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中国经济的成长性和2023年乘势而上的发展前瞻

    按照约定，我主要从宏观层面谈一些自己对于中国经济成长性和我们今年怎么样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的基本看法。
    我们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系、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要得到实现的基本路径，就是必须实现现代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传统体制下就提出的“现代化”这个概念，邓小平把它设计为“三步走”的一个后由实践证明水平极高的大框架。“前两步”提前实现之后，中央又把后面半个世纪时间跨度50年内的第三步，设定了一个2020年的节点目标——全面小康，这也已经实现了。再往前，现在是按照“新的两步走”，要在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205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间，要注意到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虽然有许多成就，但同时也面临明显的挑战。我们必须在此过程中，“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追求高质量发展，这势在必行。
    在运行的态势上，引领新常态，其“新”就是意识到高速发展难以为继，必须要牺牲一些速度而转为中高速的升级版高质量发展状态，这就需要有结构优化、绩效提高，来实现这种高质量状态。经济的下行已是直观的表现。如果从整个现代化过程考虑，我们现在要聚焦高质量，但同时也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达到新的两步走的目标，它有一个客观上要求的保证速度。在这方面作为研究者我们有一个粗线条的测算：按照中央“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文件所要求的推进，有一个经济运行中必须把速度“维护在合理区间”这个定性要求，那它的定量是什么呢？总书记关于中央《建议》的说明里非常明确说到了有两个递进目标，就是经过测算，认为我们很有希望在“十四五”末期，使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现行标准的高收入经济体水平，这是一句铺垫，意味着中国经受历史考验，要在“十四五”末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紧跟着的第二句话，是很有希望在2035年使经济总量或折为人均的GDP，比2020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这样一来，研究者可以测算出一个量化结果，从2020这个起点上达到2035，总书记说的这样的一个目标，15年算总账，年均增长速度应该是接近5%。
    实际的情况我们看一下，从2010年中央提出稳中求进、意味着要开始引领新常态牺牲一些速度，地方和企业经受阵痛而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运行态势来看，其后两年间速度比较快地落到了8%以下，再往后三年间相对缓慢地落到了7%以下。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12个季度之久，三年为期的时间段上，中国经济运行是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内波动。当时我们觉得很有希望对“L型转换”加以确认，这个“L”的一竖是下行过程，然后尾巴拉出来，那表示要实现一个时间越长越好的平台状态的运行。但是在2018年的一季度，中美关系交恶，被称为“贸易战”的新局面出现了，实际上后面紧跟着还有科技战、金融战、外交战，以及军事上是不是有可能擦枪走火热战的风险，市场预期明显不好，原来6.7%的底线被击穿。到了2020年之前，2019年报出的年度增长速度，只有6.1%了，而2019年第四季度我记得很清楚，是落在6%这个整数关口上。而2020年的疫情来了以后，使当年第一季度的增长速度一落千丈是-6.8%，全年经过努力只有2.3%。这是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低速，但却是那一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里唯一的一个正增长案例。2021年我们看到同比是8.1%，上去了。这个8.1%的可比性很弱，实际可比的，应该是把两年做一个复合的平均数值处理，它是5.2%。前一段时间统计局把2021年数据按照国际惯例做了调整，调整是往上的，报出8.4%，那么两年平均应该是5.3%的样子。请注意，2020和2021是“一低一高”，然后2022什么样子？中央说的三重压力，造成2022年又是一个低增长年度。去年第二季度经过稳大盘的努力，也仅仅只有0.4%的正增长，全年只有3%的增长幅度。这就又出现了一低。今年2023年两会上大家都知道了，提出的引导性目标是年度增速5%左右，一般人认为如果不出大的意外经过努力应该高于这个5%，我个人始终是觉得很有希望达到6%左右甚至更高一些。那么假定一下，2022-23年又一次出现一低一高，今年如果达到6%，两年的复合增长，这个平均值是多少？4.5%左右。整个中国经济下行过程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如果从这个数值的变化来看，下行过程还没有完结。但是今年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向上转换的拐点，很可能对接的是明、后年不再出现新的低，而是乘势继续把景气水平维持在比如说6%左右这样一个中高速水平。那么我们就要努力在保证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使表现出的速度、景气水平更高一些。速度如果比6%高一些，那就更合乎我们前面所说的15年算总账的保障速度的要求。因为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就是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中总规模基数越高，速度重心越可能下调。我们要准备“十四五”是未来15年速度重心最高的状态，如果能够把5年的平均值落在5.5%-6%的区间，那么要准备“十五五”这个速度重心往下落，希望不要击穿5%，“十六五”速度重心再往下落，希望不要击穿4.5%。这样一来，15年算总账就可以达到总书记所说的2035经济总量折为人均GDP再翻一番配合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的保证速度数值。这就是一个宏观背景上我觉得要勾画的情况。虽然要聚焦在高质量上，但是通观全局，对于保证速度也要有概念，要趁着2023年我们已经走过了疫情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最困难的阶段，如不出大的意外（今年还有专家所说五六月间可能的新起疫情等等的困扰，但是估计不会有过去那么严重的负面作用了），我们要乘势往上走。同时，也得承认，还有种种不确定性因素，还必须继续强调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为什么这次两会上把数值定在5%，而不是人们普遍估计的5.5%或者6%呢？为什么这个5%还明显低于世界上较有影响的预测值像摩根史丹利预测的5.7%呢？看来还是觉得要留有余地，要强调审慎，准备应对一些突发情况，等等。我们也不排除在风云变幻中间确实有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令人担心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想强调一下，我发言主题里的“中国经济的成长性”不能光看眼下的一段。要从当前的短期衔接到中长期，一直到整个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的未来将近30年时间段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怎么认识？这个认识跟市场人士、企业界、各行各业有本职工作定位的社会成员怎么考虑取势、明道、精术、择时这一套要领，有认识上的明显价值。
    作为研究者的探讨，我愿意把自己的看法勾画一下。我在自己人生经历里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事情：在1977年已经进入秋季了，当时我在农村部队有过经历以后，是在北京矿务局的机电厂已经当了四年多的装配钳工，听到的新消息是说要恢复高考，我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我那时候感觉有强烈的求知欲，一直想圆大学梦，当时的原则是叫“工农兵推荐上大学”，而我每年在班组、车间得到推荐都不成问题，但到了厂部，厂领导手上有厚厚一沓子条子（那时候早已经“走后门”成风），根本轮不着我，而这时候觉得通过考分上大学，成了自己的希望，要赶快准备参加高考。所以跑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看展览，恶补自己的历史知识。自己没有正规的中学教育过程，也知道考不了理工科，但是对社会科学一向感兴趣，要考文科。到了历史博物馆，展览中有一幅我看到的孙中山先生当年海宁观潮之后题写的题词，应该称为他的“墨宝”了，内容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看了以后印象非常深刻。以后几十年做研究的过程中间我反复在想，孙先生当时面对着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考虑要振兴中华的时候，他明确地认识到存在着一种只能顺应、不可违拗的世界潮流。我们学术上就可以说，这个潮流反映的是什么？是人类社会文明提升、进步的主潮流，它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这种潮流是什么？我愿意把它概括为至少六个概念：
    第一，工业化。中国有灿烂的古代文明，但到了工业革命以后严重落伍，被人家甩下不知道多少条街。没有别的选择，必须急起直追大踏步跟上时代完成工业化，而工业化伴随的，一定有第二个概念即城镇化。这两个不可逆转的潮流，我们传统体制下对前一个的认识就非常明确，“一五”时期开始，就追求尽快建立自己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传统体制下有一些成绩，也有严重的失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道路越走越宽，我们现在已经经过了经济起飞高速发展阶段，发展到了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的“世界工厂”状态，但是这个世界工厂的水平，是“大而不强”，我们主要是大路货水平。
    有的人士说，中国工业化已经走到后期，我不同意。我认为客观地讲，中国的工业化在沿海少数高地有后期特征，但是更多的沿海的洼地，广袤的中西部，合在一起总体而言，中国的工业化应该是一个从中期向中后期、向后期发展的阶段，这也吻合中央的非常严肃的判断，即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这个国际地位没有变。14亿人的中国如果到了工业化后期，怎么能说还是发展中的经济体呢？我们制造业规模旁边的大而不强，是最明显的制约，这一方面要使我们自己认识到应“善于守拙”（邓小平原话里的内容），知道自己技不如人之处；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这同时说明我们后面还有相当可观的潜力发掘、继续发展的空间。这个工业化继续往中后期、后期推进的过程中伴随的城镇化，走到了什么程度？有的人（包括很有影响的一些人士）说，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要碰到天花板了，他们看的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不多66%了，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水平到了70%左右，要转入比较低缓的发展阶段。但是我愿意强调，这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严重掺水的。中国有一个不掺水的、能够更好让我们凭借着这个指标来认识真实城镇化水平的低得多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它只有45%-46%的样子。换句话说，14亿中国人里，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市民身份，前面几十年已经进城的三亿多人里的大多数，还是不能改变所谓“农民工及其家属”这个称呼——这个称呼是带有荒唐意味的，在北京等地，也包括咱们这边的大城市，广州、深圳，他们已经工作、生活、居住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几年，跟农业、农村已经没什么直接关系，只是因为他们的户籍迟迟不能落在中心城市区域，还必须留在老家，所以称为“农民工及其家属”，这样他们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系列待遇上就是“入另册”的，实际就是受歧视的。不是我们故意要歧视他们，是我们的发展没到那个份儿上。像北上广深，如果当地政府稍微有一点儿松动态度，就是给出一点儿放松户籍管理姿态的话，那么马上会有潮水一般的人要涌进来，当地政府是根本招架不住的。这当然又是我们的短板。同时，这也就意味着对后面的空间必须重视，既必须补前面的欠账，又要更好地打开后面的发展空间。大的趋势，是未来的几十年，中国的14亿人口总量会慢慢往下减少，但这里面还会有3亿到4亿人，要从农村迁徙到现在接近700个大中小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而且中心建成区的数量还要增加，大多数的这种建成区——我们称为城市、城镇的地方，城乡结合部会要往外推，还要建不少的新区和发展城市群、都市圈，必须要有一轮一轮相匹配的建设发展。这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合在一起、我们要看清楚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这方面如果讲真实城镇化水平，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往上抬一抬，我是同意的，因为毕竟常住人口城镇化反映的，还是其中具有效供给的提升，适当提上来，我认为真实城镇化水平也只能看到50%出头儿。按照继续往前发展，城镇化水平一年上一个百分点的话，我们走完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还要有15年到20年——那是在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后了。这两个概念合在一起，加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改革开放”四个大字基本国策所体现的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市场化”的改革，
    “国际化”的开放，再加上我们必须紧紧追随硅谷开创的数字经济发展大潮流，推进“信息化”，以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里已经非常明确的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民主化”，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在这六大潮流的汇合中间，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根本利益之所系的和平崛起。
    这样一个在种种不确定性旁边，我们看到的确定性的、客观上相匹配着的成长性因素，一定会使未来几十年（如果我们自己不犯低级错误），中国大地上的场景就是：在将近700个中心建成区之外要建新区，已建成的地方还要更多更好地发展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要有一轮一轮的建设和一轮一轮的升级换代，伴随的是工业、制造业要一轮一轮作产业互动、产业升级，以及全社会一轮一轮推进的人力资本培育。这是只有以经济学研究上极为独特的“巨国模型”才能描述的一个成长过程。中国14亿人如果实现了现代化，那么它的总人口规模超出了现在所有我们认为是现代化经济体的人口规模总和（大概10亿出头儿），这个过程中间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一定会表现为以内循环为主体而内外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中巨量需求的不断释放，和全球有效供给的回应。这个供需互动的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成长性概念伴随着的韧性、回旋余地、潜力空间的不断发掘，也就是领导人和有关部门所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它并没有被最近一些年的扰动因素所颠覆。认清这一个不确定性旁边从长期来看的确定性，我觉得它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我们市场人士、企业家、企业界社会成员认同这样一个对前景的看法，那么他门自然的选择，就是所谓长期主义行为。我不否定在我实际接触的很多企业界人士中间，这几年感觉不好，特别是民营企业“定心丸”总吃不到位，我们也看到了，指标上观察移民倾向在提高，很多人说我不得不脚踩两只船，觉得不对头我可以拔腿就走。但是如果我们同时更多地从长远看这个成长性客观因素，它给出的未来可能的中国发展动力使我们能够对接现代化的前景，并且再加上“做好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的主观努力。很多的企业家，也自然而然就把长期主义作为自己最基本的原则，比如我接触到的做多元发展、而在养老产业里这些年做得风生水起的泰康，出了一本书讲它的养老，这个养老既不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也不是什么高科技，但它确实是一个现在大家都看得清楚的非常有前景的赛道——它已经在全国布局建成了十几个园区，北京叫燕园，上海叫申园，苏州叫苏园，诸如此类，还要进一步扩展到全国几十个园区，它的书名，就是“长期主义”四个大字。这个意义，对于我们前瞻发展，是非常有认识上的“决策参考”价值的。
    当然，我们同时必须注意，中国是要拥抱全球化，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过程中，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态势影响太大了。现在的一些信息还是扑朔迷离。在新的一届政府到位之后，李强总理对于中美关系的几句话，说得非常简洁，但非常到位。他就是正面强调中美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贸易和投资上共享全球产业链的基本格局，我们应该以全力千方百计争取中美关系斗而不破。当然，做最坏的打算是有必要的，但要争取最好的结果。中美的贸易，我前几年拿到的数据，是说在2019年年底之前往前追溯，差不多两年的贸易战，中国主要对美国出口的十几大项的出口品的下降幅度，其实很有限。第一大类的化工产品和金属制品，下降不到一个点，看起来下降幅度最大的家具和玩具，也就是10.5个点，算术平均十几个门类下降也就是3%，加权平均下降幅度更低。那么李强总理给出的数据更清晰了，后面的两年，中美的贸易还上了新的台阶，虽然有关税提高，加了那么多的税负，贸易总规模仍创出新高。投资方面，曹德旺、马斯克们代表的双方间的投资，在贸易战剑拔弩张之后，继续在起重要作用。中国在全球的贸易中间，又可能以多边来制约中美双边关系。我们2017年的时候，作为贸易出口第一位的规模，已经超出美国差不多1/4以上，现在听说是2/5以上，这个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我们和美国看起来它最坚定的盟友欧盟，不久前签成了一个大单，这是刚刚在俄乌战争以后美国自己满意地巩固了它的阵线之后传来的消息，中国人要以300多亿美元陆续买进260多架空客的干线大飞机，于是波音的领导人马上就坐不住了，当时还有疫情控制，但是他不顾美国政府的不愉快，坚持飞到中国来谈未来要发展合作。这些因素，我们都要充分运用。中国和美国都有成长性，以学者处理的数据看，2017年美国往前追溯到1900年，这么长的时间段里，它的GDP翻了36倍，这个过程中它确立的就是综合因素而支撑的世界头号强国地位——我们中国方面现在的表态，官方的说法，是我们无意挑战美国的头号强国地位，而且我们不同意美国人说的中美关系第一位是竞争，我们还是强调第一位是合作，我们绝不脱钩，那么就要争取和平崛起，实际上就是和平竞赛。以2017年同样时点的中国GDP，往前找它的1/36，找到的是1987年，改革开放都已经进入第8年了。同样都是36倍GDP成长性，时间轴上为1：3.9，换句话说，大数上，中国是以一个时间单位实现了美国4个时间单位体现出的成长性，而且这个发展态势没有完结。如果我们自己处理得好，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基本路线，对美国方面，重温邓小平所说到的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善于守拙，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等战略思维，我们还是有可能在自己不犯低级错误的情况下，得到时间这个最好的朋友相助——我们走上坡路的中国，可以借助一个时间过程，最后让美国朝野一致又走到一个新的拐点，即全面遏制中国最后的结果，是不得不承认中国仍在不断缩小和它的差距，那么就要考虑怎么样共存，共同发展。这就是争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命运共同体当然包括头号强国美国。在这个发展认识的大框架下，当然我们要有风险意识，中央也在强调安全，对底线的事情要专门做准备，但是该争取做到、做好的事情一定要全力以赴。
    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宏观上要有高水平法治化营商环境。这次李强总理又特别强调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我觉得落到实际的原则体系上，要重温上海自贸区一开始要求多轮复制的那个原则体系：企业面对是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充分地在市场上面得到产权保护、于公平竞争环境情况下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去试错去创新，而政府方面革自己的命，必须是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不能认为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做什么事情都是做的堂堂正正的调控，必须先明确合理事权，跟上“有权必有责”，即还要有事权清单后面的责任清单，还要有绩效考评和问责制。这一套原则非常好，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就首先要统一在这套原则上。当然，实行起来就是深水区改革攻坚克难啃硬骨头的任务了，但我们可能别无选择。微观方面，焕发活力有一系列要讨论的问题，包括今天会议的主题，我们的通用航空、民用航空等等，怎么样综合协调的发展，在市场的竞争中间怎么样提高质量。
    我想把整个中国发展机遇上要掌握的要领对应到一个“微笑曲线”上做个直观的勾画：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是横轴，表示不同的位置，一个供应链上一开始要站立的位置，就是自己能不能有创意创新取得成功，树立品牌，后面当然要有规模化的生产，再往后是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市场扩展。纵轴表示不同位置收益的高低，在不同的位置上，经验表明“两头高，中间低”，这像一个人微笑的嘴型，所以称为“微笑曲线”。中国现在虽然是世界工厂，但大量的产能仍然落在中间。比如我们知道珠三角这一带，早就生产全球85%上的儿童玩具。但这么多年了，我们能想得出来一个中国本土叫得响的品牌吗？可能一想到的是长盛不衰几十年的芭比娃娃，到处都看到儿童手里玩的乐高积木，牢牢掌握在国外主体手中的是高收益，我们自己做的，是中间低收益的加工。苹果手机开创智能手机新时代，畅销全球，大量的加工生产在中国国内，我看过郑州的厂区，三十多万人三班倒连轴转，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产品既供应中国市场，又供应世界市场。我们自己取得的，有宝贵的劳动者（特别是低端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他们的收入，又有税收，这对于政府履行职能不可缺少，还有统计上表现经济增长和景气水平发展态势的GDP，但是对不起，我们这个工作，按吴敬琏老师讲，说得难听一点，干的是硬苦力。左右的高端在人家手里，真正要往前走，还要意识到“上有打压”——美国人现在看起来铁了心不变，拉着它的盟友全面遏制中国；“下有追击”，越南、印度、印尼这几年的发展态势总体来说是超越中国的，使我们夹在中间，一般专家是认为还有五年或者再长一点的时间窗口，我们要争取把我们自己的位置从夹在中间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扩展到把产能往左右高端推上去，打开新局面。如果真的被夹在中间，那我们的路可就越走越窄了。这个升级发展、高质量发展，实际关系着中国现代化的命运。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已经有亮点的表现，比如广州的汽车生产厂家过去生产“广本”，干的是中间的活儿，后来下决心“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已经在前几年推出了自己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系列，我看到报道，其中有一款广汽传褀，在国内有几年汽车销量下滑的过程中，它却卖得非常好，高的时候一年可以卖出50万辆以上，每年几十万辆出货。至少这个阶段性的表现，就是它的位置已经到了左右高端，而一个战略性的新决策，就是可以考虑，如果能稳定住这样一个格局，它可把生产线按照早就在珠三角说的“腾笼换鸟”这个意思迁到越南去，以一个跨国公司的新架构，压低自己的综合成本，更好加入全球竞争。这就是升级发展的直观表现。而这需要什么呢？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是所有的要素等量齐观，是以制度创新为龙头，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空间，对冲劳动力、自然资源等传统要素支撑力的下滑，实现中国中高速的继续高质量发展。
    今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政府工作报告表明的是承前启后，稳中求进，但是特别强调提振信心，改善预期。李强总理答记者提问里的一些金句，得到大家高度认同，特别好地指出了我们要真正创造性贯彻中央的指导方针，一定要甩掉那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套，不可只是讲怎么样设路障，不考虑怎么给路标；只是在技术性的角度上找各种各样的瑕疵，认为怎么不可行，没有首先考虑从大局、从创造性出发怎么样在价值取向认定后，需要怎么样创造条件让它可行。今年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发展的态势。而且从“政治周期”这个学术用语来看，现在的节点上，正是人事安排全面到位以后，地方已经纷纷提出“全力以赴拼经济”，我高度赞成。这就是抓硬道理，这就是中央说的在坚定不移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上，要把我们的经济运行状态维护在（实际上首先恢复到）合理区间必须做的事情。防疫政策总体上的优化已经得到了印证，总体运行态势转变，给出了今年乘势而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我估计今年一季度的数据出来以后就会向好，二季度的数据可能非常漂亮，因为去年基数低，（去年二季度只有0.4%），到今年同比指标一下子会表现得非常漂亮以后，将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再加上中央反复强调的给民营企业吃“定心丸”等等改善预期、高质量发展指导方针，当然会要求金融和保险服务业，包括我们的航空产业，大家一起调动一切潜力，发挥活力，来创造新局面。
    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本文系贾康先生2023年3月16日在第五届（中国）广州商务 航空展暨2023影响力·中国时代峰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