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财政货币政策需练好“内功”(8月3日)

    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明确了下半年政策思路，即：坚持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松紧适度。对此，各方逐渐认识到，两大政策要有效发挥作用，需要进行更好的协调配合，但是对于两大政策自身的内部协调问题，同样需要高度重视。 
    首先，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市场化转型存在曲折。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财政政策从偏重政府投资性支出，逐渐转向对税收、公债和转移性支出等工具的综合运用；另一方面，货币政策也越发注重市场化的数量和价格工具的使用。但与此同时，在应对短期经济波动过程中，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投资手段经常被大规模使用，可能带来投融资体制改革中的“计划”倾向。此外，诸如央行 “合意贷款规模”在内的行政性政策工具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这种对资产价格的干预方式也值得商榷。 
    其次，货币政策存在内部协调难题，并且逐渐“独木难支”。从两大政策的运用强度来看，长期以来都是货币政策作为主要一方。近年来，货币政策被赋予了过重的压力，人们期望央行能够运用单一政策来解决多个甚至具有内在矛盾的目标。然而，诸多条件决定了当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足，其目标和工具都存在内部协调难题。一方面，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可控性、与GDP的相关性都在弱化，这使得数量型工具的效率下降；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未完成、利率与汇率政策纠缠在一起、价格与数量工具难以联动等，也使利率工具效果有限。对货币政策自身来说，应该把重点放在努力创造其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方面；从外部政策协调来看，则应弱化对于货币政策功能的过高预期，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等其他手段的主动性。 
    还有，财政政策内部操作存在不协调性。受到体制因素制约，作为财政政策两大工具的财政支出与税收之间，也缺乏协调性。从根本上看，各级财政部门更关注保障人头费和搞经济建设，税收部门则关注扩大财源来保持税收增长。如近年来“政府存款”的不断增加，除去季节性因素和其他短期制度因素之外，无非可以解释为两方面原因，一是全口径政府收入增长过快，二是财政支出没有花出去。这些都具有“紧缩性含义”，自然使得积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可以说近十几年来，无论财政政策姿态是扩张还是紧缩，从政府全口径的收支来看，都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正头寸和政府储蓄，对于整个经济体系实际上产生了偏紧缩的效应。 
    最后，两大政策实施受到多层次政府的目标差异影响。在财政与货币政策运行过程中，实际上都蕴含了更加复杂的政策执行主体。一则，各级政府的利益和权力差异，往往会使得推动的财政政策实施效果与最初目标有所差距。二则，货币金融政策虽然在形式上高度统一，但是在具体执行中也受到各地方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在地方金融体系迅速发展起来之后。这样，在讨论两大政策配合之前，首先应充分考虑多层次政府结构下的单一政策纵向协调问题，深入分析中央和地方政策发生偏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