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金融改革任务走到半途

    “大国大时代”年度经济报告会在北京举行。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贾康：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在座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我们的大国大时代，我借这个机会把自己作为研究者对于我们今天会议主题供给侧的改革这方面一些看法和大家来交流。
    在迎接党的五中全会和中央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这个背景之下，我所在的华夏新供给经济研究院形成一个，当时称为内部，现在过了保密期的研究报告，主题实际上是领导层面的命题作文，就是怎么样考虑改善供给侧的环境和机制，激发我们微观经济的主体的活力，我们理解在阶段的转换的情况下，怎么样创立发展我们新动力(310328,基金吧)的问题。
    在当下阶段的特征上我们看到很清楚，新常态新已明朗，而这个常态还没有实现经济的整体运行，需要完成一个探底，在企稳之后，来对接我们的中高速发展状况。增长力量得到提升，而且在时间上尽可能长久的中高速增长平台，这个平台的速度特征其实不是关键，到底能够在7左右还是6.5左右，那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间，我们可以大致预测一个量值，实际上追求是打造我们中国经济运行的升级版，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处理好新阶段上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的问题，目光还是要放到市场的主体层面，这样中国统计下来是7千万左右的市场主体，作为微观的经济主体他们的潜力和活力怎么得到的释放，这个主题上是非常有必要在创新的基础之上，注重在整个经济的供给侧来把握改善供给和思路要点问题，在这个视角之下的探讨，引出我们看到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里面，五中全会已经明确给出的表述，要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接着我们看到在中央的财经领导小组工作会议上和以后的经济工作会议上非常明确提出，我们要着力做供给侧改革，要提升我们供给体系质量和效力，所以正像主持人刚才说的，现在供给侧的改革和供给管理问题，是成为各个方面高度关注一个热点问题了。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那么在供给侧改革和供给管理视角上，如果从过去经济理论表述来说不是新概念，但是我现在听到有朋友在发问，我们过去好像没有太接触这样一个概念，能不能说得通俗一些？我试着把它勾画一下，过去经济学所说到资源配置，它怎么优化，这个研究，政府为主体的时候，它要发挥能动作用调控这个层面，它就必须寻求总供需平衡，它当然是动态的。在它的调控过程中间，政府的基本思路相对来说经验比较丰富、比较成型的是需求管理，需求管理的理论框架就是革命，他通过一系列的论证说明国家干预的需要，通过需求管理的总量调控反周期较之经济生活中间的有效需求不足。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越来越跟市场的机制的对接，政府的调控艺术，它首先是在需求管理这个概念，借鉴国际经验和积累自己的经验。
    我们过去确实比较熟悉，有一定的把握，是反周期的需求管理，它的特征总体是总量的，这个总量的指标是可通约的一种流通中间的货币量所表现的银根松紧，如果是经济周期的高量阶段，是需要收紧银根，如果是经济周期的低迷阶段，需要放松一点，它首先的眼界就是一个一个年度，就是短期为特征的调控。
    这一套需求的管理使我们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两次考验面前，我们总体来说给出了比较好的答卷，但是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反思却使我们意识到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不可忽视，所以我们前些年已经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这个角度上做了一系列的努力，而现在我们认为应该更注意怎么样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我对中央所说的，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理解就是要更多的注重以理性的供给管理释放和引领我们的需求潜力，那么这个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不同，就要说一下了。它的指标是相当复杂的，它不是需求管理那样一个单一的可通约的样子，它涉及的各种要素，它的指标是不可通约的，是带有非常强烈的结构性特征的，而且你要处理供给管理的问题，还必须结合的制度供给的问题，必须结合一系列慢变量怎么样合乎的意愿，更多处理的经常期的问题，它的复杂性是非常的明显的。从全世界经济学研究成果来看，所谓供给成果这方面的认识还相当不成熟，但是中国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的发展，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有所作为，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个方面等待别人怎么样继续深化探索。
    我们注意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它在理论上没有给出多少的清晰的解释情况下，它在实践中间的供给管理可圈可点。我们现在在供给侧发力，实际上也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间，国企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后发优势中间争取找到我们的先发优势。这个创造新供给的理性的供给管理，可能就是对应一个非常重要的鱼饵。
    那么在这样一个视角之下，我们形成的研究成果，简单汇报下来分这么几个大的层次，第一个大层次我们强调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学理上它是有共性的，我们并不认为供给管理只限于中国有它的特定意义，但是现在我们首先针对中国的问题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首先是现代化的问题，就是要弥合二元经济，首先要解决好的是三农问题，那么面对十三五，十三五对接中国梦，我们说已经进入全面小康的决胜阶段，面对中国梦它前面重要的2020结点上的战略目标全面小康，中央势在必行提出三农问题里面，首先在托底的层次上要解决7千万农村贫困人口怎么脱贫的问题，当然它的背景就是结合着我们要推进农业产业化新兴工业化和合理的城乡一体化、城镇化，而且中央还有明确的要求，加上人文生态上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的高标准，从托底扶贫中间来看，我们不得不考虑怎么样在结构方面，非晰形成一套可行要点，比如说7千万贫困人口一个都不能少的在未来的十三五期间要脱贫，它有什么样的对策，不是一个总量管理问题，它是一个很清晰的你必须区别各种具体情况给出针对性的措施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比如有的区域它的贫穷被认定就是因为那个区域的自然的生态的条件不适合的人类生存，没有别的办法，多高的成本你必须做搬迁性的扶贫，使他们的脱贫，有的具体的扶贫对象，就是因为有疾病，因病致贫，解决这个问题要对症下药，要赶快强化我们哪怕在穷乡僻壤也必须覆盖的大病统筹和一些需要救济辅助人员应急辅助机制，社会福利保障机制。
    有一些贫穷的问题关联的是多少年来没有真正在相关的区域里找到适合他发展的生产门路，那么这就是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的合理设计，给予特定的政策支持，让他们找对发展生产的门路，解决脱贫问题的，这样一个具体的情况，各种复杂的情况合在一起是比较典型的所谓供给管理的问题，从我们现在中国最基本的三农问题层面来看，我们就接触到不可回避的复杂的供给管理的问题。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区域之间的差距，我们现在区域差异还相当明显，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中央已经在2000年启动西部大开发以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和几十个国家层面批复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都是要解决的区域怎么样协调发展的问题。而这个协调发展，到了现在最突出的区域发展战略，是以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战略为代表。所有这些发展战略，涉及到非常复杂的有效供给的问题和结构性的这种处理资源的配制怎么优化的问题。这些要结合我们的中央政府、省级政府转移支付的力量，加强结合我们各种各样的区域发展战略里面，怎么样真正问题导向、对症下药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它又是非常典型的问题。
    中国如何有效解决供给管理问题
    再说到我们要使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中国大局的现实，就必须在创新发展的引领情况下，跟着协调发展，还有绿色发展，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中国的环境危机因素在升级，比如今年入冬以来，北京和周边地区几次遭受非常严重的雾霾打击，今天刚刚缓一口气，说明天雾霾又要加重。雾霾它的形成是非常复杂的，我后面专门勾画了一下中国特定的国情，而它的解决在我们分析认为对中国造成我们现在非常明显的环境压力这种非常之局要有可行的非常之策，它又是供给管理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绿色发展绝对不是靠我们的过去总量调解的经验能够解决的需求管理的问题。
    要再说到中国的创新型发展之路，走创新型国家这样一个在基本国策上认定的道路，那么前几年我们已经启动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研究，形成规划以后，里面确定了很多的重点，比如说十六个重大的专项，它又是一个很典型的供给管理的设计，这十六个重大专项都是中国必须解决的难题，比如最新我们的听到一个令人欣慰消息，就是大飞机终于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争议了几十年纠结几十年，现在我们的大飞机已经进入了取得试航证的阶段。我们的经济社会的转轨还在持续过程中间，还必须瞻前顾后突出重点，而且同时要兼顾面面来推进全面改革，这里面必须垫付转轨的成本，具体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如果说前些年我们反复议论，在三中全会终于起动的公车改革，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会知道，它里面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有非常的明显的效果的。
    中国怎么样有效解决有效供给特征的供给管理问题，我们还有一些不好重点去强调的问题，比如说国防和特定的重点建设，可能各位也心知肚明，上个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发生之后，中国人认识到必须在国防和整个军事发展战略上，要做重新的设计和讨论，一直发展到前不久我们的军改专门会议。
    和它这个相关的，前几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由于外部环境逼着我们设计了三沙市，三沙市面对着22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常住人口只有几千人，但是这个框架一旦建立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在这个海域里面，必须保持有支撑力。它设定以后也是成为一带一路上重点的永久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和重点的建设工程以后在我们的整个版图星罗棋布放在一起，它一定要纳入供给管理之下的通盘设计。这种情况下想强调就是原来在需求管理方面，它的一些基本经验我们必须加以总结和优化的同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怎么样更好的区别对待在中国的三农和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支持深化改革、国防等等领域。利用好结构性的对策，也就是把制度供给改革问题放在这里面一起考虑，这样一种处理就是通过供给管理加强我们经济社会中间的薄弱环节，也就是增加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强化我们的发展后劲，而且这样一些努力会客观上在新阶段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的客观建设需要。它处理得好，就是在绝对不会恶化我们总供需的状态下，也就是在新的阶段上面我们的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挑战中间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国家综合的竞争力。
    供给侧改革的中国国情
    所以，应该把供给管理摆在长期事业中，更多加以强调和优化，我们作为整体工作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现代化之路其实就是邓小平设计从追赶到赶超式后来追上的现代化过程，“中国梦”是作为第三步战略目标实现之时一个非常形象化的表述，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间，我们认为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守正就是你要充分的认识适应和尊重市场规律，对市场你要抱敬畏之心。同时还要出奇，不是把别的国家市场经验拿过来中国就算现代化了，中国一定要考虑，我们怎么样尊重市场，总体而言是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样就是把总量型的需求管理和结构性的供给管理，紧密地结合好，特别是把理性的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以及更长时间段，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我的体会是，中央实际上把这样一个角度从学识层面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之上，显然供给管理的探求，就是贡献于这样一个基础理论支撑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现代化过程。
    接下来我们第二个层面讨论就是中国面临国情制约，我就提出至少有三个方面是不可回避中国现在面临的国情因素条件，第一个就是所谓半壁压强型，三重叠加的巨大的能源环节和空间压力因素，
    要提到上个世纪30年代，胡焕庸教授刻划胡焕庸线这种基本国情，当时胡教授把我们东北的瑷珲县黑河作为起点，划一条线连到云南的腾冲，这一条线大概45度角它右下方，东南半壁，统计数据表明，占整个国土的42%左右，而聚集的人口是当时中国人口的96%，换一句说，20分之19以上的人口是聚集在小半国土上，这么多年过去了，差不多80年，一路看下来，居然这样一个数据基本不变。不要忘了，我们1949年建国之后，有多少人支边，这些年有多少的要素的流动，现在统计看出来，国土的面积大概变化不超过1个点，因为边境线上有一些小的调整，仍然是这样42%、43%小半国土上，聚集的人口是多少？94%，只比当年的统计下降2个点，还不要忘了这个统计主要依据的是户籍人口，还要考虑流动人口呢，换句话说，现在从80年前中国的人口大概也就4亿人口，现在增加了10个亿左右，接近14亿人了，这样一个比例关系基本不变，这个不变的过程中间，中国形成了世界上各个经济体完全不可相提并论非常之局，这么大的国土上面，实际上少半的国土，承受了我们绝大多数人口和人口上升过程中间，越来越提升对于资源环境形成的压力，这个半壁压强型所带来的基本国情跟别的国家都不可相提并论。有的学者说，美国也是和中国的版图差不多，它有些人口的聚居程度特别高，比如纽约地区等几千万人口在那个地方，我说你不要忘了，美国的总的人口规模是3个亿，中国的零头都不到，中国这边东南半壁有几千万人口的压力是叠加的，他们形成的这样的环境方面的咱们大家关心的造成雾霾污染的要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这积累的，这几十年我们正好进入工业化、起飞阶段而伴随非常明显粗放性特征，这个粗放性特征，就是造成了资源能源使用中间污染因素迅速提升，这个第二重因素叠加的第三层，我们现在终于看清楚中国所谓资源禀赋就是以煤为主，没有任量能够改变它，我们过去曾经认为有可能以更多的油田开发出来，曾经一度说，把贫油国的帽子扔到(601099,股吧)了，对不起我们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贫油国，60%的左右的原油(37.07, 0.31, 0.84%)依靠进口，主要的基础能源靠得是煤，而煤就是造成污染这方面最有压力的化石能源，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往前看无论你怎么发展煤之外的其他能源，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个基本国情之下，我们称之为三重叠加非常之局，它是我们实现绿色发展，它所面临这个总体而言挑战是非常严峻的，必须找到供给管理的非常之策，时间关系我不能展开，我们已经写成文章，所谓供给管理全面考虑，要抓紧一些思路和要点，但是这是必须摆出的非常明显的国情因素。
    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个我们要强调中国国情因素之下，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的阶段到来了，虽然这个概念在学术界还有着激烈的争议。中等收入陷阱最早在2006年由银行专家群体提出，它的依据就是统计数据，它是前面大半个世界，世界上103个经济体的统计数据归纳出来的统计现象，你要反驳这个概念，你必须拿出你的相应论据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真命题，而且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避免重蹈覆辙走向连通中国梦的顶级真命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我们往前走，并不会依照我们过去30几年的经济，一路达到中国梦，处理不好很可能落入这样一个陷阱，这样一个严峻的考验是历史性的，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做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地充分考虑。中央这次说的矛盾积累、隐患叠加所至何在呢？就是我们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解决矛盾和隐患的问题。
    第三个国情因素我们强调的就是在弥合二元经济走向中间严峻的挑战，邓小平在一开始考虑到我们发展进程的时候，他非常明智地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否则整个发展前景是不可能打开的，我们不可能齐头并进的提高富裕程度，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你要打破这样一个状态，必须允许非均衡的发展，那么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后，邓小平最关心怎么样走向共同富裕？
    2000年我们起动西部大开发，也是这样一个导向之下，我们现在不得不考虑控制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更加的公正，实际我们的矛盾凸显恰恰就跟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多的社会成员感受到分配不公正的问题，分配秩序的紊乱，隐藏着对于社会最有侵蚀作用的。所以弥合二元经济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体现我们整个社会经济里面的公信力，要能够使社会成员能够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能够被我们整个体系有效地加以保证，有了这种预期，我们的社会和谐长远发展，才能够真正按照我们意愿掌握好。这三大国情的因素条件后面我们强调的就是问题导向，必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必须争取在未来按三个阶段去对接伟大复兴，十三五期间最关键是要推进改革攻坚克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现在的指标的要求，每年GDP增长6.52以上就可以实现，虽然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压力，但是这不是真正的难题，真正的难题在2020年中央的要求，必须使改革的步子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否则按我们的理解，那个时候哪怕实现全民小康，全民小康的价值也大打折扣了，因为如果没有2020年伴我们的改革起着决定性的成果，那我们发展的后劲就要打一个大问号了。十三五实践怎么样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攻坚克难，在取得2020年全面小康的同时，我们基本的改革任务要取得决定性成果，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接下来的10年，要乘势架设改革创新之桥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按照现在粗粗的预计，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应该接近1万美元左右了，前些年我们超过3千美元，这是标志性中等收入阶段，现在统计上已经走到7000多元，再经过5年左右的努力，如果达到1万美元，或者1万美元出头，那么再往后，还要继续努力使它超越1万三千美元，大概是粗线条达到高收入经济体一个下沿，这样一个量值要达到，我们还需要巩固它，因为经验表明，前面一些经济体，少数的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接近或者达到了高收入的阶段以后，它出现反复，我们希望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间避免出现的反复。要依靠创新国家来打造对接高收入国家的进步。再往后20年，我们继续持续强化我们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特别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这样能够重返世界之巅，达到伟大民族复兴。
    第三个层面正面提出的是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是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微观潜力为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我们的微观层面的潜力是非常雄厚的，整个中国的发展前程，工业化应该也就是走到一半，沿海地区到中后期，很多中西部区域实际上是初期，特别我们的真实的城镇化，中央所说的，现在统计上更有意义的供给人口的城镇化率，其实也就是40%左右。国际经验是城镇化它要伴随着工业化走到70%的高位才会转入低频发展的阶段，这30个点组成的发展空间，也就意味这未来每年我们提高1个点，也要高速发展走30年，这个潜力的空间，这个潜力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国力和长远发展的支撑力，是我们的以改革打开潜力释放空间这样一个命题，我们如果总结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前面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主要依靠制度供给方面的变革，我们在已经取得一系列的成就以后，目前应该承认中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它在呼唤着实质性我们供给侧改革的创新举措，具体分析一下，它的主要的设计的要素的类型是五大方面。
    国际经验
    它包括劳动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以及资金的资本，再有就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安排、制度供给。这个国际经验在这个方面可以告诉我们的是，各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面三项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比较容易体现出来的，中国就是这样，我们一旦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大量剩余劳动力所带来的低廉劳动力成本，成为我们的中国形成了比较优势，一路走到现在成为世界工潮，我们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跟过去严重开发不足跟市场无法对接，一旦跟市场对接，进一步开发的过程中间，那么很多和土地不动产相关的要素它的表现从无价变有价，从低价变高价，它带来的物质利益原则下的这样一种内生的活力就是促使着我们经济生活越来越有声有色，这些资源之间的互动就促成了我们的前些年超常规发展过程，当然越来越多伴随大家关注到，为什么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这个具体的要素，它进一步潜力发挥现在在劳动力和土地这两个方面都明显表现出支撑力在下滑，我们的劳动力在最近几年出现用工难、民工慌，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的粗工、壮工、农民工他们的工资有条件得到比较快的提高了，你不给他更高的工资就留不住人了。这个变化从正面来说，就是我们的收入提高，也就是从低端开始再往上抬，这是一个带有健康因素的合乎逻辑的一种变化，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低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迅速离我们的远去，再加上人口结构的问题，我们人口红利在迅速消失，这个劳动力的人口方面的支撑比较明显的滑坡，土地跟自然资源的表现就是，现在在土地这方面要提供它的重要作用来支撑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间整体拆迁补偿，开始感受到的成本越来越高，已经近乎从未来发展来看难以承受，比如说咱们北京几年前就知道了，你现在在城乡结合部碰到拆迁的问题，一平米的拆迁对应是5平米，放大5倍商品房的补偿，当然谁碰到这个事情谁非常高兴的，但是整个社会你要想想它的可持续性，还有未来讨价还价机制上还会催生它抬得更高的前景，是不是使我们感觉到，这里面我们面对非常明显的挑战性。
    金融改革任务走到半途
    说到第三个要素，一开始我们资金是严重短缺的，我们必须引进外资，好在改革伴随着开放，开放条件下，外资进来不光带来了资金，而且带来管理和技术，这方面对于中国有益的经验，同时也就帮助我们完成了本土上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现在的民间资本已经十分的雄厚，但是同时我们感受到我们的常规投资运用资本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它所谓的边际收益递减的特征非常明显了。投资机会在这里面成为难以捕捉的一个特定的事项，很多投资者发现，大量的资金找不到适合的投资对象，我们这个金融方面虽然有一系列改革的成绩，但是客观的讲，我们金融改革的任务也只是走到半途，而且某些具体的事项上"行百里者半九十",特别关键的事情放在前面并经受着考验，这三项前面说的供给侧的要素，它的贡献继续发挥出来，但是他们支撑力的下滑已经是不可回避地摆在我们面前成为了一种挑战性的问题。我们必须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后两项上，也是国际经验表明，所谓大家热议的全要素生产率，它的来源主要是后两项，科技是邓小平所说的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力不是在前面生产力所说的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供给加一个要素，它是加一个乘数，这个第一生产率的第一就是在于乘数上面，我们现在必须抓住科技创新不放才能打开新局面。中国总体来说，这个全要素生产领域比同领域要素进一步深化改革有效制度供给。这个有效制度供给，是作为我们现代化的关键，我们最大红利的制度红利的代表，把这样的五个要素的问题掌握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我们必须考虑到怎么样真正解除这些要素的它的必须去除的供给约束。
    我们在这五各方面都必须正式提出问题，在问题导向之下，要提出可行的思路和要领，我们认为在这个方面的支撑，首先还是新供给的经济学所强调的改革，某种意义上讲，所谓新供给现在说的供给侧就是落到改革命题上，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面跟着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率的提高，在这个方面怎么样正好的守正出奇，我们提出针对五大要素，要有对应的可行措施，比如说劳动力的方面，我们必须立即调整人口政策，而且今后要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口发展的人口资本的战略，我们看到五中全会终于给出放开两孩儿，动态跟踪之后，我们认为今后不太长的时间段，很可能的一两年之内有后续进一步调整的政策的措施。另外我们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有十几的步伐，比如说到重庆的地票制度，还有土地的不动产相关的上海和重庆两地试点的不动产税、房产税改革试点，它的制度建设意义都是不可忽视的，我们未来在这个方面一定要实质性推进改革的措施。再有在金融改革的面，在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的搭配，以及金融的监管和深化等等方面，一定要有我们有所作为的举措。在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和减负方面激发微观经济活力方面要真正抓到文化之所在，在减税的同时，真正有效降低税外的负担，特别是那种让企业感受最痛苦的非常不规则的综合成本，这是中国要解决企业活起来里面的必须抓住不放的真问题。我们在教育改革方面，一定要有突破，创新驱动战略方面培养高水平的人才，和调动人才科研积极性方面，一定要问题导向来解决。所有这些供给端的改革举措，离不开我们投资等等方面综合配套改革一并设计，这方面时间关系我只是点到一个关系，我们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的制度的改革，这还是三令五申不断提要求的改革事项，已经看到行政审批清单缩小到几百项，但是剩下这些都是有关部门看作命根子的实权，进一步在这方面取得改革的实效，就是进一步抓住时机，我们要把已经说了多年的大物质和改革一并考虑，这个当然具体的时机在未来，但现在你必须研究预案对应这样改革的需要，扁平化你是必须结合着大物质改革，加以综合设计的，是我们制度供给管理里面的框架性的问题。
    要说到我们现在投融资，说到我们的底价关系，价格形成机制，这方面问题已经非常具有挑战性，已经到了攻坚克难的阶段。我们看到中央不断地下发文件，以及现在特别强调的价格的改革，新一轮针对基础能源和能源产品的联动改革势在必行，以后我们的投融资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更多形成的有效投资和PPP机制的对接是势在必行的。所有这些总结起来，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到了一个非比寻常关键时期和历史性的考验关口，我们必须在继续运用必要的需求管理的同时，掌握好以改革为统领供给管理的方略，我们未来一旦时间，为了打造新一轮经济发展的中间的有效机制，必须问题导向从供给侧入手，针对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从微观主体的创业创新创造的层面上努力释放潜力活力，通过有效的供给侧的改革来托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力，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来对接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