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奇：宏观政策选择问题上的歧见与共识(9月26日)

    “新常态”按照美国人最初提出时的意思实质上就是“新无奈”，如果按照“新无奈”的思路再套用晏殊的句式，我们可以“无可奈何稳增长”、“无可奈何搞改革”、“无可奈何抓‘三去’”，如此这般，不一而足。总之，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形格势禁，在所难免。如果大家都这样想，却也罢了。问题是经济研究历来是众口纷纭、各说各话的充分竞争领域，无论在短期问题还是中长期问题上经济学界和实务界都不可能形成一致的看法，明白不明白真明白假明白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揣着糊涂装明白等各色人都会奋臂出袖大声疾呼。在这里，我们不能用正确不正确的标准去做简单的判断，只要看发声人是否认真严谨即可。信口雌黄就是不认真，不认真你的假设和论点就可能经不起推敲；不严谨就是说你的论据和论证可能存在纰漏，这样你的论点最终会缺少支撑。之所以写下以上这么多缠绕而啰嗦的废话就是因为看到了最近网上热传的一篇许小年教授的文章《被人遗忘的经济学常识》，受其刺激，不平则鸣而已矣。
    许小年认为，多年来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共缺少四项常识。
    常识一：中央银行印钞票不能创造价值。
    常识二：财政部门不创造价值。
    常识三：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场高，这里讲的中央计划包括各式各样的规划。
    常识四：由于货币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财政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低，所以经济的增长是不可能依靠宏观政策来实现的。
    许小年讲的以上四点“常识”好象是学界的“共识”，既然是“共识”，那我们还有什么强调的必要呢？看来，其中隐藏着重要的“歧见”，即在宏观政策选择实践方面理论界和实务界可能存在着不同看法。许小年也许不是在空谈理论，前不久他在一篇文章中说，2016年5月9日权威人士的谈话给中国刚要兴起的刺激势头刹了车，“制止一季度的做法，是今年以来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个重大调整”，这说明他是在时刻关注和联系中国现实。现在，许小年又绕到经济学原理上来否定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反周期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实际目的就是变相否定在扭转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时可能要采取的适当刺激政策。
    学术大师胡适先生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叫“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们可以尝试用这一方法对许小年让大家牢记经济学常识的呼吁进行检验。
    许小年认为犯了错误的主流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显然不仅指中国还包括外国，是以“包举宇内、并吞八荒”之心进行全方位的批评，而这种批评一直到直指凯恩斯主义。在这里，如果许小年的批判成立，那么我们能假设一：中外经济学界的主流派别及政策制定部门的专家们都是一群傻瓜白痴。对于这样大胆的假设我们该怎样进行求证呢？显然，最有力的求证就是无论1929~1933年大危机还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如果没有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对，实体经济到底会衰退到何等程度，这是不难想象的。所以，秉持反周期理念的主流派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的专家们不仅不是白痴笨蛋而且还是一些务实治国的聪明人。
    假设二：经济发展与路桥等基础设施状况没关系。“要想富，先修路”，“没有路就不能富”，由这一民众的切身体会检验许小年所说的“中央银行印钞票不能创造价值”和“财政部门不创造价值”是否真的是常识。修路和致富的关系是从老百姓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般共识似乎已具有真理性质。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因为几百年前我们的经济理论先贤们就把货币定义为经济发展和市场交易中的“通衢大道”，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高速公路的意思。没有路经济就会憋死，路窄和路宽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也会有天壤之别。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它们的本质作用就是为经济发展提供货币条件也就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修路和铺路，路太窄了交通不通畅，路太宽了又可能造成资源浪费，所以，任何国家的宏观政策研究者制定者主要任务就是研究一国一定时期确定修路的规模和速度，这就牵涉出第三个问题——假设三：中央计划和规划真的毫无必要。
    在这里，有中央计划和规划的经济并不等同于计划经济，这是我们在求证假设三时必须要澄清的一个问题。从历史角度看，我们将中国定义为“发展型国家”这一点恐怕毫无疑义。发展型国家的特色就是要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通过制定适当的产业政策尊重市场规律实现经济赶超目标。因此，对一个发展型国家来说，问题不在于你有没有计划和规划而在于你能做出什么样的计划和规划，这些计划和规划既切近实际又有战略前瞻性进而有效实现国家的赶超目标。好计划好规划与坏计划坏规划或无计划无规划比就是能创造价值，而且从避免宏观经济浪费角度说，其创造价值的作用简直无法估量。中国在过去30多年高速发展中出现的重复建设和产能严重过剩实际上反映了我们或者缺少好规划或者缺少好规划的执行力，总而言之，那种一盘散沙盲目发展造成的宏观资源浪费绝不是中央政府想看到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无规划而在于我们有无好规划的制定和执行能力。所以，许小年说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低这似乎已成共识的观点，我们还是可能找出很多纯市场经济的发展型国家经济发展远不如中国成功的例子。
    许小年文中说“宏观经济学研究什么？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要将宏观经济研究的重点，从短期波动和反周期政策坚决地转移到经济的长期增长上来”。这段话倒是颇有“新”意。根据本人文献研读经验，觉得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历来属于早期古典经济学及之后的微观经济学内容，宏观经济学的对象则仅限于狭窄的总量问题，研究总供给总需求之间的矛盾现状及解决办法。任何一个经济体在一定的时期都有一个可能性生产边界，宏观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运用政策工具让生产尽可能达于这个可能性边界。通常情况下，一个经济体一定时期的最大生产可能边界是由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短板部门能力决定的，因此，保持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同时又尽可能提高发展或增长速度就成为宏观经济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因为市场瞬息万变，因此，宏观经济政策通常以短期微调为主要特色。这是我本人多年来的学习体会。许小年文中说“要将宏观经济研究的重点从短期波动和反周期政策坚决转移到经济的长期增长上来”这句话听来颇为怪异，因为这会让我们自然想起前辈凯恩斯的那句名言——“长期、长期，等长期到来时，我们大家都死光了。”侈谈长期，宏观政策就不称其为宏观经济政策了。
    在文章中公开提出哪个部门创造价值哪个部门不创造价值似乎是不明智不合适的做法。按照许小年文中的思考方法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中央智囊部门不创造价值。比如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它肯定不创造许小年所说的那种价值，但最早的农村联产承包政策就出自这里，此政策一出就像施展了魔法一样，农村生产潜力得到空前释放，从地底下突然涌现出来大量财富，这种改革政策创造价值的功能只有我们这些曾经经历过用粮票换鸡蛋吃、经历过1960年饿肚子的人才能体会得更深。由此可见，皇天无亲，在惟惟人。政府的能动作用、政策的积极作用这些都应当成为发展型国家宏观经济学的关注重点。
    说到这里，我们如果做一简单总结，那就是，经济研究领域见仁见智各说各话是正常现象，因此在宏观政策选择上我们歧见颇多是好事，关键是我们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似乎应当达成几点共识：
    （1）经济不应大起大落；
    （2）宏观政策的使命就是尽可能熨平经济波动；
    （3）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适当货币条件就像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路桥建设，有它没它情况会大不相同；
    （4）在不降低质量的前提下，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能快就尽量快点；
    （5）传统的宏观经济学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但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是许多人还没有完全弄懂就试图对它进行颠覆性改造。所以，学术精微，我们还是时时处处谦虚谨慎为妙。
    最后，我声明，针对许小年教授文中的观点只是想用说理的方法进行讨论，对许小年本人的正直和学问本人从未心存疑惑。(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载《银行家》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