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国有银行改革应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易宪容；7月6日)

    最近，随着交行在香港上市的成功，四大国有银行希望上市的心情更急迫了。
    对于央行与相关主管机构来说，一方面以注资的方式来帮助四大国有银行财务重组，帮助四大国有银行去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包袱；另一方面，央行定下了中行与建行硬性的运营指标，以此来促进中行与建行早日达到上市的标准。如央行领导最近表示，到今年年底，中行、建行两家试点银行应该满足四项指标要求：总资产回报率为0.6％；股本回报率为11％；不良贷款率为3-5％；至于拨备覆盖率，对中行的要求是60％，建行则为80％。
    对于四大国有银行来说，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资助下，其股改进程大大加快。可以说，从2004年初以来，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不仅进展迅速，而且也初见成效。正如不少媒体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中行还是建行，其上市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即使是后来者工行与农行，也同样在大力改革、大步前进。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在四大国有银行迅速改革的过程中，国有银行体制缺陷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在少数，而且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如金融犯罪事件暴露、问责机制不足等。毫无疑问，国有银行有问题就得改，就得深入地改，但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深化，是否会手到病除？是否切中了国有银行制度缺陷的要害呢？如果我们的国有银行改革仅是涉其表面，而不及肌理，特别是，如果不能够从计划经济思维的阴影中走出，那么这种改革能够成功吗？即使会有所成功，但所付出的代价又有多大？可以说，目前四大国有银行改革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走不出计划经济思维方式的阴影，走不上真正的市场改革之路。我们的四大国有银行市场改革往往是只入其表，无法入其里。
    正如我一向撰文指出的那样，四大国有银行股改上市，是国有银行向现代商业银行迈出的最为重要的一步。它不仅能够促进国有银行组织结构的调整、治理机制的改变、新的运作机制的形成、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与制度引进，而且也能够让整个银行的运作真正置于公众投资者的监督之下，让银行运作走向国际化及现代商业化。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四大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并不是一上市就一了百了的事情。国有银行上市以后，仅是四大国有银行发展的开始。因此，四大国有银行股改的核心，并不仅是如何通过财务重组达到上市之标准，而是让四大国有银行通过这种股份制改革及财务重组真正实现运作机制的转换。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一家公司到市场上市是十分平常的事情，公司只要达到市场所要求之标准就行了。但是如果一家公司上市时能够在市场卖得一个好价钱，而且市场对这家公司未来看好，那么这家公司就会受到投资者青睐。否则，公司即使上市了，不仅上市时卖不到好价钱，而且最后沦为垃圾股，那么这样的公司上市不上市都是一样。
    因此，四大国有银行并不是为上市而上市，而是上市要卖一个好价钱，即为投资者所看好，这样四大国有银行上市就能够达到真正地实现运作机制转换了。比如，这次交行到香港上市成功，当然是好事，但是，交行上市时的价格与中银香港比则十分逊色，更不要与香港的汇丰控股相比了。在我看来，四大国有银行争取上市，千方百计做好上市准备是好事，但决不可为上市而上市，而应上市卖个好价钱。
    要做到这一点，四大国有银行股改上市不应以计划思维的模式，计划在什么时候一定要上市，或搞什么突击上市，而是要从银行真正脱胎换骨上来做，不可只求快，只求量，不求质，这样反而会“欲速则不达”。如果上市卖不到好的价钱，吃亏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他人。更不可设定什么硬性指标，要求四大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时候上市，什么时候达到什么指标，这种完全以计划经济思维模式来影响四大国有银行的股改，只能是有弊无利。不按照市场法则让四大国有银行改革水到渠成，其结果一定会后患无穷。
    我们应该看到，本轮经济快速增长及经济过热，是以政府严格控制金融资源的条件下银行信贷冲动为代价的。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仅在2002-2004年这3年的时间里，国内银行金融体系的贷款就增长了58％，增长数额近65000亿元。其中近2万亿元进入个人住房信贷。这种以银行信贷推动的“经济繁荣”当然让国内银行不良贷款得到很大程度改善，如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从2002年的28％降至2004年末的13.2％。但是却可能给四大国有银行未来发展留下很大隐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亚洲国家的银行体系逐渐放宽了限制，加上监管不严且拥有政府的绝对支持，银行几乎不考虑借款人是否有资格接受信用贷款，从而导致国内信贷的急速扩张，大量的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埋下巨大的隐患就是前车之鉴。
    有研究表明，由于早几年四大国有银行信贷迅速增长，特别是中长期贷款的迅速增长，不仅导致银行贷款期限错配及结构错配的巨大风险，而且这些贷款的不良率将在2008年前后逐渐地显露出来。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有银行的改革一直是中国政府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其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不可谓不大。但四大国有银行改革过程所遇到的问题与困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尤其是尽管这几年来政府下大力气处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但是导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机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只不过所表现的形式与方式不同罢了。
    因此，在四大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决不可重走下达硬指标之路，要求国有银行如何来完成这些指标。如果这样做，不仅说明了计划经济的阴影仍然在左右着国有银行的改革，而且相关的当事人肯定会寻找计划经济的应对方式。从最近一些银行的行为就可以看到，国内银行贷款利率上限早已放开，为什么国内大多数银行就是不愿意让贷款利率向上浮动、让利率市场化走向正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市场没有这种需要所致，也不是银行不愿意来形成银行风险定价机制，而在于计划指标硬性规定下，当事人不愿意来承担这种风险。
    所以，从目前国有银行改革的现实来看，改革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让四大银行的改革从计划经济思维阴影中走出，以市场经济的法则为依托对四大国有银行进行全面的改革。这种改革首先是银行必须承认问题的存在，并及时估算出银行系统坏账的数额大小和严重程度。特别是要考虑目前抵押贷款，资产价格变化可能导致的潜在风险。然后，银行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一步步注销、外销确认产生的损失。第三，银行必须及时整顿基本的贷款秩序，创建讲究信誉的风气。目前国内的信贷秩序之所以难以确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上级部门的管制太多，在于贷款者根本没有信用，贷款者不仅敢贷也敢不还。这样一种信贷文化，无论相关法律制度与规则如何规定，都可能成为一纸空文。第四，银行必须加强内部审计体系，并对所有主营业务建立检查和平衡制度，这样才可对违规者严厉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