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第二届）国际经贸青年学者论坛"综述-经济学-经济管理网-新都网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继续扩大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要求，对于对外开放来说，能否摆脱对低端要素的过度依赖，能否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能否获得国际经济和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的规则制定权与主导权，能否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是中国国际经济学界亟需回答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社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共同主办，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承办，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国贸纸业有限公司、厦门泛臣广告有限公司协办的“2013年（第二届）国际经贸青年学者论坛”，于2013年11月30日—12月1日在厦门大学召开。南开大学佟家栋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林桂军教授、南开大学盛斌教授、厦门大学彭水军教授、湖南大学许和连教授等就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等议题做了大会主题发言。来自南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早稻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多所国内外高校和学术机构的学者以及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师生欢聚厦门，共享了一批富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一、全球经济治理与多双边经贸合作
           全球化与区域化是当前国际经济并行的两种潮流。在后危机时代，如何重建世界经济新秩序，如何开展多双边经贸合作，始终是学界关注的议题。与会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王孝松副教授通过在国际贸易引力模型中加入贸易壁垒因素，定量考察国外对华反倾销给中国出口贸易带来的影响。他使用1992—2010年中国同24个贸易伙伴分行业的三维混合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贸易伙伴对中国商品实施的反倾销措施显著抑制了中国商品的出口。反事实模拟结果表明，尽管反倾销并未对中国出口造成根本性不利影响，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平均而言，反倾销使中国的出口额减少14—2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的反倾销的抑制效应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反倾销带来的“贸易缺口”还具有显著的行业差异，并且在一些年份给中国相关行业对重要贸易伙伴的出口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春顶副研究员等探讨了德布鲁系数的计算，并在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措施方面介绍了德布鲁距离指标。他采用包括贸易成本的15国全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测算了目前的情况和潜在的亚洲贸易集团之间的德布鲁距离，计算结果显示，所有参与的亚洲国家将从亚洲贸易集团性安排中获益，除非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只能取消关税。与小国相比，大国将获益更多。亚洲自由贸易区、亚洲联盟和RCEP将使得成员国获益超过东盟10+3。
    湖南大学博士生吴钢等构建了一个国际贸易网络分析的新框架，将国际贸易流量网络扩展到国际贸易比重网络和国际贸易偏好网络，并按数值、比重和排名三种方式对不同纬度的国际贸易网络进行等级划分。通过采用2010年全球218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数据对不同纬度和不同等级的网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际贸易流量网络并不能全面反映世界各国及地区间的经济关系，不同纬度和不同等级的国际贸易网络与原始国际贸易完全网络在结构特征上存在较大差异。
    中央财经大学梅冬州助理教授等将Kiyotaki & Moore（1997）的“信贷周期”模型推广到开放经济中，引入借贷约束，建立了一个两国DSGE模型，分析了外生冲击下跨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模型中借贷约束的存在通过杠杆效应放大了外部冲击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同时扩大了经济波动跨国传递的影响。模型的脉冲分析和主要变量的二阶距表明，跨国贸易规模越大，企业借贷杠杆率越高，杠杆效应导致的跨国产出波动的同动性越高。即使没有考虑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新渠道”，模型仍可以产生跨国产出波动的高度同步性。对于理论模型得到的结论，文章搜集整理了91个国家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验证，发现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
    厦门大学王华副教授建构了一个反映两岸经济交互作用过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用以考察两岸生产分工和贸易往来格局对于两岸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导机制。通过对相关参数进行赋值校准，该文模型可以复制两岸经济周期波动及其协动性的部分特征事实，尤其可以较好地拟合我国台湾地区宏观经济波动的动态路径，对两岸产出波动的相关性也给出较为一致的预测结果。基于该模型的冲击响应分析与实验分析表明，与两岸贸易途径相比，两岸经济体外生技术冲击的相关性对于两岸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形成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两岸在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和市场开拓中实现合作共赢的格局也已初步形成。
         二、优化与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中国对外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在新形势和新挑战下，如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如何从形态与体制方面优化开放结构？实现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如何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新优势？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全面优化和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与会学者围绕企业内销、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等主题进行了探究。
    南开大学包群教授等研究了信贷融资对企业内销行为的影响。采用世界银行企业调研数据，通过将企业销售划分为本城市、省内其他城市、省外市场以及出口，该文考察了信贷融资对企业市场扩张的作用。结果表明，企业获取信贷资源不仅显著地提高了出口概率，而且也明显促进了企业成功进入其他省份市场。进一步研究表明，融资约束高、受到严重地方保护的企业的融资需求相对大，同时民营企业更为依赖信贷融资。该文研究不仅证实了完善的金融体系对企业市场拓展的重要作用，也表明消除区域贸易壁垒、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于扩大内需具有深远意义。
    厦门大学张少军副教授首次以中国5年30个省份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在分析1987—2007年中国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特征之后，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第一，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均呈现出高地理集中度和高产品集中度的特征，但是这种高集中度并不影响中国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中国的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之间的传导机制表现为如下两条渠道：“沿海的省际调入→沿海的进口→沿海的省际调出”，“沿海的省际调入→沿海的进口→沿海的出口”，体现了隐藏在贸易活动背后的“中国内陆中国沿海全球”的分工体系。第三，在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之间的传导机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分工体系发挥的作用在下降，而国际分工体系发挥的作用却在上升，从而省际贸易在增长的相对位势上发生“塌陷”。
    厦门大学陈雯教授等基于产品与市场的二维分析架构，利用1995—2010年的CEPII BACI数据库，全面刻画了我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的特征性事实，并对我国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995—2010年，集约边际主导了中国的出口增长且其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劳动生产率对集约边际的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对扩展边际的提升作用；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对集约边际的抑制作用大于对扩展边际的抑制作用；研发强度的提高和外资参与度的提高对集约边际起抑制作用而对扩展边际起促进作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胡宗彪等基于服务企业生产率可变，诠释了国际服务贸易成本下降通过企业内生技术选择效应促进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微观机理。经验结果表明：更低的贸易成本与更高的生产率及更快的生产率增长相联系，且该效应主要体现在生产性服务部门，不过服务贸易成本下降的生产率及增长效应都要远远低于商品部门。在针对中国的检验中，不论是生产性还是生活性服务部门，其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并未带来服务业生产率及其增长的提升，而商品部门的表现与跨国分部门的经验结果一致。他们将这一现象称为“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成本的生产率效应悖论”。
    厦门大学王璐航使用中国海关2000—2006年间数据，估计了针对中国出口市场和产品特征的需求函数。再结合中国年度制造业调查数据，她考察了质量与中间品投入选择的关系，发现进口行为与出口到北美和欧洲的产品的质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质量升级可能是一个特定的渠道，通过该渠道进口中间投入可以提高企业生产率。她还发现工资与质量正相关，这表明通过贸易自由化吸引富裕国家消费者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技能提升。
        三、关于“引进来”与“走出去”
           “引进来”与“走出去”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同时并举的两条路径。如何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加强外资的溢出效应？如何使得外资促进中国福利水平的提高？如何引导支持企业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如何创新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模式，支持“走出去”的企业相互协同、集群发展？这些问题需要中国在“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过程中积极探索。与会代表就海外研发机构、外资与工资差距、ODI等话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浙江大学吴国杰等基于技术创新拓展模型，检验了海外研发机构不同技术密度的研发投资与我国不同类型研发投资的互补性，并研究了不同技术密度的海外研发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海外研发机构低技术密度研发活动对我国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会抑制我国技术创新；而海外研发机构高技术密度研发活动则相反。
    北京师范大学李宏兵等利用2002年和2007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CHIP），将劳动力个体特征变量与城市宏观变量相结合，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方法（IVQR），实证考察了外资进入对城镇居民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总体来看，外资进入对男性和女性工资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男性的工资提升作用明显强于女性，性别工资差距被拉大；第二，从技能水平看，尽管外资进入对不同技能水平的男性和女性工资均有正向影响，但二者差距仍被进一步拉大，且不同年份不同技能水平表现各异；第三，从收入分布看，外资进入总体上对中低收入群体性别工资差距的拉大作用强于高收入群体，且在不同年份均有一致表现。
    西南财经大学王珏副教授等以6家在非洲进行矿产投资的中国企业为例，通过研究表明：首先非洲东道国不完善的正式制度环境将削弱国有企业选择绝对控股或独资的意向；其次缺乏技术优势的民营企业在对非直接投资倾向选择合资，而我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促使具备一定资源优势的大型民营企业更敢于选择绝对控股甚至独资；最后，东道国不完善的正式制度环境、与我国之间的非正式制度距离对民营企业进入模式的影响小于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在非洲投资时，企业的社会网络关系能够更好地促进其找到可信任的合资伙伴。
    厦门大学陈爱贞副教授等采用DEA法将中国6个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增长。实证分析发现，1993—2010年期间，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增长；装备制造业出口对其技术发展有抑制作用，中间品和成套设备进口对其技术发展都有积极效应。可见，装备制造业进口国外高端设备获取知识和技术溢出的同时，却疲于占据国外中低端市场，把自己锁定在低端分工水平上而抑制了技术发展。
    四、新新贸易理论与空间经济学
           新新贸易理论与空间经济学，是当前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前沿。此次参会的代表报告的论文紧跟国际经济学主流，对多产品出口企业及其产品转换行为、进口与生产率、金融发展与异质性企业、制度成本与企业异质性、企业异质性与本土市场效应等命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勇兵副教授等运用2000—200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全面地刻画了多产品出口企业及其产品转换行为的特征性事实，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内产品转换行为与中国出口企业绩效之间的动态联系。结果发现，中国的出口活动存在双重集聚现象，出口集聚在少数大型出口企业与多产品企业出口集聚在核心出口产品；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可以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但这一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所有制和区域差异。
    中央财经大学周世民副教授等使用2000—2005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探索进口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联系。通过异质性比较发现，进口企业在主要规模和效率指标上都优于非进口企业，就全要素生产率而言，单边进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高于非进出口企业，双向贸易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也高于单边出口企业。然而，进口活动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正向联系是由进口学习效应而非自我选择效应引致。对于非出口企业、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和出口企业中的非加工贸易企业，都没有发现进口行为的自我选择效应，但是非出口企业和加工贸易出口企业都能从进口中获益，而出口企业中的非加工贸易企业却未能获得进口学习效应。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曹亮教授等采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于不同外部依赖度行业的异质性企业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促进了外部融资依赖度高行业中的新兴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决策行为，同时对外部融资依赖度较低行业中的国有企业也有很显著的正影响。研究还发现，金融发展对于不同规模企业的出口决策都有积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而增大。此外，各地区间地理位置的不同也导致了金融发展对东部和东北地区的企业的出口决策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
    中央财经大学高云龙以经典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为基础，引入衡量消极制度因素的“制度成本”概念，将企业的异质性表达为生产率与制度成本二者的结合，分别对封闭和开放两种情形进行了分析。封闭情形下，高制度成本降低企业进入门槛，降低企业生存周期，提高企业的投机经营动机；开放情形中，高制度成本具有出口推力作用，迫使部分企业离开国内市场，形成表面的促进出口作用，但制度成本的存在扭曲了出口中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在长期，高制度成本抑制出口和生产率提高，因此在未来我国应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多项制度进行改革，打击腐败与寻租，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以便于降低企业的非生产投入。
    厦门大学杨曦等构建了一个完全一般均衡模型，以分析包含企业异质性和资本跨国流动的本土市场效应。该模型研究了在工资率、公司股价以及福利等方面的国际不平等。该文证明当发生贸易自由化时，存在一个工资率倒U型的国际不平等。然而，公司股价的国际不平等始终被放大，由于有利于小国的出口企业导致了更强的再分配效应。该文还发现，贸易自由化并不总是促进不同的国家在福利水平上的收敛，原因在于出口方面的企业异质性和固定成本。
    五、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经济秩序的调整和国际贸易政策的演变，关系到全球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趋势。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和贸易大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国际贸易政策的调整，显得尤为迫切。为此，本次论坛的学者就空间集聚和气候变化之间的机制、加工贸易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碳生产率、碳排放的结构分解与影响因素、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的差异、跨境外部性的单边和多边气候政策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厦门大学武力超等运用99个国家2005—2012年的面板数据，用新近发展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考察了空间集聚和气候变化之间的机制转移效应。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假设，城市化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个连续平滑转换的机制，城市化将以阈值为界，从一个机制转换到另一个机制，且新旧机制之间不同。实证结果支持了城市化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存在着机制转换效应；在不同的转换变量水平下，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城市化水平之间有不同的曲线关系。
    浙江理工大学张少华副教授等依托中国30个省份2000—2009年的数据测算出考虑产出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对加工贸易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展开深入分析。研究表明，加工贸易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意味着在初期，从事加工贸易可以改善中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然而随着加工贸易规模的不断增长，尤其当加工贸易占货物贸易的比重超过035的临界值时，加工贸易将对中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效应。与此同时，研究也发现，出口和进口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中有着完全相反的作用，加工贸易进口可以促进中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而加工贸易出口却有损于中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小平教授等采用1992—2009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在测算出各国考虑产品异质性的出口复杂度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碳生产率等因素对出口复杂度演进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碳生产率作为一种新的比较优势决定因素，对提高各国出口复杂度至关重要；第二，各类资本禀赋与出口复杂度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在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中存在差异；第三，自然资源禀赋不利于出口复杂度提升的“资源诅咒”现象更容易在低收入国家出现，高收入国家的国家制度和基础设施等对出口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经济开放度扩大更有利于低收入国家的出口复杂度提升。
    厦门大学彭水军教授等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序列，评估了1995—2009年中国生产侧碳排放和消费侧碳排放。结果显示，研究期间中国生产侧碳排放和消费侧碳排放均出现大幅的增长，而生产侧碳排放一直高于消费侧碳排放，并且在“入世”后，这种差距呈持续扩大趋势。中国大量的生产侧排放服务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最终需求，呈现出“发达国家消费，中国污染”的现象，而中国消费侧排放主要发生在国内。进一步结构分解结果显示，国内生产部门碳排放强度的下降是抑制中国生产侧排放和消费侧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但是这种抑制作用近年来有减弱趋势。国内最终需求规模的增长和国内生产部门投入结构变化则是推动中国生产侧碳排放和消费侧碳排放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对于中国生产侧排放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因素还包括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前向产业关联的变化以及国外最终需求来源地结构的变动。
    山东大学李爱军等评估了伴随着各种跨境外部性的单边和多边气候政策的影响。为此，他们开发了一个理论性的一般均衡框架，该框架能够结合跨境外部性和恰当的评估单边和多边气候政策。主要结论表明：首先，单边气候政策将导致多种跨境外部性，包括竞争力问题、跨境反弹效应以及碳泄漏。此外，这些跨境外部性可能是相互作用的。其次，各项跨境外部性的功能成为世界减排的障碍，因而限制了主要经济体参与到世界减排当中。最后，大的减排任务意味着对每个经济体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这对达成稳定的协同减排国际协议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六、结语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经济秩序均处于迅速变化和重新调整之中，全球竞争更加激烈，中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从内部压力来说，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矛盾，经济发展方式亟需转变。如何继续扩大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开放与改革的良性互动，已成为中国国际经济学界的新课题。中国国际经济学界仍需负重前行，本届论坛希望能够营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作者：张少军、彭水军、林季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邮政编码：361005，电子信箱：54foxzhang@163.com, shuijun_peng@163.com, linjh6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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