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综述-经济学-经济管理网-新都网

    为进一步推动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关系研究，提升这一新兴研究方向的学术水准与实践价值，2013年11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南京大学商学院和北京大学财务分析与投资理财研究中心三方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商学院成功举办。
    南京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刘洪教授主持了会议开幕式，《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姜国华教授和南京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范从来教授在开幕式上作为主办方代表分别致辞。郑红亮教授在致辞中，首先感谢了各位学者对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关系研究领域的关注和坚持，并感受到该领域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成果不断丰富。郑红亮教授回顾和总结了该领域的现状与新发展，高度肯定了广大学者所做的探索和努力。他提出在当前国企深度改革的背景下，更多更重大的议题有待研究，希望各位学者再接再厉，创作出更多兼具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意义的成果。姜国华教授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有四大特点：影响大、变化频、显性与隐性政策并存、难预测，这些特点加深了相关研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姜国华教授指出，本届会议第一次出现了微观企业行为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文章，契合会议的主旨——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关系的研究，并以此呼吁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更多沟通，提升微观研究的政策参考价值。范从来教授在发言中提出，经济学和管理学作为与社会活动紧密相连的两个学科，在未来发展中要强化研究的社会责任。他同时认为，观察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互动关系正是实现上述目标的精彩思路，不仅如此，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促进两个学科的协同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推动意义，值得大力倡导。
    北京大学张志学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真教授、南京大学沈坤荣教授分别就自己的研究体会和当前经济中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主题演讲。张志学教授探讨了如何开展交叉学科研究，他指出，管理现象可以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好的研究者应立足本专业的理论和方法从事研究，保持对理论前沿和管理实践的把握，并与其他学科充分地对话和合作。李真教授用幽默的语言和生动的例子阐述了情操、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让大家充分感受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引发了大家在中国特有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开展微观及宏观经济问题研究的思考。沈坤荣教授则讨论了构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路径。他指出，此次经济下行既有周期性因素的冲击，也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从政策层面看，短期应坚持底线思维，从需求角度稳增长；中长期则重在调结构，提升企业效率和竞争力。在未来，应通过一系列体制改革措施，在深度开放和竞争中重构微观经济主体。
    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间存在理论与现实意义上重要的互动关系，以往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割裂”现象。但近年来，尤其首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研讨会倡导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这一研究领域。与首届会议相比，本届会议受到国内高校与学者更热烈更广泛的响应与支持，共计收到论文投稿九十余篇。提交的论文涉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关系的各个渠道与环节，体现了研讨会积极的示范意义。
         一、宏观经济环境与企业行为
           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企业参与金融资产投资是否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胡奕明、郝盛泉、孙剑非和张瑾的论文《实体经济被“挤出”了吗？》关注了这一问题。他们发现，GDP周期变量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负相关；货币环境越是趋紧，股票市场越是上涨，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越低；企业经营运作与财务状况越好，金融资产投资越多。上述发现意味着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主要目的是缓解金融约束而非获取收益，总体上我国经济发展仍以实体投资为主，未发现“挤出”现象。讨论中，姜国华提出文中金融资产的核算包含了市值溢价，可能导致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估算有偏，可以进一步完善。
    通货膨胀会对国民经济增长和投资产生重要影响，并影响利益分配的格局。饶品贵和张会丽的文章《通货膨胀预期与企业现金持有行为》以现金持有为着眼点，考察了通货膨胀预期下企业行为的动态调整机制。通过三种方式度量预期通货膨胀，文章发现，随着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企业将减少现金持有，这一现象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明显。进一步的检验发现，预期通胀率主要对经营性活动现金流量，尤其是经营性现金支出产生了重要影响。靳庆鲁指出通货膨胀对现金持有的影响存在多条路径，文章需要更细致地进行考虑。
    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如何影响企业借贷成本？王雄元、张春强和何捷的文章《宏观经济环境、企业风险与债务信用价差》以2006—2012年发行信用债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风险对债券信用价差的影响。他们发现：企业风险越大，投资者索要的风险溢价越高，反映为债券信用价差越高。文章进一步分析发现信贷规模波动性的增大会弱化企业风险对债券信用价差的影响。夏立军认为企业风险与债务信用价差的研究已经十分成熟，而宏观经济环境对债务信用价差的影响则是文章创新之处，将重心转向后者更有意义。陈胜蓝则指出，除价差外还应关注债券之间发行条款是否存在差异，条款的不同也会体现风险的差异。
    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朱秀丽、方芳和夏立军的文章《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出口、雇员与企业业绩》对此进行了系统探讨。文章显示：相比主营业绩与盈余业绩，出口、雇员规模和现金流对危机的反应更为敏感；此次危机影响周期长，危机期间，雇员规模持续下降，经营业绩波动剧烈；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制造业企业、治理水平差的企业遭受了更大冲击。沈永建认为2008年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要求企业增加劳工成本，可能增加企业经营压力，带来亏损，由此建议按是否劳动密集型企业分组考察。孙艳阳指出，政府救助在危机后企业恢复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上述文章的研究结论表明微观企业行为，包括金融资产投资、债券信用价差、雇员规模等，确实受到整体宏观环境变化的影响，并进而影响了企业业绩，因此企业经营决策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对这些因素的潜在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比如宏观经济周期、通货膨胀等。
         二、金融发展环境与企业行为
           信贷资源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到企业只是完成初次分配，获得融资的企业把资金转移到其他企业则是信贷资源的二次分配。王彦超的文章《金融抑制与信贷资源二次配置》分析了中国独特的金融制度环境下，商业信用二次分配的机理。实证检验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存在信贷资源二次分配现象，表现为企业获得的短期贷款越多，付出商业信用越多，这一功能在金融抑制程度越高的地区表现更强，随金融改革进程减弱，此外在国有企业和重点扶持行业中，二次分配更显著。陈冬华指出文章可以尝试从地区、产权、货币政策等多个层面进一步检验，加强逻辑。饶品贵就文章的因果内生性提出了方法上值得商榷之处。梁上坤认为行业地位差异是因果内生性的重要来源，此外大股东占款导致文章发现的替代解释努力排除。
    沈坤荣、吕大国和耿强的论文《中国信贷约束是所有制歧视还是规模歧视？》对中国企业信贷约束的来源进行了分析。以2004—2009年中国货币政策为自然实验，文章发现在中国既有所有制歧视也有规模歧视，但以规模歧视为主。大企业中并不存在所有制歧视，中、小企业中才存在所有制歧视。对于这篇文章，辛宇指出，样本中的小规模企业是否主要是民营企业？如果是，规模歧视与所有制歧视将很难区分，建议将视角集中于小规模企业。徐巍指出贷款成本差异也可能是歧视内容，需要考虑。曲兆鹏则质疑实证检验中将外资样本剔除是否合理。
    中国企业的储蓄率有多高？哪些因素会影响中国企业的储蓄率？江静和白重恩的论文《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储蓄率》对此进行了考察。根据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测算，发现中国企业平均储蓄率为2836%，对影响因素分析发现：企业给出的商业信用越多、融资约束越宽松，储蓄率越低；而政府补贴越多，储蓄率越高。区分企业类型，信贷融资约束放宽对降低国有企业储蓄率有积极作用，却提高了非出口企业的储蓄率。对文中储蓄率的测算方法，姜国华提出疑问，把企业的应计利润纳入其中是否恰当？辛宇则指出按此测算方法，企业储蓄率和股利分配率将高度相关。
    沈永建和徐巍的文章《金融压抑与企业名义贷款》认为金融压抑的环境下，银行可能要求企业承担超过其实际需求的银行贷款，导致名义贷款与实际贷款之间的留存贷款。文章估算了企业留存贷款，结果发现货币政策越紧缩、民营企业和对地区经济贡献较小的企业，其留存贷款更多；企业留存贷款越多，投资者遭受了更大损失。焦怀东认为文章的发现依赖于银行之间的竞争态势，若银行间存在较强的竞争，则即使有留存贷款也应极小化。刘烨建议在非上市公司中展开这一研究，按推测留存贷款现象在非上市公司中应更明显。夏立军则对留存贷款体现了企业在银企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论述提出质疑。
    法与金融学派的发展表明金融发展环境对宏观经济发展和微观企业行为都至关重要，而以上文章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尚未成熟，存在比如信贷资源二次分配、所有制和规模歧视等现象，因此货币政策制定如何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三、货币政策与企业行为
           为宏观层面的经济现象寻找微观证据支持是联系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重要视角，王宇伟和范从来的文章《企业结构变迁对我国总量货币需求的影响》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尝试。他们认为，总量货币需求是由微观经济主体的持币行为加总形成，若不同类型经济主体的持币行为存在差异，那么研究总量货币需求的变化规律就不能遗漏结构性因素。文章随后的实证检验发现，我国企业的货币持有行为存在规模、地区、行业和所有制差异，因此，转型期企业部门内不同类型企业的结构调整使上述差异对总量货币需求变动有很强的解释力。江静认为文章以企业结构变迁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为题，但研究主要针对微观企业持币行为，建议对其中的逻辑关系进一步梳理。饶品贵则建议优化论文中实证部分的表述，加强实证发现的解释，提高文章的可读性和说服力。
    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如何对企业投资效率形成影响？刘星、张超和田梦可的论文《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宏观经济增长与企业投资效率》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平稳时，货币渠道与企业投资不足以及过度投资正相关，信贷渠道与投资不足负相关、与过度投资正相关；经济增长过快时，紧缩的货币渠道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紧缩的信贷渠道降低了企业投资效率；经济增长乏力时，宽松的货币渠道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宽松的信贷渠道加剧了投资不足，缓解了过度投资。陈冬华指出文章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一些论述不够严谨。吴凯对文章中企业税收指标的选择提出异议。曲兆鹏认为文章的模型遗漏了一些重要变量，同时应重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陈冬、范蕊和唐建新的文章《货币政策影响公司税收筹划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以2003—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货币政策对企业税收筹划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以ETR衡量公司税负水平，文章发现货币政策越紧缩，企业激进税收筹划的程度越大，税收筹划的运用有助于民企缓解投资不足，也可以降低部分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风险。对此，靳庆鲁认为文章中不同宏观经济时期税收筹划成本相等的假定能否成立值得商榷，货币政策趋紧时，税收筹划成本可能更高。饶品贵提出需考虑经济周期与货币周期差异对文章的影响。王亮亮指出文章需要补充财务报告成本对税收筹划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
    本次会议货币政策方面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总体与微观企业的货币需求存在双向的影响。货币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总体上，而且在不同地区、规模和行业的企业影响不完全相同，因此这对货币当局的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政府战略与企业行为
    政府补助会缓解投资不足还是导致投资过度？侯青川、靳庆鲁和张瑾的文章《政府补助与投资效率》对此展开研究。他们发现，全样本中政府补助对投资不足没有显著影响，但加剧了投资过度。分组检验显示，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政府补助加剧了公司投资过度，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政府补助缓解了投资不足。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发现，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政府补助缓解了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政府补助会加剧民营企业的投资过度。饶品贵认为政府补助是否全部被企业用于投资会影响分析结果。陈冬华指出，政府补助可能带有社会公益目标，受补助企业因此呈现出的“过度投资”可能正契合政府补助的目的，作者应谨慎论述文章的政策含义。
    产业政策是一项对资源配置具有深刻影响的宏观政策。陈冬华、李真、新夫和Bernard Yeung的文章“Fiveyear Plans, China Finance and Their Consequences”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五年计划对企业融资策略的影响及其相关后果。他们的结果显示：重点鼓励行业获得了更多的IPO和SEO融资机会，银行贷款增长也高于其他行业。此外还发现，受鼓励行业的不良贷款比重更大，同时表现出了更高的投资水平。讨论中，孙剑非建议文章用一节阐述与Song et al.(2011)的差异，凸显文章的理论意义。姜国华建设性地提出对其他国家（例如苏联时期）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检验，以中国与之对比。王宇伟指出中央政府的五年计划与地方政府的五年计划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如何在检验中体现值得思考。
    与上述陈冬华等的研究类似，韦达、石孟卿和姜国华的论文《经济刺激政策与企业投资》关注了产业振兴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该文考察了2008年经济刺激计划及其配套的十大产业振兴政策背景下企业投资的变化，结果发现，产业刺激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国有企业及产能过剩企业中负面影响更为突出。曲兆鹏建议文章绘出获支持产业组和未获支持产业组政策实施前后企业投资的对比图。郑红亮比较了该文与陈冬华等关于五年计划的研究指出，两篇文章看似结论不同但并不矛盾，本文研究产业振兴计划短期内对企业的影响，未考虑政策的外部性，而陈冬华等的文章恰恰关注了包含这种外部性的长期影响。
    区域政策影响是本次研讨会新展现出的一个议题。陈冬华、胡晓莉和梁上坤的文章《区域政策与企业债务融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探索了区域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结构的影响。文章发现：区域政策支持地区的公司可以获得更多的银行借款，债务期限结构随区域政策施行时间长短而存在变化。文章还发现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时间效应，随时间推移，区域政策带来的债务融资优势会有所减弱，但不会完全消失。靳庆鲁提出，若文章能补充区域政策下国有与非国有银行借贷行为是否存在差异的结果则更为丰富，他还认为关注区域政策对借贷利率的影响也十分有意义。其他学者还指出区域政策范围内的税率往往较低，对融资策略的影响需要考虑。
    政府战略，不管是五年规划、区域政策、政府补助还是经济刺激政策，对企业而言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本节所述的论文说明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关键是政府战略制定的细化程度和针对性。
         五、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
           股票市场的稳定对于维护整个金融、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但以往研究往往忽视了实体经济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辛宇、顾小龙和李天钰的文章《行业竞争结构、公司市场势力及其异常规模对股价崩溃风险的影响关系研究》以此为研究主题。他们发现行业垄断性越高、行业竞争不平衡会加剧股价崩溃风险，公司市场势力对股价崩溃风险的总体影响不明显，但区分大小异常规模后，股价崩溃风险与公司市场势力的关系出现差异。据此，作者提出对垄断和企业异常规模关注的政策启示。吴昊旻建议采用熵指数衡量企业竞争情况，还指出有必要区分市场势力的来源，来自行政干预还是自然成长。还有学者提出用加入二次项的方法研究规模对股价崩溃风险的影响。
    中国地域市场分割的界限在哪里？市场分割条件下企业地域多元化战略的机制是什么？张三保、张志学和秦昕的文章《地区市场分割、高管权力配置与企业地域多元化》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文章发现：高管权力越大，企业在本省内跨市发展程度越低，跨省与跨国发展程度越高，而高管权力受地方政府管制、企业的商业与政治网络、国有产权比重等因素的显著影响。对于这篇文章，林洲钰建议更细致地思考高管权力作用的路径，高管权力越大，可能调动企业资源建立更强的政治关系，突破地域的限制，而表现出更高的地域多元化水平。
    公司的投资效率随其组织形式不同而存在差异。张健、刘斌和吴先聪的文章《产业政策、家族涉入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研究》以2004年至2012年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持股比例与高管来源将家族公司划分为家族涉入程度高、低两类。检验发现，家族涉入程度高的公司其投资效率较低。文章还发现产业政策的鼓励提高了低涉入家族公司投资效率，却降低了高涉入家族公司的投资效率。靳庆鲁认为这篇文章的理论分析需围绕家族企业中两类代理问题的体现和影响因素来加强。陈冬华则建议文章不如化繁为简，以“产业政策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在家族企业中受到何种影响”为主题重新梳理。
    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最终落脚点是微观企业，深入理解宏观经济政策至微观企业行为的中间过程至关重要，而地区和行业往往是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的中间途径，深入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中间传导机制是重大的研究课题，这方面值得学者们深入探讨。
           六、总结
           在闭幕式上，特邀嘉宾国泰君安证券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黄燕铭先生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和点评。他认为，本次研讨会的参会论文无论在数量、质量、覆盖的主题广度上都较第一届会议有更大的进步，充分反映了学术界的不懈努力，令人钦佩。黄燕铭指出，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关系的研究对实务工作中的解读、判断、预测活动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实务工作者始终密切关注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发展动态，感谢并大力支持学术界的探索与创新。在本次会议圆满成功的基础上，他希望下一届研讨会能在财政、税收、汇率等宏观政策的微观影响研究上取得新的突破。
    作者信息：范从来、王宇伟、陈冬华，南京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210093，电子信箱：dhchen@nju.edu.cn;梁上坤，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邮政编码：100081；姜国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gjiang@gsm.pku.edu.cn。

经济学

第二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综述

Tags：第二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