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刚：化解实体经济问题重在推进改革(8月28日)

    《金融时报》消息，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尤其是在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有了进一步深刻的认识。而金融业以支持实体经济为生存发展的根本。面对目前资金的“脱实向虚”，如何让金融回归本源？日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对本报记者表示，应当优化金融结构和客户结构，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监管体系。他同时强调，长期而言，实体经济决定着金融发展，不能仅寄希望于金融的“脱虚向实”来解决实体经济层面的问题。风险化解的重点仍应放在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金融监管强化和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是为改革创造更好的金融环境，并不能代替改革本身。
    记者：在日前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做出全面部署，提出要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为何将服务实体经济列为金融工作三项任务之首？
    曾刚：将服务实体经济列为金融工作三项任务之首，实质上是明确了金融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定位。在一段时间内，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与过度繁荣，使人们对金融本质的理解出现了不少的偏差。在一些人看来，金融无所不能，是经济的核心所在，金融效率的高低决定着实体经济繁荣程度和国民富裕水平。基于这种观点，降低金融准入门槛、推动金融要素市场化以及放松监管等，都可以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促进金融繁荣，进而带来实体经济的发展。但现实告诉我们，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新世纪以来，全球金融监管放松所带来的金融业繁荣，并未如愿地带来实体经济同样的增长，反而导致金融机构、甚至是实体企业自身的“脱实向虚”，经济结构严重扭曲，最终引发严重的资产泡沫和次贷危机，反倒给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伤害。
    对中国而言，在过去几年中，尽管还远未严重到危机的程度，但一些类似的问题和风险也在不断累积。一是金融业规模快速扩张，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引发了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二是在金融创新加速的同时，监管制度的完善相对滞后，导致套利业务盛行，大量风险游离于监管之外；三是金融机构过于关注短期收益，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明显减弱，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金融市场相关领域，“脱实向虚”愈发严重。种种迹象均意味着金融繁荣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背离，由于缺乏实体经济发展做支撑，金融业依靠“自娱自乐”带来的繁荣必然伴随着系统性风险的快速积累。
    在以上背景下，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回归支持实体经济的本源，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金融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过度创新、“脱实向虚”愈发明显、金融风险事件日益增多）对金融业做出的一个全新的、明确的定位。并围绕这个定位，全面统筹部署金融业发展、监管与改革的一系列工作重点，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的同时，也能有助于遏制和缓解金融过度繁荣所导致的潜在风险，确保金融稳健、可持续发展。
    记者：您如何看待我国目前实体经济的形势？
    曾刚：从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原有经济结构被打破，失衡与再平衡成为过去十年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在此背景下，全球实体经济增长步入停滞期，而中国经济则进入了新常态。我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结构性减速。一方面是整体经济增速的放缓；另一方面则是伴随着中长期的结构性调整和变化。
    经济增长方面，如果剔除2009年财政强刺激政策引致的2010年经济增长率的“异动”，中国经济增速的缓慢下滑始于2008年，而且，下行的压力至今未曾稍减。尽管2017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回升至6.9%，但从长期来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缓慢，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不可逆转。
    结构调整方面，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从产业构成来看，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显著上升，从2006年的45.9%上升到2016年的59.1%，而第二产业的贡献度则从2010年最高峰时的57.4%下降到2010年的37.8%；从需求构来成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幅提高，从2006年的42%，上升到了2016年的64.6%，投资的贡献度则从2009年最高时的86.5%急速下跌至2016年的42.2%，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则在2008年以后的多数年份为负。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目前仍处于调整期，在经济增速逐步趋缓的同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正从投资和传统制造业转向消费和服务业。这一转变对金融业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许多问题的根源。
    记者：您如何理解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
    曾刚：金融业在本质上是服务业的组成部分，其功能仍然是围绕着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展开。从长期来看，是实体经济的运行决定着金融发展的特征，而不是反之。当然，这并不是说金融不重要，稳健、高效的金融体系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发展的质量，而反过来，金融风险的爆发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伤害。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实体经济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仍然是决定性的，金融风险在很多时候都是实体经济缺陷在金融层面的镜像而已。具体而言，经济减速与结构调整，中央、地方财政，国企制度等领域所存在的问题，一一投射到金融层面，成为诸多风险隐患的根源。
    经济结构性减速对金融的影响。其一，经济减速，意味着对金融的有效需求减弱，难以为金融业的持续扩张提供空间；其二，制造业是金融业传统资源配置的主要领域，制造业的调整，一方面会给存量贷款带来信用风险挑战；另一方面也会让银行业的资金投向缺乏明确的目标和依托；其三，尽管在理论上，消费和服务业的兴起会带来新的机遇，但以服务对公客户为主的传统金融业务模式难以适应消费和服务业金融需求小额、分散的特征。尤其是在互联网经济大行其道的情况下，传统金融机构向小微、零售转型的空间被互联网金融企业迅速吞噬，脱虚向实的难度加大。
    财政对金融的影响。地方政府融资以及房地产泡沫问题，都或多或少的与中央地方财政的财权、事权分配有关。尽管近年来融资约束越来越强，但地方政府的融资冲动犹在，加之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资金难以找到具有安全边际的投向，地方政府自然就成为金融机构竞相追捧的对象。以至于地方政府隐形负债模式花样翻新，规模迅速扩张。这些隐形负债，既没有体现为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也没有被纳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风险敞口极不透明。一方面可能造成地方政府过度融资，加大地方财政风险；另一方面则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累积，演化为危及金融稳定的“灰犀牛”。
    国企改革对金融的影响。企业去杠杆一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但在过去几年中，并未取得明显成果，尤其是国有企业，杠杆率水平还一直稳中有升。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国有企业财务预算“软化”，难以对过度负债行为形成有效的自我约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部分僵尸企业难以迅速退出，占用了大量资源，并形成潜在的金融风险。
    对金融业而言，实体经济所存在的问题是给定的外部约束，尽管金融业可以部分参与这些问题的化解，但根本的解决之道，仍在于如何去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地方债务制度和国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长期而言，实体经济决定着金融发展，不能仅寄希望于金融的“脱虚向实”来解决实体经济层面的问题。风险化解的重点仍应放在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金融监管强化和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是为改革创造更好的金融环境，并不能代替改革本身。
    记者：金融资源配置功能的失效产生了风险，风险累积的冲击力会影响实体经济，您认为防控风险的关键是什么？
    曾刚：目前来看，我国经济、金融领域中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也即当下热议的“灰犀牛”）包括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国有企业高杠杆、地方政府债务等。以上这些问题都早已存在，有些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在政策制定和实施层面，仍有危机意识不够、执行力度不足等问题，潜在风险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以上这些潜在系统性风险，成因各不相同，但也相互关联。在具体的防范、化解中，需要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按照轻重缓急和危害程度，统筹先后顺序和政策协调，积极稳妥化解相关风险。
    一是要正视风险，对高概率的、明显的“灰犀牛”事件要有足够的重视，全面提高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风险意识；二是统筹全局，制定防范和化解方案，特别是，由于系统性风险天然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特征，政府需要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三是推进制度改革，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如前所述，许多潜在金融风险的形成，往往与实体经济或制度的缺陷有关。在现有框架之下，难以阻止风险的进一步升级，必须诉诸于体制改革和完善。
    目前来看，已经明确的工作主要包括：一是金融监管改革，建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金融监管规则制定、监管协调与监管问责。二是国企去杠杆，一方面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合格市场主体的体制和机制；另一方面加快“僵尸企业”的处置、退出工作，在化解存量金融风险的同时，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三是约束地方政府过度负债，在继续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同时，不断充实、完善地方债务发行的正常渠道，逐步形成地方政府债、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平台债务和PPP融资的多元化融资体系，以优化地方政府融资结构等。
    记者：您认为还有哪些措施，能够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曾刚：从金融层面上讲，如何更好地适应实业和经济结构调整，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是落实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要求的关键所在。可改进的领域包括：
    一是优化金融结构。促进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发展，为优化企业债务结构、降低杠杆率奠定制度性基础；
    二是优化客户结构。适应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机构应进一步优化产品服务、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加大对小微企业和零售客户等普惠金融业务的支持力度；
    三是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引导金融机构逐步建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树立长期稳健经营的理念，降低对短期利益的过分关注，以推动银企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四是完善、优化监管体系。强化监管是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保障，从目前来看，统一监管规则、强化监管协调，进一步压缩金融套利空间，都是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当然，完善监管并不只是一味提高监管标准，优化监管同样重要。因为监管标准的提高，通常都意味着金融成本的上升，更为严苛的监管，往往会导致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因此，在强化监管，遏制金融套利的同时，还应全面统筹政出多门的各种监管措施，对存在重叠或交叉的各项政策进行统一的梳理、整合，并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和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对需要支持的领域进行适当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