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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论坛”综述
http://www.newdu.com 2018/3/15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佚名 参加讨论
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产业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之相对应的公共政策也出现了新的特点。由《经济研究》编辑部主办,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承办的“2012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论坛”于2012年5月12日在西南财经大学成功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青岛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汇聚于西南财经大学, 就我国当代产业经济与公共经济及政策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论坛开幕式由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李涵主持，西南财经大学边慧敏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研究员，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教授分别致辞，对本次论坛的背景和重要意义进行介绍。
开幕式邀请了裴长洪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季刊》副主编汪浩教授以及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龚强教授围绕我国经济转型与良性竞争进行了主题演讲。根据论文征文主题，论坛分设了市场竞争与定价、产业金融与产业贸易政策、博弈论与经济增长、企业风险与公共政策四个专题分会场。其中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公共规制与产业发展，房地产所有制性质以及强拆现象引发的产权侵占，经济增长及竞争与定价等问题引起了广泛和热烈的探讨。
一、 经济转型与良性创新
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当前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裴长洪研究员就此发表了题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服务业发展》的主题演讲。由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改进的速度要慢于工业，同时服务业的专业分工的可能性要弱于工业，因此在经济结构转型时，如果不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而是盲目发展服务业，就有可能出现经济发展结构性减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服务业效率低下时，政府不应过多干预，盲目提高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而应当通过体制改革，在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经济转型。
汪浩教授考察了企业所有权结构对医疗市场效率的影响。他探讨了医院存在的两种创新，其一是“良性创新”，指产品升级或成本改进；另一种是“恶性创新”，指以次充好或诱导需求。当企业创新无法被观察到时，两种创新都将存在。研究发现，私人出资占比越高，企业获取利润的动机越大，而良性创新会降低企业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利润；而诱导需求也能够提高企业利润，因此随着私人出资占比的提高，企业恶性创新和良性创新将共同加强。适当的政府出资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抑制恶性创新，提高市场效率。
龚强教授从信息揭示的视角探讨如何提高我国食品安全规制效率，推动食品及相关产业发展。他指出，由于消费者很难观察到食品企业的恶性创新行为，企业存在很强的恶性创新动机；且我国当前法律资源以及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机构的欠缺，美国的事后监督机制与欧洲的事前监督机制均不适用我国目前的情况。因此，仅靠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和食品质量标准，并不能够完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龚强教授提出制定信息揭示的核心参照标准，并强制企业基于该标准进行信息揭示，同时通过建立统一的信息揭示平台，引入市场各方的监督力量，激励企业选择“好”的生产方式，实现食品安全和产业发展的共同目标。
二、 市场竞争与定价机制
在竞争市场中，行业利润与价格差异的研究始终吸引着产业经济学者的关注。在医药改革以及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的背景下，西南财经大学李涵教授研究了药品零售行业竞争和药价差异性问题。实地搜集的数据显示，相同的药品在不同的药房和药品网站之间均存在巨大的价格差异，且网上的价格差异幅度与价格水平并不低于实体零售市场。研究表明，消费者的搜索成本是零售实体店及网店药品存在价格差异的重要原因。那些被频繁购买的药品的价格离差会因为消费者的主动搜寻而降低，而那些不属于频繁购买的药品的价格离差则相对较高。
西南财经大学韦峰考察了京沪高铁开通和温州动车事故所形成的外生需求冲击对沿线航空机票市场价格离差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反而增加了机票市场价格的离差水平。其原因在于，航空公司对富有价格弹性的消费者的降价幅度超过其对缺乏弹性的消费者的降价幅度。
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逯建教授基于战略性贸易理论的研究表明，在财政分权、产品差异化、生产销售成本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有可能进行补贴，中央政府的统一财政政策可以使得区域间的产业差距变小，地方政府内生的补贴则有可能使得区域间存在产量竞争的区域产业差距变得更大，造成落后地区的出口更加困难，而价格竞争则不会出现该情况。为此中央政府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对地方性补贴政策进行必要的干预。
三、 产业政策与产业经济
面对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均衡，南京大学桑瑞聪对我国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加以研究，认为要素成本、集聚外部性、企业规模等因素是影响我国产业转移的决定性因素，而企业利润率、资本结构并非决定性因素。
复旦大学肖俊极教授考察了中国汽车产业兼并重组问题。其研究显示，“品牌主导型”兼并模式对行业的整合力度较大，而“政策主导型”模式对社会福利的改善能力更强。汽车行业的横向兼并能够带来规模经济，显著地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以及我国汽车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同样以汽车行业为研究对象，复旦大学白让让教授以“纵向合资”结构为切入点，着重分析上游投入品的价格设定对上下游市场均衡，特别是本土参与者自主产品的价格、销量和赢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决策独立时，上游企业没有对任何一个下游企业实施投入品价格歧视的激励；而在“上下游合资、下游竞争”的结构下，随着外资在上游企业股权比例的提高或其下游产品质量的增加，其实施中间品价格歧视的动机也会增强。双重合资还会限制本土参与者的自主产品开发行为。
四、 房地产行业与政府、企业行为
房地产行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房价的快速上涨，使得政府以及企业都衍生出一些相应的政策或行为。西南财经大学山立威教授着眼于房价调控和资本市场，利用代理人理论研究了中国城市住宅价格对于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的影响。在房价相对大多数人收入过高的情况下，大量国有企业存在比较严重的利用公司资产来补贴员工住房的行为。在控制了公司特征的情况下，对于住宅价格越高的城市，国企相对非国企能吸引到更优秀的员工，产生更高的员工生产效率，国企相对非国企的市场价值也更高。
西南财经大学史爽研究了上海市房产税试点，指出增加房产税会减少住房消费量，且当短期供给不发生变化时，房产税将降低住房价格，抑制房价的短期上涨。房产税通过提高购买者住房持有成本，抑制了短期扩张性需求，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房价过快上升。从长远来讲，提高房产保有环节的税收，使地方政府拥有稳定的财税收入来源，也可以从土地价格的成本层面减弱对房产价格的冲击。
东北财经大学李雪增教授考察了房地产行业中的强拆现象，证明居民的产权安全程度取决于外生的行政司法制度安排，而与其禀赋大小无关。企业侵占行为的有效性越强，居民的遏制防护投入就越大。结合我国现实，李雪增还指出了一种均衡状态下的财产安全悖论——对于一个村民财产主要为土地的村镇而言，如果开发商的侵占行为足够有效，那么这种侵占的有效性越强，村民的财产安全性和福利就越差，但是整个村镇的总福利反而更高。解决这一悖论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建立公正的司法体系。
五、 产业、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
在经济增长方面，多位学者分别从产业标准、降低管制以及包容性增长政策、吸引外资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厦门大学财政系王晔教授基于技术标准联盟的中国标准进行了政策探析。由于技术标准本身的特殊性，使得通过国有企业来帮助国产技术标准的发展仍然是目前较为有效的方式。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发展国产标准可以减少专利费用的支付，保证中国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从而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并保护国内产业。
南京大学刘丹鹭讨论了政府的进入管制政策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在当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要从以简单加工制造向高端攀升，这就需要高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目前我国服务业国有垄断性过强、市场化程度不够。放松政府对民营经济的进入管制，可以强化竞争机制，帮助高效率的企业进行创新和扩张。
郑州大学商学院周阳敏教授则认为，提高普通大众的报酬率既是包容性增长的要求，也是通货膨胀下拉动内需的必要条件。政府可以通过制订相应的宏观财政、税收、收入分配等政策，改善未来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内生环境。
西南财经大学的冯弘教授研究了两个国家为吸引生产两种产品的外资垄断厂商而进行的价格战。证明FDI竞争结果受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包括市场规模效应、利润侵蚀效应以及进口替代效应。
六、 食品安全与质量标准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及南京审计学院的李想运用包含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两期交易模型，研究了国内食品行业在产品质量上严重的信任危机的产生机理。研究发现，民众对于政府监管的信任和媒体在调查覆盖面上不完全的特征，是危机产生的背景。相对于检测水平的提升，监管覆盖面的扩大对危机的化解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在监管完全覆盖的前提下，充分提升检测水平，追逐利润者也愿意提供高质量产品。
青岛大学张东玲教授通过对山东省蔬菜种植基地的调查，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视角，针对农业保险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问题，提出了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分析方法，并说明质量安全风险是农业保险实践中新的组成部分，有效的农产品安全风险评估可以防范农业保险实践中由于质量安全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逆向选择问题，可促进种植业中农业保险的推广和应用。
七、公共政策与市场效率
西南财经大学梁平汉教授沿袭了委托人—中间人—代理人科层结构，研究了当委托人不能直接管理代理人时的最优序贯授权问题。研究发现，当下属之间利益偏差方向一致时，即中间人较委托人更愿意扩大代理人权限时，采用文献中常关注的“区间授权”形式，委托人可以实现其直接向代理人授权时的最优结果。但是，如果下属间利益偏差方向相反，即中间人希望减小代理人权限时，“区间授权”将不再是最优。为了更好地影响控制中间人向代理人的次第授权行为，在最优序贯授权方案委托人将移除部分中间选项。该文的发现从激励和授权角度对现行的一些法规执行实践中的“一刀切”政策（比如，“醉驾入刑”、大学招生录取等）提供了一些解释。
北京师范大学徐建炜发现，我国个人所得税政策存在明显的“惰性”特征。研究表明，居民平均税负近年来大幅度增加，其中尤以工薪所得税上涨幅度最快；从个税税制结构的累进性看，中产阶级税负加重，而高收入阶层的税负降低。研究建议中央政府的个税制度改革向结构性方向调整。
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也对公共政策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此次论坛上，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运用严谨的理论对当前产业发展和公共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为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启示与借鉴。
作者姓名:龚强、李涵、张彤，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邮政编码：610074，电子信箱：qgongpku@gmail.com，hli@swufe.edu.cn，tongzhang@swufe.edu.cn。
Tags：“2012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论坛”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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