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民营企业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2013）研讨会综述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目前已占到整个国民经济总量的50%以上，然而伴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发生的剧烈变化以及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如何突破当前民营经济面临的瓶颈，进而推动区域经济顺利实现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一个从企业到政府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在上述背景下，2013年3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杭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大学全球浙商研究院、浙江大学儒商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民间金融、民营企业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研讨会在杭州隆重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二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60位专家、学者和博士生参加了此次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和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何俊在开幕式上先后致辞，阐述了本次论坛的背景和意义。在主题发言环节，裴长洪研究员首先作了题为“十八大以来中央精神学习体会与2013年宏观经济形势”的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出现劳动参与率和资本投入下降、二产的技术创新面临瓶颈、三产的技术创新以及传统行业的效率提高动力不足的情况，表明中国经济正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今后一个时期内都将处在一个8%左右的增长水平上。在此基础上，他分析和预测了2013年宏观经济走向，认为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将会减弱，工业经济增长将面临下行压力，而东西部地区会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增长趋势。此外，浙江省金融办金融发展处处长许奇挺博士，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全球浙商研究院院长陈凌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丁剑平教授，中国建设银行浙江衢州分行行长、杭州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李建林依次作了主题报告。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60余篇，与会专家就“民间金融改革”、“民营企业治理结构”以及“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三个专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交流了最新研究成果。
    一、民间金融改革研究
    温州债务危机的前因后果仍然是与会学者持续关心的一个核心议题。浙江财经大学谢作诗和马汴京等人指出，引发温州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货币超发、资产泡沫化以及政府庞大投资挤出了民间投资，宏观政策的多变也客观上产生了巨幅拉高短期利率，进而导致企业财务成本恶化的后果，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恶化和金融制度缺陷则起了助推的作用。他们认为温州债务危机不仅没有证明温州企业家精神死亡和“温州模式”失败，而是证明了温州企业家精神的存在和“温州模式”的活力，也证明经济有序运行需以稳定的宏观货币、财政环境和健康的微观经营环境为前提。
    2012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标志着我国民间金融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启动至今已逾一周年，其进程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浙江省金融办金融发展处处长许奇挺博士指出，当前温州民间金融的实践和探索主要围绕“两化”，即阳光化和规范化。阳光化是指通过各种途径推动民间金融活动从地下转到地上，主要包括以下三条途径：第一是新筹建带“温州”二字的金融机构，从而把现有正规金融体系的一大部分机构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二是已有正规金融机构，例如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也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是向民间资本开放新发起金融组织，例如小额贷款、村镇银行、信托和保险等机构等。“规范化”指构建民间金融体系，通过建立和健全制度来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的有序运行。例如，温州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成立了地方金融管理局、金融犯罪的侦察支队、金融仲裁院和金融法庭等机构，还建立了金融的监管和审判联席会议制度；在民间金融法律法规方面，逐步建立和健全民间金融组织准入规范，例如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管理办法等；在民间金融服务体系方面，目前正在构建民间金融信用体系、民间金融再担保体系以及民间金融信息的监测评价体系等。
    由于缺乏规范性，民间金融往往又被称之为“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相比，非正规金融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并存，实际发生的最终效应具有不确定性。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浦汉淞将信息不对称理论引入该领域，采用借贷双方之间的社会关系、地理关系和交易关系来解释非正规金融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实证分析表明地理关系（借贷双方之间距离的远近）和交易关系（借贷双方的交易是否直接）与社会关系一样，皆对非正规金融最终表现出的优越性以及局限性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广东发展银行总行杨鸿运对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正规金融不能推动非正规金融发展，与此相反，非正规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促进正规金融的发展。原因主要在于非正规金融的合法化程度不高，无法形成理想外源融资供给结构，隐藏于地下的非正规金融活动无法大规模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福州大学陈琳对福建省福安市溪潭镇的农村非正规金融进行了实地调研，对正规金融组织农村信用社和非正规金融组织的两种主要形式，即“标会组织”和“自由借贷”进行了全面比较分析，认为在现行金融体制和体系下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有其必然性，但一些非正规金融组织由于缺乏“阳光化”，在运行过程中蕴含了较大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因此，当前政府金融职能和监管机构不仅要正视农村中广泛存在的非正规金融，而且要积极提供条件改进和完善农村非正规金融。
    人民币国际化同金融市场体系和功能完善、金融业整体竞争力以及风险控制能力存在密切关系。围绕当前国际货币格局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上海财经大学丁剑平指出金融市场人民币衍生品及其利率市场化直接影响到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衍生品直接受到利率市场的影响，民间金融的利率价格是一个关键要素。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在于给中国创造一个“低通胀＋财富增长预期”的经济增长环境，让外国人持有人民币（以金融资产形式放在中国）实质是变相冻结了人民币的流动性，同时推高中国股市和民众的财富预期，而获取人民币的“铸币税”收益是次要的。
    利率市场化在微观层面上会对企业融资期限结构和运营绩效产生直接影响，杭州师范大学周建芳和上海财经大学王婧婧的实证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进程显著改善了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具体表现为降低了企业对短期借款的依赖性，提高了企业的长期贷款对利率的敏感度，即提高了成本收益权衡对融资决策的影响，企业的运营绩效也随之获得改善。其中，贷款利率市场化对非国有、小规模企业的债务结构的改善更为明显，非国有、小规模企业对短期融资依赖性显著降低，长期融资受抑制的情况也得到显著改善。
    二、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研究
    民间金融与民营企业像一对紧密联系的孪生兄弟，共同构成了民营经济不可或缺的两个主要因素。民营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民间金融的有力支撑，也离不开自身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与改善。当前大部分民营企业是由家族控制，并且不同程度由家族所有和管理的所谓“家族式”企业，根据全国工商联（2011）的调研显示，国内85.4%的私营企业属于家族企业，截止2010年末家族上市公司数为762家，占全部2063家A股上市公司的36.9%。
    不同的家族企业界定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统计数据，该问题既是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基础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充满争议的问题。浙江大学周生春和陈倩倩对中外家族企业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后，认为应该从家族对企业的所有权、管理权、传承以及家族性四个维度来界定家族企业，在给出了家族企业的抽象理论性定义基础上，进一步给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界定标准。浙江大学陈凌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家族企业要满足四个条件：企业由家族所有；家族对企业战略方向有影响力；创始人或家族成员参与企业运营；由子女接管父业或后代参与企业运营。当前中国大陆由于“标签模糊”和“文化饥饿”等问题使得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难以形成共识和合力，强调家族企业只有在具备“健康”的前提下才能“长寿”，进一步指出只有当家族企业精神、企业行为、企业环境三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和反馈，并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时，才能形成当前中国大陆家族企业的健康发展生态。
    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具有独特的非经济利益。浙江大学窦军生和张文冉等人从家族和企业两个层面对家族企业中的非经济目标体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在此基础上综合吸收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文化理论、同构理论和组织身份理论等相关理论的思想和观点，初步构建了一个关于家族企业中的非经济目标的整合性概念模型。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辛金国和吴燕虾认为，家族企业绩效评价需要综合考量家族、经营、社会三方面的绩效，而且这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责任是家族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家族因素对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体现了家族企业所独有的特性。
    家族企业中家族与企业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家族对企业的影响机理与作用途径一直是中外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杭州师范大学王明琳和徐萌娜等人指出，家族企业中业主与家族经理人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最大特征是嵌入了利他行为。他们通过改良演化生物学的Hamilton亲缘系数，以及引入本土社会学“差序格局”概念分别度量了利他行为的水平和结构，实证研究发现利他行为的水平和结构（差序结构）与代理成本皆呈反比，但两者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利他行为对代理成本的影响随企业内部组织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当企业成长至一定阶段后，对代理成本的积极效应逐步下降，消极效应逐步上升；利他行为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也随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对代理成本的积极效应离不开良好外部制度环境的支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王河森等人则探讨了亲缘关系如何影响家族成员间所有权、控制权和管理权的分配机理，实证研究发现亲缘关系对家族成员间权力分配的影响体现为业主权威效应与差序格局效应两个方面，控制权分配中的差序格局效应最为明显，所有权分配次之，管理权再次之，亲缘关系在管理权分配上已起不到主导作用。
    有关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也是会议集中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南开大学马连福和石晓飞认为民企创始人的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存在创始人的民营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高于不存在创始人的公司，而且因创始人角色不同表现出的影响程度也不同，例如，只有创始人作为董事长或董事长兼CEO时才能显著提高企业价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勇兵和蒋灵多通过构建离散时间生存分析模型，研究了不同政治关联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发现不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生存概率最高，而在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中，高关联企业的生存概率显著大于低关联企业，验证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生存同时存在正向和负向效应的结论；研究还发现随着政治关联程度的提高，企业生存受融资约束的影响表现出一个从不显著到显著，影响程度从小逐渐变大的趋势，其政策含义是建立政治关联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但是并不能彻底解决企业的融资难困境，进一步调整金融体系的内部构成，调整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发展和规范民间金融才是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有效路径。
    三、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研究
    在民营经济比重比较大的地区，尤其是民营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民间金融与民营企业在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中无疑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山东大学丁雪玲和陈学胜以华东地区六省一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各省市民间投资的整体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区域间的民间资本投资额度及投资效率存在较大差异，沿海地区省份（山东省除外）要优于内陆省份；其次，民间投资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总体上缺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再者，民间投资效率的静态和动态衡量结果不一致，特别是采用增量资本产出率来度量投资率的情况下，表明区域民间资本投资在数量和质量上没有达到同步。他们指出各地方政府在出台民间资本投资政策和实施细则时有必要充分虑及上述特点，确保民间投资对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基于外部约束条件和内部禀赋条件的交互选择视角，温州大学汪占熬和陈小倩对温州民营经济转型路径的内、外部条件进行了分析，认为温州民营经济转型的理想路径应该是坚持走市场经济道路，以对外投资带动民营企业自然转型，同时在内部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要避免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的干扰，当前“大投入大产出”以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只能在短期内对经济波动具有一定缓解作用。他们指出温州民营经济转型的重点仍然是传统优势产业的升级，同时兼顾新兴产业的培养，温州民营经济转型的核心目标是发展具备传统行业优势的总部经济以及特色文化产业，同时，通过电子商务及金融服务等平台提升和优化围绕优势产业的中小企业集群。
    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特点也引起与会专家的热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玉燕和王建秀等人考虑了供给因素、需求因素、结构因素和可持续化因素，综合构建了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评价模型，并运用PCA分析法测算了2000—2010年期间东、中、西三大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指数。他们的研究发现三大地区的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按照东、中、西的顺序依次递减；中部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有所提升，但与东部相比存在差距，目前存在较大发展潜力；而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提升有其特殊的影响因素，存在“政策诱导效应”、“空间集聚效应”、“制度改进效应”、“投资结构失衡效应”以及“结构惯性依赖效应”。
    湖南大学韩峰和柯善咨利用2003—2010年全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实证检验了要素供给邻近性和市场需求潜力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市经济水平和增长速度受到来自城市自身及其它城市供给与需求的空间外部性的综合影响。分别考察了城市自身技术要素外部性和本地市场需求与其他城市要素外部性和市场需求在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影响，发现本地和空间两组变量在三大地区城市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不同作用，其中东部邻近城市经济一体化效益显著并且依赖全国市场，西部城市在要素供给方面大多尚未走出比较孤立的境地，但在开拓国内外市场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而中部城市则因技术要素集聚以及国内外市场需求潜力而获得发展。
    FDI是另一个对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中国科学院尚妍和北京邮电大学何菊香等人通过建立区域间贸易关联空间权重矩阵，并首次将区域间溢出效应分解为前向溢出效应和后向溢出效应，系统分析了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FDI既存在区域内溢出效应又存在区域间溢出效应，并且FDI的前向溢出效应和后向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他们指出政府部门在制定外资政策时，应从全国的产业布局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引导外资投入到不但可以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而且通过区域间溢出效应可带动其它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延福和宋勇超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构建了FDI、后向关联与产业集聚的互动模型，采用2003—2010年中国制造业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后向关联度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是U型的，产生后向关联陷阱的原因在于政府管制；外资参与对产业集聚的作用也是U型的，产生FDI与制造业双重集聚悖论的根本原因在于禀赋约束；后向关联度对FDI与产业双重集聚效应则具有促进作用。
    作者：王明琳、金波，杭州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310036，电子信箱：minglinw@163.com，jinb@hz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