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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劳动经济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全国会员大会于2016年5月15日在北京京西宾馆顺利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等部门的研究机构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近百所高校约400位嘉宾和会员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劳动学会、中国人口学会、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中国保险学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院等兄弟学会和单位负责人也到会祝贺，共同见证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会上，民政部党组成员、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詹成付代表民政部宣布批准劳动经济学会成立。这标志着我国劳动经济学界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改变了长期以来劳动经济学缺乏全国性交流平台的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代表社科院党组祝贺学会正式成立，并表示作为学会的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将为学会的发展壮大提供支持和帮助。
会议通过了学会章程，选举了理事和常务理事，聘请蒋正华和厉无畏为学会顾问，聘请蔡昉为学术委员会主席；推举任扶善、赵履宽、赵人伟、袁伦渠担任荣誉理事；选举高全立为学会会长、张车伟为常务副会长，白重恩、姚先国、曾湘泉、李实、李玲、赖德胜、杨伟国、甘犁等为副会长。
劳动经济学会成立后，将开展的活动包括：组织和协调有关劳动经济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组织和开展我国劳动经济方面的社会调查；组织和协调劳动经济的综合或专题性学术会议；依照有关规定编辑和出版学会刊物，编选和出版有关研究成果；组织和开展与劳动经济相关的培训和咨询活动；组织和开展与劳动经济有关的能够服务于实际部门的活动；开展劳动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普及推广；代表中国劳动经济学界组织和参加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或其他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
二
劳动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内容涉及人口、劳动、就业、失业、工资、社保、劳动关系等诸多内容，是国民经济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领域，事关国计民生。从国际上看，劳动经济学是经济学分支中仅次于金融学排位第二的学科；劳动经济学者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常客，2010年的诺奖就颁给了三位劳动经济学家。在我国，劳动经济学虽然起步时间不长，但由于其关注和研究的往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学科发展突飞猛进，学科体系已初步形成，研究成果对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和政策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我国劳动经济学家对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的论证、对全面二孩的探讨、对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相关政策的制订或调整。特别是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当口，成立劳动经济学会可谓恰逢其时。
此次发起成立劳动经济学会的法人单位共有11家，基本涵盖了我国主要的劳动经济研究机构和高校。其中，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这样专门的劳动经济研究机构，也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关系研究中心这样部委专设的劳动经济研究机构；既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在劳动经济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著名学府，也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这样设立劳动经济专业最为悠久的大学。劳动经济学会的这些发起单位，基本代表了我国劳动经济研究机构的最高水平。
在劳动经济学会成立之前，我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劳动经济学专业学术团体，劳动经济学者缺乏正式沟通交流的平台，只能各自参加零散性专业学术活动，难以用集体智慧研究具有前瞻性的重大劳动经济问题。这种状况不仅与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及其重要地位不相称，也影响了国内外学术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制约了我国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因此，劳动经济学会的成立，不仅可以极大地促进劳动经济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且也填补了我国劳动经济学科发展在学术团体建设方面的空白，并且有助于集中全国学者智慧推动劳动经济学学科发展和创新。
劳动经济学会的成立，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作为全国性学术团体，劳动经济学会既是联系广大劳动经济学者的情感纽带，也是团结各路学人服务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学术平台。它囊括了劳动经济领域的各路精英，涵盖了国内主要的劳动经济科研院所，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它必将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积极作用，引领中国劳动经济学科健康快速发展。
作为劳动经济学会发起单位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近年来在统筹、优化各研究室科研力量的基础上，大力引进海内外优秀人才，先后组建了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和健康业发展研究中心，直面重大民生问题。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创办了《劳动经济研究》这一专业性学术期刊，鼓励学术创新、推动学术争鸣，深受学界和社会好评。学会成立后，《劳动经济研究》将作为劳动经济学会的会刊参与学会建设。我们有理由相信，依托于高端科研实体和高水平刊物的中国劳动经济学将不断涌现出一流成果。
三
当前，中国正在快速向工业社会、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经济也正遭遇着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挑战。这一切呼唤着广大学者积极投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潮中去，以济世情怀行严谨之研究，服务政府决策，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而作为我国相对年轻的经济学分支，劳动经济学科更要借学会成立之契机，以更宏大的视野、更敏锐的触角扎根现实，开辟中国劳动经济研究的新天地。
今后，劳动经济学会将从几个方面推动劳动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经济学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助于“改造我们的学习”，有助于从认识上实现“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当以经典著作为蓝本，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核心思想。例如，《资本论》中有很多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论述，这是探寻剩余价值的钥匙，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经济学上的具体体现。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将劳动价值论与现代劳动经济学有机结合，是摆在广大劳动经济学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回到马克思当年的语境，而是借鉴其研究方法。
在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中国特色劳动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从字面上看，二者确实有别。但如果追根溯源，一切经济学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为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是因为，在现代经济学发轫的前史，所有的经济学都统称为政治经济学。资料表明，1615年法国经济学家蒙克莱田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这本小册子中第一次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一称谓。当然，蒙克莱田的“政治”指的是国家和社会范围，与现在通常使用的“政治”概念不是一回事。回到蒙克莱田，“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国家和社会范围的经济问题，这跟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基本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基于此，可以认为中国特色劳动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是母体，劳动经济学是分支，加强劳动经济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
第二，要以兼容并蓄的姿态融合国内外先进成果，掌握科学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充分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做好决策咨询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劳动经济学是一门很“接地气”的学科，涉及就业、失业、工资、收入分配、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这就要求劳动经济学者既要具备开阔的宏观视野，又要注重微观层面的调研，更要重视政策建议的微观基础。换句话说，我们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兼中外之长。
单纯就研究工具而言，在西方经济学界有不少经济学家通过对劳动经济问题的探讨，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计量经济理论和方法的发展，特别是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比如，丹尼尔?麦克法登、詹姆斯?赫克曼。又比如说，近些年来为研究者所钟爱的断点回归设计（RDD）等政策评估方法也大多应用在劳动经济领域。可以认为，劳动经济学是非常注重数据质量和计量方法的经济学分支。而且，AmericanEconomicReview，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等国际顶级期刊，基本上每一期都刊载有劳动经济领域的论文。
我们在为这种学科地位感动骄傲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不少研究者过于纠缠数据的细枝末节，在研究方法上推崇“数据 文献”模式或者是从文献到文献的模式，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更为鲜活重要的经济现实。换言之，当下的劳动经济研究过于侧重技术和函数及其管理意义，很少涉及劳动正义等价值判断问题。这样的研究套路或许有助于发表，但要想将成果应用于更复杂的现实、服务社会发展，可能还有很大的距离。对此，我们呼吁广大劳动经济学者深入人民群众，多到农村和贫困地区走走，加深对国情的了解，尽可能地推动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落地”，形成科学的符合实际的研究范式。
第三，打破学科界限，广泛团结国内外专家学者，做好人才队伍建设和科研成果转化工作，培养劳动经济学大师，繁荣“思想市场”。
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学术研究远非个人之力所能为，也远非单个学科或流派所能囊括。我们需要打破学科界限，打破有形无形的学术“山头”，广泛团结国内外专家学者，聚众智、汇众力，在培养学术大师的同时积极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出谋划策。从经济学来看，既有主流经济学，也有非主流经济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哪个学派就绝对正确。更合理的解释可能是，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往往基于不同的假设，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世事，这样，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也就不足为奇了。对此，我们可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取舍，不必扬此抑彼。
显然，我们需对各个学科、流派保持开放的胸怀，并进一步搭建平台、畅通渠道，做好科研成果的转化工作。众所周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如果将其束之高阁，那么即便是再好的科研成果，也会慨叹无用武之地。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局面。作为全国性学术团体，劳动经济学会会员中既有专家学者，也有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我们将充分借助这一正式的交流平台，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在业务上力求多样化、多元化，做好产学研的有效衔接，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还需不断增强劳动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会的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决策影响力。“三个影响力”建设事关学科和学会的长远发展。我们要在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同时，加强对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关注，为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做好导向，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扎实可靠的学术依据。
总之，无论是交流平台，还是社会经济条件，中国劳动经济学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我们要珍惜良机，大力开辟劳动经济学的广阔天地，努力提高研究水平，不断加强理论创新，关注和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智力支撑。同时，要牢牢把握研究的制高点，打造劳动经济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劳动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高文书周灵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