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跃文：有效协调稳增长与促改革两大目标(9月21日)

    “十三五”期间，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主线。为保证改革顺利推进，需要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保持短期经济稳定增长。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稳增长任务艰巨。对宏观经济加强预调微调，注重相机调控和灵活调控，需要更好协调稳增长和促改革两个目标。未来一个时期，二者将成为宏观调控在战术层面的交互主题。
    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期间中央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稳定短期经济增速的目的是为改革创造良好环境，是为改革服务的。但实际上二者并不冲突：在长期意义上，改革本身也是宏观调控措施的组成部分。虽然其效果显现未必立竿见影，但对于增强我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和国际产业竞争力，却是治本之策，因此也可以视其为长期稳增长措施。
    今后一个时期，在考虑对宏观经济进行预调微调的时候，将频繁遇到稳增长与促改革两个目标以谁为先的问题。实际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主线地位，并不影响其与稳增长的策略互动。在进行具体政策部署的时候，两个目标完全有可能成为交互主题，急者为先。只要经济形势没有危及改革的顺利推进，促进各项改革措施完整落地就始终是经济工作的主题；但在经济下行幅度超越底线可能危及改革时，稳增长任务显然更为急迫。
    增加投资对于扩大内需和稳定经济的作用明显，而且总体上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运行。国家增量投资集中于基础设施薄弱环节和第三产业，产能过剩行业如采矿、钢铁、有色、通用设备制造等投资增长较少甚至是负增长；而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水利、教育、文体行业和公共管理业的投资增幅较大。在投资拉动和其他政策措施的配合下，今年以来我国大体实现了消费稳定增长和物价稳定，新增就业数量保持在合意水平，这些关键性指标对于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十分重要。
    当然，目前还有一些经济指标仍然不尽如人意，比如出口的下滑趋势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扼制，人民币适度贬值有利于出口增加，但出口品总体附加值不高这一根本问题仍然制约着出口部门竞争力，需要施加更多的补短板措施进行改善。再比如，今年以来一类城市和部分二类热点城市的房价明显上涨，表明资产泡沫仍在膨胀，客观上有利于房地产去库存，但在未来仍有可能刺激房地产过度投资，增加居民房地产贷款类债务负担，抑制当期消费。如果不有效解决现行金融体制和地方财税体制的房地产中心化问题，房价高启仍会成为长期干扰经济稳定的因素。
    稳增长与促改革措施潜在矛盾
    稳定短期经济增速的措施旨在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环境，可如果不能很好协调解决两者的潜在矛盾，有可能导致某些稳增长措施减缓甚至阻碍改革，不利于我国“十三五”期间主线战略的实施。目前看，这些潜在矛盾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稳增长目标为相关主体延缓改革提供借口。同认真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相比，各家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等更加熟悉和偏爱稳增长措施。这些措施符合相关主体的行为惯性，可以创造经济增量，不伤及既得利益群体，而且措施的效果可量化，直接可视。相反，一些触及体制根本的改革政策，不仅涉及利益调整，实施难度大，而且短期效果不明显，或者效果难以量化。显然，在同时面对稳增长和促改革目标的时候，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有更大动力优先实施稳增长措施。过分强调稳增长目标有可能为相关主体延缓改革措施落地提供借口。
    二是某些稳增长措施可能减弱国企改革动力。外部环境压力对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形势倒逼改革”在我国早有成功经验。目前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内需为主的稳增长措施，客观上增加了物资消耗量，动员了周期性行业内的过剩产能。近期煤炭和钢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与此不无关系。随着经济形势趋稳和产品价格上涨，周期性行业内的国有企业和间接受益企业的经营状况会有所改善，加快改革的压力随之减轻。而且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如果不施加额外的纪律约束，某些已经淘汰的落后产能还可能以多种方式重新被利用起来，导致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在传统外延式增长方式下失效。
    三是稳增长政策作用机制难以弥补产业短板。目前的稳增长政策作用机制仍然是政策引导——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响应——金融机构支持的传统方式，这一作用机制对于扩大内需和动员国有企业剩余产能会有一定作用，但对于调动民间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弥补供给侧短板的作用则比较有限。
    高效率的产业投资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步骤。目前，民间投资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投资的主力。在经济增速下行的大背景下，民间投资仍不乏大手笔，凸显经济转型孕育大量投资机会。根据1500余家民营上市公司的半年报，这些公司今年上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支出约2000亿元，同比增长16％，达到四年来的最高水平。农业、电气设备、计算机、通信、医药等行业上市公司的投资支出有较大幅度增长。考虑到上市公司较少受到融资约束，影响投资活动的主要是投资机会和预期，投资大幅度增加表明企业仍然看好行业前景，因此可以说当前我国的经济调整，并没有造成市场需求和投资机会的明显减少，如果国家从政策和融资方面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便利，完全有可能调动其他非上市民营企业的投资活力。
    四是部分稳增长措施可能产生后续影响。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内需，国有企业是主要载体。按照传统政策作用机制，国有企业对外融资主要依赖银行贷款，根据财政部统计，截至7月末，国有企业负债总额达到83.7万亿元，同比猛增17.6％，而且负债增速明显超过同期的资产增速和所有者权益增速，导致整体资产负债率达到66.2％，超过同期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10个百分点。尽管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央企业负债的增加源于稳增长措施。但某些措施对于国有企业债务的后续影响显然存在。妥善处置国有企业债务，是去杠杆的核心任务。继续以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举债方式推动基础设施投资，有可能增加去杠杆的难度。
    以最小代价保持经济稳定
    我国正面临保持短期经济稳定增长和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经济转型的双重任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优势和积累近40年的改革成果，使我们有信心和实力同时实现两大目标。但仍然需要全面重视增长与改革的成本问题，力争以最小代价保持转型期经济总体稳定。
    为此，需要更好地设计和实施稳增长措施，让它们可以更好地为改革目标服务：一是适当弱化对于地方政府的稳增长目标考核，减少强制和半强制性基础设施新开工项目数量、投资规模和地方资金配套要求，让地方政府可以集中精力确保中央各项改革措施全面落地。
    二是调整稳增长措施作用机制，打破政府——国有企业——金融机构这一传统闭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入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辅助政府做好稳增长工作，同时增加国有企业加快改革的外部压力。
    三是将投资拉动内需的实施领域延伸至产业部门，增加政府和国有企业在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有效投资，促进与民营企业在产业层面的合作，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实质性的政策和融资便利。
    四是处理好稳增长与去杠杆的关系，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对外融资可与深化国企改革紧密联系起来，更多采用股权融资方式，减少加杠杆操作，弱化稳增长措施的后续不利影响。（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载《中国证券报》2016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