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经济“新常态”需要新认识(12月10日)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令人关注。在“新常态”思路下，2015年经济将会有哪些政策支持，增长动力如何，“新常态”等等都引发关注。
    在11月份CPI和PPI数据即将公布之时，多家机构预测将会进一步体现出增速放缓和低通胀的格局。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解释当前所谓的经济“新常态”，都可以看到一点，就是经过了转轨活力迸发的“少年期”、后发追赶的“青年期”，当前的中国经济，可能逐渐进入了步伐适度放慢的“中青年期”。
    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都难以长期保持高速“运动节奏”，尤其是我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正如人的运动量并非越大越好，运动过量可使机体免疫功能受到损害，影响健康。有鉴于此，政策层不断强调经济转型。当然，除了产业领域，结构优化可以从多种线索入手。例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2008统计新标准，强调无形财富对一国经济发展更趋重要。美国在2013年应用了这一标准之后，将研发投入和娱乐、文学、艺术产业的支出等原本纳入成本的部分，都作为产出进行核算，从而使得GDP增长了几个百分点。据统计2013年我国R&D经费支出1190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9％，国家统计局目前已经初步完成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修订方案，可以预见R&D将对GDP规模和增速增加都会有所贡献。在追求有质量的增长水平下，增速下滑并非就是“世界末日”，如果能够在结构上加以优化、夯实基础，同样是有价值的增长。
    这也表现在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和低碳经济等方面。比如在大力推动缺位的医疗医药服务的同时，也可以不断尽力减少空气、水、食品等领域的污染现象。
    再看财政方面。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12.9万亿，2014年前十个月我国财政收入逼近12万亿元，再看国库的政府存款在2014年10月底还有4.45万亿元，去年同期只有4.11万亿元，显然还要回到年底“突击花钱”的不当模式上。虽然这些要归因于预算制度问题，但是考虑到政府还有基金性收入、债务性收入，这就表明起码作为一个经济主体，整个政府公共部门的现金流管理效率需要改善。
    最后是金融问题，当前似乎“做大做强”金融形成了各方共识，但什么是“强”金融却需商榷。过去人们常用戈德史密斯的金融深化指标来衡量，如用金融资产/GDP来反映金融相关率。但是现在这些数量型指标似乎不太适用了，如2014年三季度末，我国仅银行的境内外本外币资产总额就为167.9万亿元，就全国金融机构资产来说，无论是绝对额还是与GDP相比，在全世界都属于领先者了。因此，问题在于金融的服务功能需要优化，比如在小微、居民、农村等领域的金融支持需要加强。
    总之，新常态需要新认识，需要摒弃“求大求强”与“数量规模说话”，更关注结构、功能、稳健，关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内涵与“小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