?当然，大家都认识到融资对增长的重要性。
    欧洲经济与美国经济相比有更长的路要走。由于金融体制不同，美国经济中银行中介的作用并没有像欧洲经济中银行的作用那么重要。欧洲的银行相对于美国的银行而言，更加民族化，眼光向内。美国是分业银行体制，即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业务是分离的。欧洲是全能银行体制，欧洲的银行业正在通过各种方式重组。很多银行担心它们未来的市场份额，危机后，客户贷款更难，波动性很强。从长期看，不确定性更大。此前，零售型银行大多涉及投机行为，从传统的贷款业务转向了房地产投资，现在是反思和调整时期。
    记者：金融机构不同功能的回归具有强烈的民族化倾向，这使得银行更加关注中小企业贷款难这一世界普遍面临的难题。请您谈谈欧洲的银行与小企业的关系是怎样的。
    斯蒂文·欧吉纳：银企关系是研究这一问题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尤其是考虑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时更重要，很多模型都是为了说明这一个问题。银行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比如银行间市场就体现了这种关系。辛迪加贷款(银团贷款)更具有典型性，因为一笔辛迪加贷款往往需要数次不断地切磋，而且要相互间的信任。这些关系的存在都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检测这些关系也就是观察金融市场。在危机时期，银企关系变得紧张。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更明显。在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之后，欧元区内外部融资渠道都大大增加。我们曾经从小企业选择不同货币贷款的角度考察过信息不对称对欧洲小企业与银行关系的影响。当外币资金利率较低时，所有的外币放款者和本币放款者的收益都有大幅度提高，而选择外币贷款的危机成本较低。如果银行对货币和企业的收益具有不完全信息时，甚至有更多的本币放款者转向外币放款，因为它们不愿意承担可能由此带来的整体信用成本。实证结果表明，银行业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恶化，更有利于外币放款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大程度取决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以及如何解决这种不对称，这也是今后需要关注的领域之一。
    记者：银行业的跨国投资也是您研究的重点领域，那么，您对中国银行业“走出去”有何建议?
    斯蒂文·欧吉纳：我关注的比较多的是外国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例如，我和我的同行曾利用最新的数据探讨了东欧国家和地区的银企关系，考察银行的对外投资是否改善了东道国的信用环境。我们发现，外国银行在信用分配效率上优于当地银行。更重要的是，如果采用得分法，在外国银行进入受限的情况下，可直接获得外国银行融资的企业与其他可比企业相对照，其投资更多，且显著增加了利润。换言之，只有企业与外国银行保持直接的融资关系，方能从中受益。相反，在外国银行可大量进入的国家，企业无论是否从外国银行直接融资，都具有同等融资和投资的能力。这说明，外国银行对当地银行业的渗透影响了当地的银行贷款政策，改善了所有企业的信用环境。就中国而言，1978年以后至目前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其中包括外国银行的直接投资。外国银行的进入同样也可以改善中国企业的信用环境。至于谈到中国银行业在欧洲投资的可能性，我认为，在危机后的最近几年，欧洲的银行业正在通过各种方式重组，中国的银行可以借此机会并购欧洲的中小银行。
    记者：您一向注重银行业的微观计量研究，您认为，为什么模型如此重要?
    斯蒂文·欧吉纳：通常做实证分析时，我们需要确认因果关系，这项工作非常富有挑战性。它有赖于时间因素，要观察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样也有赖于一定的理论基础，理论告诉我们的是，在实证过程应该关注什么，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检验。理论也能帮我们确认和追踪数据，分析理论与实际发生的场景是否一致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一致，从中体现出一种研究的逻辑性。我们需要做的正是这些基础的和实质性的工作，把握理论的脉络和实证的技术都很重要。通常都要有一个总体的框架，用特定的模型来解决问题，确认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因果关系，这要依赖于时间和数据。理论和实证同样重要。有了观点，才能考虑实证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就是微观银行学存在的基础。
    在银行的微观计量中，数据也很重要，如果你要研究一国的银行业，首先要考虑数据的来源是否可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保持数据的纪录，又是由谁来决定计量标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