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新常态需要货币政策更灵活(12月22日)

    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际，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也使得央行货币政策抉择面临新的两难境地。从外部环境看，主要是全球货币政策的分化进一步凸显。日前美联储宣布把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由0-0.25％上调至0.25％-0.5％，这也是美国近9年来首次加息，市场普遍认为，未来几年美联储将进入缓慢加息通道，这使得美元计价资产的全球吸引力逐步上升。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却有不同选择，例如日本央行近期公布政策决议，维持货币政策不变，并维持货币基础年增幅80万亿日元的计划。欧央行也继续维持低利率政策，并延长QE结束时间6个月至2017年3月。可以看到，欧美货币政策的日益背离，不仅使得新兴经济体面临各类矛盾因素的冲击，而且对于陷入经济通缩风险的许多国家，形成了进一步宽松的外在制约。
    这种困扰对于我国央行同样非常突出。一方面，伴随美元进入加息通道和逐渐走强，如果2016年进一步采取降息政策，则相对来说会加重人民币汇率贬值，助推各方对于美元资产的避险与投资需求，同时使得资本外流压力增加。但是另一方面，尽管CPI仍然在1％以上，但更能反映经济状况的PPI已从2012年3月开始就持续负值，呈现出明显的通缩状态。就2016年来看，经济下滑压力仍然不容忽视，稳增长的格局仍将维持，这使得偏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还难以弱化，从而保障市场流动性的充足和对冲外汇占款下降。
    由此来看，2016年货币政策能否保持灵活性，重点需关注几方面问题。首先，虽然降息的空间相对有限，但是继续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然是央行可行的政策选择。此外，公开市场操作、SLO在内的多种方式，都可以用来维持市场流动性的充裕和货币市场利率的稳定。总的来看，货币政策需要进一步创新调控思路和工具，有效结合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模式，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准确性和前瞻性。
    其次，需重视开放条件下的政策选择。未来货币政策制定将受到外部因素更多制约，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困扰也更加突出。这就需要充分考虑货币政策的跨境作用机制，以及对于金融稳定的引导模式。
    还有，既然宽松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有限，那么就更需要使得“有限能力”发挥“最大效果”，这就需要在理顺和优化政策传导机制方面大做文章。除了持续推动利率市场化、金融市场完善之外，如还需要不断完善以支付清算体系为代表的跨境金融基础设施，有效打造全球背景下的人民币“水利设施”。还需要适应信息时代的特点，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提升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
    最后则是如央行行长周小川所强调的，需要“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因为货币政策除了稳定预期之外，也是为其他政策应用创造更好的环境，这就需要构建更加有效的宏观、中观、微观政策协调机制。(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载《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