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振涛：传统文化与中国近代证券思想萌芽(9月26日)

    传统文化是一个社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对其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方式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它使一个社会区别于另一个社会。证券市场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滋生的，有其培育和发展的特定土壤。一般说来，西方传统文化可分为中世纪前后以欧洲教会教义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和近代资本主义传统文化，而西方证券市场的萌芽与发展完全是依托在资本主义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证券市场为什么在西方国家捷足先登并获得广泛发展，而在中国却迟缓一步，除了经济发达程度和经济制度的差异之外，不同传统文化的影响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一些观念的确与证券思想存在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常提“重义轻利”，而证券市场却是彻彻底底的“功利主义”。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文化，也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其“伦理至上”的观念对中国社会、对华夏民族的影响很大。它把人的道德修养和个体人格的完善视为人生的最高要求，提倡精神上的追求应当优先于物质上的满足，从而形成了强调“义”而蔑视“利”的传统“义利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把道德标准的“义”放在首位，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同时强调在经济活动中要遵守社会伦理规范，不要“见利忘义”。这些传统文化虽有其积极的意义，但这种传统“义利观”同时又把“义”与“利”完全的对立起来，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牟利归于小人的行为，因而君子不必谈“利”更不能去追求“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完全否定了追求“利”的正当性，把牟利视为罪恶之渊。而在证券市场中，恰恰必须要追求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要最大限度地激发和满足人们的欲望，其本质就是对物质利益的关注与追求，这也是证券市场运行机理和价格形成机制的基础。要建立运行良好的证券市场，就必将强化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关注，从而与中国传统的“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等观念相悖。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德治”和“人治”，而证券市场则要求“法治”。中国传统文化高度关注伦理道德和礼数，两者的组合体构成了社会行为的主要约束机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两大主流的儒家和道家都非常看重伦理道德。儒家把道德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和人格尊严的体现。孔子有影响深远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重视道德的名言。道家更是重视道德的意义，“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的《道德经》认为“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儒道两家均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由此形成了“德性文化”精神和“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在阐述道德重要性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将礼数视为衡量道德的标准和培养道德的手段。孔子认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这里的“礼”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封建等级和专制制度的重要手段。“礼”所维护的核心是封建家长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着对他人的生杀予夺大权，其实质便是“德治”和“人治”的观念。与“德治”、“人治”相反，证券市场最基本的特征是“法治”。证券市场最主要的特征是虚拟经济的运行，与实体经济相比，有其特殊的运行机制、体系和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建立公平、公正的法律约束机制，而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的“人治”观念显得水火不容。由于中国人受“人治”文化的影响相当严重，法治观念、法律意识较为淡薄，致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突出。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中庸之道”和“农耕思想”，一直排斥“投机敛财”和“资本增值”。“中庸之道”在维护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传统的多民族大国的统一、团结、稳定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对发展商品经济而言，这种文化显然限制了经济行为中的投资和投机行为，同时也限制了经济行为中的竞争。“枪打出头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磨灭了国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进取心和竞争意识。同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都是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经济运行模式，其特点是简单再生产。除了高利贷之外，大多数资金所有者不可能把资金作为直接牟利的手段，而高利贷“用钱赚钱”的做法一直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所不耻。这种经济基础在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体现就是“消极静止”的对待货币财富，仅仅把货币财富当作聚敛保存的对象，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而不是当作价值增值的手段，这与商品经济和商品经济决定下的证券市场也存在明显不符。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官、权、利”，这与证券市场最基本的“股权”意识相冲突。在文化结构与政治结构一体化的中央集权政体下，国家对金融业不断进行渗透、控制或垄断。从历史上看，中国历代官僚都从事金融、融资等业务，甚至对民间进行高利贷放款。在大多数的朝代，政府往往会规定贷款利息限额，对金融市场进行直接的干预与调控。如在元代，曾在至元三年（1266年）下诏，重申民间贷款限收息“三分”，即使超过年限，最多以“一本一利”为原则。官方干预和控制金融市场的传统与“股权至上”的自由证券市场的要求也是不相符合的。证券市场是以股票为主要的交易对象，股票又是股权的唯一载体，即持有股票的多少决定了所有者权利的大小，其它一切因素都不能影响到股份权利的行使。当证券市场被政府控制以后，政府的干涉必定要损伤证券市场中的股权。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与证券市场存在一定的冲突，但在鸦片战争洋枪、洋炮的威逼利诱下，西方股份制和证券市场思想不断地被渗透入国人的意识形态中。好在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也具备一种理性适应客观世界的素质。儒家文化的“以和为贵”、“忍耐”、“兼容”等观念使中国文化逐步容纳西方文化中的一些内容，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的吸收、消化和学习能力。证券市场制度完全属于西方舶来品，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发芽生长，就必须经历一个充分借鉴和逐步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意识形态实现自身变迁的过程。西方证券思想被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逐步的介绍到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观念以及传统经济理论相融合，逐步被国人所接纳，促进了证券市场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谈到有识之士，不得不提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两位改革先驱——梁启超和康有为。
    梁启超可谓国人倡议创建证券市场以及证券交易所的先驱，他对建立证券市场的设想主要体现在1910年所著的《公债政策之先决问题》及随后的《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两文之中。梁启超视公债和股票为有价证券中最重要的交易品种，其中公债在流通条件下产生的效能将大大强于借债所带来的效果，并将“反以增全国资本之流通之速度”。公债可以吸收社会多余的闲散资金，以此调整金融余亏，并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投资品种。同时，梁启超还认为公债可以增加国家税收，弥补财政赤字，或“所借公债用之于生产事业，则其事业所生之利益亦足以增国家之岁入”。同理，当股票作为有价证券流通之后，“循环转运于市面，使金融活泼而无滞也”，由于“其为物至灵活而富于伸缩力，即便于公司，复便于股东，而尤便于社会之金融”。鉴于有价证券的重要性，梁启超呼吁效仿西方模式建立国人自己的证券交易所，并建议“全国应设懋迁公司之地不下五十市，每市设株式懋迁公司一所，商品懋迁公司二所”。康有为的证券思想主要体现在其1913年出版的《理财救国论》一书中，该书的核心思想为“妙用银行”与“善用虚金”，其中“虚金”主要指的就是银行券与公债。他指出“夫所谓理财之道者，妙用银行以为枢，通流至虚之纸币公债以为用，搜藏至实之金银以为备，铸行划一之金币以为符而已”。可见，康有为认为只要建立一套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银行信用制度和银行信用网，就可以利用银行和利用发行银行券和公债以开源兴利。康有为认为，证券交易所以及证券市场的建立，能够促进股票的流通，而股票的流动必然增加社会资本，以此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证券市场还可以督促董事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促进工商企业的繁荣。
    在梁启超和康有为等改革派证券思想的倡导和宣传下，孙中山联络上海商界名人虞洽卿等筹办“上海交易所”，后受“张勋复辟”事件的影响被迫搁浅，但国人筹建华商证券交易所的愿望并未被抹灭。而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等国人创办的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逐步取代了外商证券交易所独占股票交易市场的局面，开创了近代中国证券市场的新发展。(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载《中国金融》2016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