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

    
    
    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聚讼不已的话题，很多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结论都是完全相左的，莫衷一是。有些经济学家肯定金融的作用，甚至把金融体系的作用抬得很高，比如熊彼特，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著文肯定了金融体系的重要作用，他的两句话非常有名，一句话是：“纯粹的企业家在成为企业家之前，首先必须使自己成为债务人”，这是从侧面强调了银行家的作用。另外一句流传更广：“银行家是企业家的企业家”。银行家成为企业家的企业家，凸显了金融体系在整个创新当中的作用，银行家引领企业家创新。有些人反对把金融体系的作用抬得太高，与熊彼特同时代，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女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是英国剑桥学派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她说金融无非是经济的面纱而已，不宜把金融体系的作用过度强调。她认为企业在领导，而金融是追随者。直到现在，经济学界对于金融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头雾水，没有一致的意见。熊彼特和罗宾逊夫人说了问题的两方面，一方面，金融体系确实很重要，它对于资源的配置、对于企业家的创新、对于技术扩散、对于社会分工和福利，都会产生极为深刻和广泛的影响；但是我们又不应该把金融体系评价得过高，当金融体系脱离了实体经济而过度发展时，这个经济就会发生很多问题，甚至会崩溃。美国戈德史密斯教授在《金融结构与发展》中的结论是，金融相关度即金融资产占国民财富的比重有一个临界值，不能过高。金融如果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是支持社会上的投机和制造泡沫，这个金融就是坏的对经济有害的金融，而不是好的对经济发展有益的金融。历次金融危机都说明了这一点，金融体系是一个双刃剑。金融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实体经济也制约和影响了金融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相互的关系。实体经济发展不好，金融经济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国的金融体系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成为一个大一统的、高度集中的、为工业化和赶超战略服务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最大目标函数不是银行本身的效率，而是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赶超。改革开放后，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步伐加速，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和市场竞争主体结构的多元化使得中国金融体系的面貌焕然一新。商业化和市场化塑造了独立的金融企业主体，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增强，金融业不再是国家执行赶超战略和工业化的工具，而是能够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独立的企业法人。这个变化是巨大的、深刻的。银行业终于可以从商业可持续原则出发进行决策，而不再是政府的资金中介，银行与政府的关系逐步走向规范，政策性业务逐步剥离，金融业的市场机制逐步建立，传统体制下的金融抑制和国家干预逐步得以改变，金融深化进程使得中国金融业的绩效逐步提升。
    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和深刻。金融机构主动发现和甄选客户，根据风险和成本收益计算而自主确定价格，定价机制逐步灵活，促进了利率自由化和市场化的进程。金融体制的变迁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自身的扩张创造了条件。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尤其是21世纪初期到2013年左右的十年中，中国银行业说度过了十年“黄金发展时期”，实体经济超过10%的迅猛发展，促使金融体系超常规发展，我国的巨型银行很快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中小型银行也是遍地开花，银行业存量和增量改革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十几年来，一个崭新的金融谱系已经建立起来。这个崭新的金融谱系中，既包含政策性和开发性的金融机构，如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也包含数家巨型的在全世界银行业独占鳌头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还有几十家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同时还包含着全国数百上千家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等中小型金融机构，还有大量如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和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等微型金融机构。这个庞大的充分多元化的金融体系，满足了不同层级、不同规模和不同性质的客户要求，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银行体系。同时，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也在这十几年有了巨大的发展。
    近年来实体经济的不景气，使得金融机构的日子不好过。金融业的好日子已经过完了，闭着眼睛都赚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准备过紧日子、苦日子、穷日子。近两年，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有所下降，有些城市商业银行和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反弹很明显。银行在实体经济不景气和互联网金融所引起的“脱媒”这两股力量的夹击之下，盈利能力和市场占有率受到很大影响，外界的环境约束越来越明显。在这个所谓“经济新常态”时期，银行业应该更加注重稳健发展，注重风险的防控，尽快从高风险领域脱身出来，采取“瘦身”策略，把有限的资金和精力聚焦一些风险可控且有把握的行业上，不要好高骛远。要高度注意政府债务平台的风险，注意房地产等领域的系统风险，系好安全带，争取安全度过这几年经济下行压力极大的难关。
    中国现在金融业最大的金融风险来自于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而空转。银行的资金大量地都是在银行内部空转，我买你的理财产品，你再买他的理财产品，都不去放贷，银行业都在进行金融内部的资本空转，不是去鼓励企业创新，不去支持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而是都在试图信托、理财这种方法获得收益，可是这些收益最终只能来自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不会来自天上掉馅饼。银行不投资于实体经济，哪里会有收益呢？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总得有一个最终的成本承担者。所以要解决中国银行业的困境，关键还是银行要要支持鼓励实体经济的发展，支持企业自身的创新，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能靠自我循环。
    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既要顺应国家战略，但同时更要注重市场机制。比如在2017年初的央行会议上，号召银行业要进一步加大对钢铁煤炭去产能、重点行业转型调整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金融支持力度，要继续做好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健康养老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这些方面，都是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领域，对于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其中也蕴含着大量对银行业而言非常宝贵的发展机遇。银行业一方面当然要响应国家战略，对相关行业和领域搞好金融服务，但是同时银行业还要牢记自己是一个商业银行，要按照市场机制去运作，要在服务国家战略中找到一种商业上可持续的市场化机制，而不要简单地理解为“政治任务”。须知，国家对银行业的引导，也是基于银行业能够对相关领域发展提供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这一基本考虑的，而不是要给银行硬性摊派一种政策性使命，要使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商业机会，创造商业机制，在响应国家战略的过程中提高盈利能力，提高资产质量，而不是相反。实际上，正是在国家的这些战略性领域和民生领域中，存在着大量金融服务空白和商业机会，商业银行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中，要通过制度创新、机制创新、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尤其是要结合互联网金融创新和自身的服务创新，降低成本，挖掘新的客户群体，发现新的战略新兴产业，从而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金融要更多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还要加大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尤其是鼓励微型金融发展。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巨型和大中型金融机构较多，而服务小微客户的微型金融机构比较缺乏，这导致在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民族地区、山区等，农村金融服务的空白很多，极大地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2017年初的央行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要加大对微型客户的支持力度，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正是我们几十年来金融服务的短板，也是我国普惠金融建设的最大盲区。我十几年来考察了西藏、新疆、内蒙古、云南、甘肃、贵州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金融服务问题，对民族地区金融服务的滞后深有感触。所以我们在国家层面，在战略高度上，要极为重视扶持微型金融发展，尤其是支持不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支持边境民族地区金融发展，鼓励金融资源的跨区域配置，使实体经济得到更多发展。
    要重视股权融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最佳方式之一是股权投资，现在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这些东西发展很快，这是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管道，把这个管道打造起来，金融资本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实体经济。商业银行也要认识到这一点，投贷联动，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融为一体。银行要切实构建与实体经济的命运共同体，通过产业链金融，通过投贷联动，通过互联网金融创新，通过搭建共生机制。
    最后谈谈金融危机问题。英国《金融时报》预测中国将发生金融危机。国内很多人也屡次讲过这个观点，而且讲了很多年了。金融危机在中国会不会发生呢？我认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是不会发生的，中国的金融体系从总体来说是风险可控的，是比较健康的。这几年全球实体经济都在下滑，中国也不例外。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带来的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增加，是目前必须重视的现象，中国的银行业也在密切关注且努力化解这些因经济下行的风险。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的一面，中国仍然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国家，中国的城市化还有相当大的空间，中国还有大面积的农村潜藏着巨大的市场和需求尚未开发，中国的区域发展仍然不平衡，这些都预示着中国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此，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取决于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态势，从长远来看，中国的金融体系是稳健的，当然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在化解风险方面，中国银行业要提高警惕，也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主动迎接变革，在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
    （摘录自：王曙光著《中国论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