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4日，“第二届宏观经济与房地产市场研讨会（2012）”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动态》杂志社和北京大学中国都市经济研究基地联合举办。研讨会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张辉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校长助理黄桂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动态》杂志社社长杨春学研究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王祥武主任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就我国宏观经济的新特点、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近几年的宏观调控走势、宏观经济政策预期、宏观经济供给管理政策、房地产市场限购限价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就我国经济增长的新特点和宏观调控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处于转型的历史阶段，在“十二五”末，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8%左右的中速增长阶段。这种变化不是源自外部的经济危机冲击，也不是一种短期的波动，而将是一种长期的趋势。目前，在我国的东部发达地区，这种增长速度的转变趋势已经有所显现，例如，北京、上海的GDP增速2011年在8%左右，处于全国的垫底水平。从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引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沿海发达地区（天津例外），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国基本都处于中后位。而目前增长速度较快的省市，基本都集中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当前我国东部发达省市的固定资本形成增速排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该地区经济整体基本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必然表现。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但同时也为我国调节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创新型国家战略实现提供了一个契机。已有研究也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发展服务业的市场效益最高，适时的调整经济结构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例如，对于北京市、上海市等发达地区，不应该再鼓励发展制造业，而应该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目前中国经济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期，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要远远大于经济增长的目标。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因此也就不仅要刺激需求，促进短期增长，而且同时也要更加关注偏向中长期增长的供给管理政策，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创新能力，以加速结构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动态》杂志社社长杨春学研究员认为，现代服务业是支持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现代服务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为制造业服务的部分；另一类是间接为制造业服务的部分。我国目前的现代服务业，如金融、电信等，完全是国有企业在垄断经营，为了让现代服务业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应该逐步开放对现代服务业市场的准入机制，不断增加该市场的竞争性。其次，我国经济拥有长期的潜在增长趋势，但不会维持以往的高速增长趋势，未来增长曲线会越来越平缓。同时，上海、深圳、广州等发达地区以往支持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即土地红利等也在逐渐消失，这是很多沿海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目前面临的一个困境。最后，由于我国在2008年为了防止全球金融经济的冲击，实行了一系列的强力刺激经济的措施，以致一年多后催生了我国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目前我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措施，虽然使得房价有松动的迹象，城市郊区、远郊区房价泡沫被挤出了不少，但从城市核心区位来看房价却没有实质性下降。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黄桂田教授认为，2007-2011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目标、手段、方向转变最频繁的5年。2006年农产品和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的价格大涨，据此我国实行了紧缩政策；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落幕，面对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国开始实施以保增长为目标，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农产品价格上扬，宏观政策目标转变为控制通胀；2012年，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为“稳中求进”。宏观政策方向变动频繁，基本上每年变动一次。这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中国经济究竟产生了什么深远影响是值得深思的。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频繁变化，不是由于国际环境，而是对处于特殊转变时期的中国经济的研究不够深入，仍没有为我国经济定出一个中长期基调。这样可能导致两个问题：自身导致的经济危机和宏观调控手段的复归。宏观调控应该有一定的预见性和连续性，定出一个基调，然后对经济进行微调。这不仅仅要求决策层要有一定的预见性，还要使经济一线的执行者（主要是地方政府与企业）能够对政策有一定的预期。此外，在我国，通货膨胀不仅仅是一个货币现象，货币超发不一定造成我国物价的上涨，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利率、汇率一般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货币的流动速度较慢，因此中国的M2与GDP比率远远高于国际水平，这样货币紧缩并不是控制物价的合理手段。实际上，真正起到控制物价作用的措施有两个：一是供给管理政策；二是市场秩序管理。总体而言，我国经济的总体形势仍然向好，我们要珍惜现在这个历史性的良好发展时期，建立宏观经济政策的长远预期，更多着眼于长期，而不是仅仅为了一两年的发展。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研究员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基础。从长期来看，我国上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率平均为每年8%，90年代和过去十年为平均10%，而欧洲，美国经济增长率很低，因此缺乏增量来解决不断累积的社会矛盾，当然其经济不会崩溃，也不会大幅增长。从人均可支配收入角度来看，我国城镇居民在上世纪80年代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平均为5%，90年代为6%，近10年为10%，但贫富差距很大，仅有2400万人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收入分配在地域上也不均衡，例如上海的人均GDP是贵州的8倍，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贵州的3倍。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消费结构在不断升级，近30年中变动最大的一项是交通、通信消费支出，而耐用消费品只占可支配收入的3%，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基本上没有，这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世界先行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是有很大差异性的。房地产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主要力量，住房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意义，住房的价格不应该有很大的波动，稳定投资者及消费者对住房市场的预期很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胡怀国副研究员认为，好的政策应该是可预期的、应该具有明确的信号作用、应该有助于稳定微观市场主体的预期。近几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措施，有些措施并不利于稳定微观市场主体的预期。例如，“限购”等在持续时间等方面是不确定的，它虽然短期内有助于稳定房价，但其在预期方面的缺陷却造成了供求双方的“观望”。“观望”肯定不是均衡状态，至少不利于企业的进入或退出，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结构调整，会造成很大的福利损失。就长期而言，价格型政策要优于数量型政策、可预期的政策要优于不可预期的政策。不可预期的数量型政策“治标不治本”；至少在结构调整方面，我们应该更加强调可预期的价格型政策工具。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李绍荣教授认为，在房地产市场中，消费者和投资者各占一定的比例，只有绝大部分是消费者或绝大部分是投资者时，房地产价格才是稳定的，否则房地产价格会有大的波动，都需要调控。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大树教授认为，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很难给经济以稳定清晰的预期，最终难以达到经济政策的目的。对于日本经济过去二十20年停滞不前，为何人民生活水平还得以维持的问题，王教授认为，GDP是国内生产总值，日本经济增后，其国内经济空心化，日本产业大量的海外化，这一部分的增长无法体现在GDP中，但确实对日本经济起到支持作用。此外，日本的汇率上升，也使其国民财富增加，而且在二战后，日本产业结构早已完成工业化，人口已经知识化，加上日本人口长期负增长，这些也都是日本能够在长期处于经济增长停滞阶段还能够维持国民生活水平的原因。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冯科副教授认为，目前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有两派意见，一是批评政府；二是支持政府。我们应该找一个适中的宏观经济政策，促成中国经济的软着陆。房地产是一个很重要的民间投资方式。对于不同的购房者，限购措施要区别对待。对于小额炒房者，应该限制；对于首次置业者，国家应该通过贴息等措施，鼓励这部分消费者；对于购买每平米3.5万元以上的购房者，国家应该放开，因为这部分房屋销售量越大，国家的税收收入就越多。当前，房地产投资商在博弈政府的政策变化趋势，但是这种博弈只能是短期的。我国房地产市场应该是渐进式的放松，这样对于经济增长速度平稳下落，会产生积极作用。
    北京计算中心副主任曾宇研究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张圣平副教授，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窦尔翔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李虹教授、苏剑副教授、赵留彦副教授和张鹏飞副教授等与会的专家学者还就我国经济政策的特点、宏观调控的方式和困难、房地产市场的限购限价操作、日本宏观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钟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