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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曙光（1971-），男，山东莱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发展战略、国有企业改革、农业与农村；王丹莉（1979-），女，内蒙古赤峰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新中国经济史。
【摘要】双循环战略是基于对全球化和我国经济发展新趋势新特点的系统审慎判断而做出的一项中长期战略决策。双循环战略和中国发展新格局的形成，既与“中国与世界关系”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也是中国对自身发展模式和增长机制的重大调整。本文系统梳理了近几十年来全球化语境的历史变迁和发达国家“去全球化”与“再工业化”的根源，回顾了我国四十多年来开放发展格局的演变过程，从全球化视角深入阐述了双循环战略的战略背景。本文认为，未来应从“系统动态均衡”方法论出发，实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系统动态平衡、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的系统动态平衡、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动态平衡，这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双循环战略；系统动态均衡；全球化；发展新格局
一、循环战略是基于对全球化和我国经济发展新趋势新特点的系统审慎判断而做出的一项中长期战略决策
把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有机结合并相互促进，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基本经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以更大的力度和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历史机遇已经来到，我国经济发展和开放的崭新格局加速形成。1988年3月中旬十三届二中全会讨论实施沿海发展战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速度加快，对外开放度大幅提升，通过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两头在外”的经济体系，积极参与全球产业竞争和全球要素市场，加速融入国际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促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到二十一世纪前10年，在短短的20年左右时间内，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全球要素配置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直接投资目的地国之一、贸易依存度最大的经济大国之一，同时也成为全球能源和资源进口最大的国家之一，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我国充分利用了国际市场和国际大循环，成为几十年间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最大限度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也为全球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1]。可以说，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参与国际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的提升，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参与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2006年左右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60%以上，表明我国出口导向型、外贸拉动型的外向型经济特征已经非常明显，这一特征尽管表明了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以及推行开放战略的决心和力度，然而对于任何拥有超大规模经济总量的国家（如美、日、欧盟国家）而言都已经到了值得高度关注的程度。2006年之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微妙的、及时的转变，在继续强调扩大开放、深度参与国际市场的同时，不断强调扩大内需。2006年初发布的“十一五”规划指出，应“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美国、欧洲经济的衰退和全球经济不景气，使得中国发展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的空间变窄，外需不足逼迫中国必须扩大内需，向内挖掘潜力。因此，2011年初发布的“十二五”规划指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高层已经深刻意识到2006年之前过度依赖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规模超大国家的内在弊端和潜在风险，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在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同时，侧重点转向扩大内需，同时大力推动国内的供给侧改革，一需一供，从供求两个方向同时调整战略，试图在更好的水平上畅通国内循环，解决过度依赖国际大循环所带来的积弊。2015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目标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实现去产能、去杠杆、防风险、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运行机制，十八大以来又特别强调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强调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际上是试图从更深的层次解决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能问题，以适应全球化的新趋势、新变化。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要点在于以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为目标，全面优化和创新经济运行机制，改掉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落后制度。2019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沿续了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等提法，再次强调“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这一提法与十几年以来全球市场的动荡变化有深刻的内在关系，与美国近年来掀起的中美贸易战、技术战等有深刻的内在关系。
2020年新冠疫情和中美关系两个因素的重大变化，使畅通国内循环、扩大内需的战略需求更加突出，中央开始针对国内外经济政治情况的新变化进行发展格局的调整，而这一调整，既是对当前疫情和国际局势的针对性适应，更是近年来国家发展战略符合逻辑的延续与深化。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7月底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8月24日，习近平[2]《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可以说，“双循环战略”是基于对全球化和我国经济发展新趋势新特点的系统审慎判断而做出的一项中长期战略决策，同时也是我国近十年来针对国内经济发展新趋势和全球市场新格局而采取的战略举措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拓展。本文侧重从全球化历史变迁以及全球化思潮的历史演变视角，对全球化语境的变化和新型全球化的特征进行系统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国实施“双循环战略”中对新型全球化的应对措施以及开拓中国开放发展新格局的战略举措。
二、全球化、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全球化语境的变迁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二战的结束，随着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经济金融政治组织的成立，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构建，世界经济、金融、贸易体系的一体化程度空前加深。五十年代开始的长达40年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虽然在表面上将世界“隔绝”开来，实际上两大阵营内部的区域一体化却以另一种形式加深了各国以区域为边界的在经济、金融、贸易上的相互依赖。正是在这一“冷战”时期，全球进出口贸易迅猛增加，欧洲在区域经济贸易一体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单一欧元货币区的构建，美元在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中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随着亚非拉等被殖民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这些新兴的发展中经济体迅速融入了国际经济贸易的大循环中，为全球一体化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可以说，二战之后的半个多世纪，是全球一体化突飞猛进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前殖民国家（发达国家）在二战结束、殖民体系瓦解之后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转型，是东西方“冷战”所催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是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全球事务参与度的提升，是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奠定以及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的构建。
在这半个多世纪的人类空前的全球化浪潮中，发达国家承担了引领者的角色。在美国战后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推动下，欧洲、日本、德国迅速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在二十年中实现了经济的再度崛起，并进而与美国一起参与了对全球贸易和金融市场红利的瓜分，到二十世纪末期，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国际贸易规模和国际投资规模在全球占据绝对垄断地位，这些国家是全球化红利的主要获得者，因而也是全球化话语体系的构建者和全球化舆论的主要鼓吹者。凭借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贸易、金融组织中的话语霸权与规则制订权，发达国家逐步把全球的大部分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裹挟到这一全球经济金融贸易框架与规则中，并逐步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中施加更多的影响，以推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金融市场的开放。在全球化浪潮席裹下的发展中国家，一部分通过贸易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对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而实现了经济的转型与崛起，如韩国和东南亚部分国家，但更多的亚非拉国家则陷入“贫困陷阱”，陷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化的话语体系出现了“二元分裂”的特殊图景。全球化的鼓吹者认为人类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全球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新时代，随着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人类信息社会的到来、各国经济金融贸易的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已经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自外于全球化体系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全球化将把人类的文化文明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人类互联互通和全球化的加深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潮流。但也有很多人意识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化加深背后的弊端和消极影响。正是在人类全球化空前加深的这一时期，全球经济版图的分裂也在加深，全球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有所增大，陷于“贫困陷阱”的穷国（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被剥夺者”，他们没有获得全球化的红利，反而付出了巨大的发展成本，这些穷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增强了对富国的依赖，丧失了经济发展和制订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因此，在全球化话语大行其道的同时，国际上也出现了大量“去全球化”的呼声，使得全球化的话语体系出现了分化。关于全球化是否能够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全社会的福利改善、是否能够使更多国家受益的争论早已开始，即使是西方学界也存在不同的声音，这些对全球化的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间明显增强了[3-5]。然而由于中国在这二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和受益者，中国在这个历史阶段仍然在积极拥抱全球化并利用全球化推进中国自身的经济成长与体制变革，因此中国整体上对于“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语境并不能感同身受，对于这些全球化的质疑之声的关注程度明显不足。
三、从自由主义到保护主义：发达国家的“去全球化”与“再工业化”
饶有意味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本来在全球化中一直起引领作用的发达国家也发生了分化，一些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危机，促使这些国家对全球化进行全面的反思。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化倡导者态度的转折性变化和“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潮流在美国的兴起。被认为是最好的经济模式——“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并没有为大多数人提供福利，即使是在美国这个似乎最自由化、最全球化和最市场化的国家里也是如此[6]。催生“逆全球化”潮流的重要经济背景乃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引起的美国本土产业的空心化。高负债率和低储蓄率的国家发展模式的弊端在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而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和制造业的大量外移所导致的产业空心化正在以极快的速度降低美国本土的经济增长动力，
其制造的大量失业人口正在使美国成为高失业率、高贫困发生率和贫富差异最大的发达国家之一，严重削弱美国自身增长的后劲并消蚀美国人对本国制度的信心。特朗普政府所倡导的美国制造业的回归战略和贸易保护主义战略，虽然看起来代表着一种“反全球化”的趋势，然而这一战略却正是解决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高失业率和高贫困发生率等美国危机的必要措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空心化现象以及由此采取的促进制造业回流的努力与美国类似。
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矛盾在全球化深化的过程中也日益凸显出来。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兴起，这些国家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而使全球产业链格局发生了崭新的变化，原来专属于发达国家的巨大全球市场被新兴工业化国家所分享和分割，尤其是中国等国在全球产业链和全球市场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对发达国家垄断资本的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技术进步，使全球制造业的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发达国家面临的困境也日益凸显：一方面，随着发达国家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的不断被侵蚀，其市场份额和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同时，由于发达国家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中一直猛烈地以推行全球化为手段以占有最大产业利益，其产业链向全球的转移规模日益扩大，这一产业转移所造成的发达国家内部的就业乏力、内需不足、劳资关系紧张、国民收入二元化和贫困化加深以及产业的空心化，已经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制度优势。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和促使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战略回应了这一挑战，本质上是对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修正。正是从这种“美国优先战略”出发，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才以民粹主义为旗帜、以挽救美国经济和美国制造业为目标，对全世界跟美国有竞争关系的国家发起了密集的贸易战和技术战，尤以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和技术战最为激烈，然而这一战略并非只针对中国，实际上以“美国优先”为号召的保护主义的矛头对准了所有对“美国优先”造成妨碍的国家。从极端倡导贸易自由主义和门户开放，到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旗手，美国战略的转变并非是非理性的反全球化战略，而是针对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负面效应的一种适应性的回应。
美国从贸易自由主义向贸易保护主义的深刻转变，也给中国的知识界尤其是经济学界上了宝贵的一课，中国的知识界终于认识到，经济自由主义和贸易自由主义从不是一个固定的、僵硬的、永恒的真理，而是与一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及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密切相关。今天我们深入观察欧洲、美国、日本的制造业政策、贸易政策以及他们对全球化的态度，可以看出，从长期的历史视角来看，即使对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而言，产业或贸易政策的自由主义还是保护主义倾向亦不是一成不变的，贸易自由主义从来不是一种绝对的经济伦理。美国在其经济崛起的初期同样经历了通过关税保护等举措加速民族工业发展的阶段，这与其在二十世纪大力倡导的自由主义存在显著的区别[7]，而到了21世纪，美国为了因应自身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和就业等挑战，又开始进入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和对全球化进行反思的新阶段。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都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需要根据自身状况和外部环境进行动态的调整，这正是观察历史上贸易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最正确的方法论，当然这一方法论也适用于观察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今天我们观察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和国内经济增长战略的转变与调整，也同样需要这种动态的眼光。
应对制造业外移造成的产业空心化，利用各种政策措施促使本国制造业的回流，成为这一阶段全球化的一个崭新的特征。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发达国家逐步启动了重振制造业的规划和努力，“再工业化”的推进与实施是发达国家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美国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就已加大了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出台促进制造业发展的法案，从税收、信贷、融资等方面为制造业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科技含量高的先进制造业与新兴产业都是美国振兴制造业的重点。加速制造业特别是汽车、电子信息等中高端制造业回流的政策倾向在特朗普上台后体现得更为明显，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以更大力度支持和刺激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带动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制造业整体出现衰退的情况下，美国的高技术产业仍保持着增长的态势[8]。
和美国相比，日本制造业回流的现象出现更早，持续的时间也更长。而2012年以来，在华日资企业不仅撤资意愿增强，涉及的行业面亦逐渐扩大[9]。在中国投资设厂生产成本的上升是促使日资企业将生产基地回迁的重要因素。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了推动经济复苏和刺激就业，英、法、德等欧洲国家都相继确立了自己的产业扶持重点，加大对于制造业及科技研发的综合支持力度。在制造业特别是中高端制造业领域保持必要的实体经济规模和技术优势为各国所强调。发达国家在二十世纪后期所表现出的“去工业化”倾向被近年来的“再工业化”战略取代。这一新的变化趋势改变了人们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解，一度不断提升虚拟经济比例的欧美国家开始重新寻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合宜比例。在保障国家安全、推进技术进步、保障就业与经济的平稳发展方面，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仍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与作用。
当然，也必须看到，在产业回流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所着力推动的并不单纯是传统制造业的回迁，还有技术与产业的升级，后者才是“再工业化”的核心所在。在高端制造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将直接影响到各个国家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链分工调整中的位置，因此，相关领域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升级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逆全球化潮流的兴起不止带来更多的贸易保护，还可能会带来技术的遏制与封锁。对于仍处于技术追赶过程中的后发国家而言，要通过引进的方式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并不容易。
总体来看，尽管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互联互通的深度增强，但是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也在增强，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溢出效应更加强烈，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全球产业链上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重新布局会明显增大全球经济、商品贸易和技术交易的不确定性，贸易冲突、技术交易壁垒和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竞争将更加激烈，这一趋势将是未来全球化的一个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现象。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制造业回流和“再工业化”战略，实际上表明这些国家在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约束的时候已经采取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结合且更加重视国内循环的新策略，这一战略转型对于解决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低迷和内需不足等问题无疑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双循环战略与中国开放发展格局的演变
双循环战略和中国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与全球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也与“中国与世界关系”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中国已经是一个深度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全球市场波动及需求变化对于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回顾近二三十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可以发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关系格局的不断修正既是基于对中国自身发展模式和增长机制所面临的挑战的一种“相机抉择性”的回应，同时也是基于对“中国与世界关系”格局的洞察与适时调整。中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初步参与全球化，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参与全球化的程度逐步加深，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外贸紧密地联系起来，外贸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国出口导向型国家的经济结构开始奠定。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仅有25%左右，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有所提升，世纪之交时达到40%左右，从这一时期起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开始高于进口依存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迅速地融入到全球贸易体系当中，对外贸易依存度亦开始大幅度攀升，2005-2007年连续三年保持在60%以上。但这一局面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已明显不同于入世后的最初几年。虽然在少数年份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仍有小幅增长，但整体上呈现出下滑的趋势。2015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下降至35.6%，这也是入世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首次低于40%，大致相当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水平，而在此基础之上2016年和2017年又有小幅的下降。这一变化本身意味着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经在不断的调整当中，一方面是国外需求的下降，一方面则是国内需求的提升。
图1 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1985-2017）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编：《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报告》，中国海关出版社2018年版，第964页。
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近二十余年间中国对于国内需求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和强调，决策者和学术界对过度依赖外贸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有了深刻的反省。而在每一次波及范围较广的经济危机中，内需都是中国减缓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引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口大幅减少，中央从1998年开始推行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放松银根，同时拓宽消费领域、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通过投资与消费的双重拉动确保了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再度引发世界经济形势的持续低迷，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乃至国内经济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影响，“扩内需、保增长”依然是稳定经济的关键。事实上，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之潮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开始重新泛起，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而中国分别遭遇了其中的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10]，而今天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更是极为频繁，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正在成为中国调整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考量之一。
2007年服务和货物贸易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8.1%，这一指标在2008年迅速下降至9.0%[11]。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受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服务和货物贸易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现并不稳定，有的时期甚至为负，而内需则一直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8%，拉动经济增长3.5个百分点，消费已连续六年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2%，拉动经济增长1.9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拉动经济增长0.7个百分点[12]。可以看出，在近年拉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中，内需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外贸起到辅助性的作用，这一历史趋势的形成是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和中国自身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如供给侧改革和刺激内需政策）的共同结果。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和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内部需求都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要素。
近几年来，国际局势日益复杂多变，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升级，英国的脱欧、德法等国右翼势力的崛起、美国的特朗普主义无一不是打着反自由贸易、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旗号[13]，所有这些都给未来的全球经济格局以及国际贸易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外部需求的变化与国际环境息息相关，中国需要未雨绸缪，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发展战略做出及时的调整，在坚持对外开放发展战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构建全新的开放格局以适应全球化的新变化和新形势。
五、结论：以“系统动态均衡”观点理解和构建“改革—开放—发展”新格局
以上概括和梳理了近几十年来全球化语境的历史变迁和发达国家“去全球化”与“再工业化”的战略背景，并回顾了我国四十多年来开放发展格局的演变过程。从这一历史进程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全球化进程当中，大力引进外资和国外技术，深度参与国际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在出口导向模式的推动下，中国制造的工业品凭借成本优势迅速进入国际市场，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些变化为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奠定了体制基础，中国在这一轮全球化中充分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中国深度融入了世界，世界也从中国的参与中获得了动力。然而对于一个超大经济规模的国家而言，过度依赖国际市场、过度依赖国际循环所蕴含的内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也是巨大的，全球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和“去全球化”战略已经显示出全球化的另一面，对此中国必须有充分清醒的认识。同时还应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四十多年来，中国在技术改进和提升全球市场份额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很多领域中国产品的附加值并不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以及自主创新能力仍有待提升。几十年来的技术引进实践证明，并非所有的技术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换的方式获取，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高精尖技术。中国在集成电路、航空航天、顶尖精密仪器等领域的技术短板已日益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一直保持快速攀升的态势，然而与美国相比，我国在基础研究经费、R&D经费投入规模以及投入强度等方面仍有明显的差距[14]。
因此，当前应以系统动态平衡的观点来理解双循环战略，并以之作为构建“改革—开放—发展”新格局的方法论基础[15]。双循环并不意味着对国际大循环的放弃，在当下的国际背景下推动内循环，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加速消除国内经济在要素流动、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的体制障碍，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进产业技术的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一如既往地积极拓展外部发展空间，依托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打造崭新的开放格局，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以及全球化规则体系的制定当中，寻求与更多国家的合作共赢，减少逆全球化潮流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损失；另一方面则要继续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全面构建有利于推进技术自主积累与创新的制度环境，从而加快推动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以及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整体提升国内制造业的竞争力，进而改进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2]在《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高水平动态平衡”这一提法非常重要。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系统动态平衡、国内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的系统动态平衡、“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动态平衡、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特征。双循环战略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其前提是开放，其落脚点是推动国内的体制变革、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型。对于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国家而言，首先是办好自己的事，以系统动态均衡的视角补好自己发展的短板，促进国内经济运行机制的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强化我国创新型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不是以国内循环取代国际循环，更不是闭关锁国，而是要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创新实现经济增长动能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更高的水平、更有效的方式、更主动的姿态，积极参与未来的国际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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