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国环境经济与政策国际研讨会综述

    沈满洪　张少华
    由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a’s Environment，简称PACE)主办,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2011中国环境经济与政策国际研讨会暨华人资源环境经济学家夏令营”于2011年7月12~16日在杭州千岛湖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等百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的环境经济与政策”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一、中国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的关键议题
    北京大学张世秋教授认为应重点关注五大问题：第一，资源的价值和价值评估;第二，如何研究企业、公众行为对特定政策的响应模式;第三，关于政策衔接的问题，即政策的整合性、一致性和兼容性问题;第四，不仅讨论生态补偿，同时研究生态服务功能支付方式，因为这其中涉及到不同的制度安排;第五，最小成本的环境污染控制的控制战略。
    北京师范大学徐琳瑜副教授把研究的方向转到中小城镇上，她认为现有的环境政策在中小城镇不能使用，经济政策手段由于制度差异、文化教育的问题导致在中国难以施行，所以必须重视非技术手段，比如生态文化教育的运用。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李传忠教授认为，价值评估的研究要加强，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应用，比如新能源、高铁的噪声等。在理论模型本身的扩展上，他认为偏好结构的扩展，异质性的引入，临界点的影响是重要的方向;他还强调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是环境经济学的新兴领域。
    香港中文大学林健枝教授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第一，环境健康的研究;第二，生活消费模式的转变对环境的影响;第三，可持续发展问题，比如生态补偿、体系的有效性等。
    　二、环境经济理论研究
    环境经济学泰斗、瑞典皇家科学院的Maler院士首先就核算生态系统服务价格展开了论述。在他看来，非凸生态系统经济学是研究的新领域，它意味着阈值、迟滞和有时的不可逆，从事有关生态系统动态的经济学研究，具有巨大潜在的重要性。关于可持续发展, 他指出应该被可持续发展的不是环境资源而是社会福利。
    经济发展是否必须以环境恶化为代价?经济最优化与可持续发展这两种价值观是否存在根本冲突?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赤尾健一(Ken-Ichi Akao)教授通过一个理论模型系统回答了实现上述两种价值观融合的必要条件，并且指出技术进步的方向应该是：增长的发动机应该是干净的;我们应该避免依赖于不可再生资源;废物、污水应该很容易在自然的过程中分解;有一个特别的偏好约束。
    三、环境经济政策研究
    南京大学毕军教授主讲了中国“十二五”时期环境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发展环境科技的指导方针是“支撑减排、改善环境、引领产业、惠及民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8大重点发展领域。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山口大学陈礼俊教授主讲了环境税的改革视角以及对绿色预算的挑战，首先引出环境会计与绿色预算的概念，接着介绍了环境税改革的理论，然后讲解了欧盟成员国的环境税改革，尤其是德国在1999~2003年的环境税改革。
    四、非市场评估
    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王华先生以云南的案例，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分析了河湖水质改善的社会经济价值及公共投资项目效益价值估算，研究发现，水质改善一个级别的经济价值相当于居民收入的2.5%~5.5%;投资水质改善的社会经济回报率为15%~20%。
    北京大学谢旭轩、张世秋等认为，健康效益评估、特别是统计寿命价值研究是环境公共政策决策和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他们采用选择实验方法，评估结果表明：因空气质量改善减少一次类似感冒症状的支付意愿约为 50元，减少一个呼吸道或心脑血管病例的支付意愿约为 77万元，统计寿命价值约为168万元。
    北京大学王会和王奇基于选择实验法，对沿南四湖区域的农户进行分析，发现年龄较大的农户偏好产量较高的技术，受教育程度和培训使得农户偏好施肥量少、劳动投入少的技术。
    五、污染治理
    香港中文大学林健枝教授研究了城市交通污染治理的范式转变问题，介绍了音景法(The Soundscape approach)，详细讲述了音景的概念框架，并且阐述了音景法在香港的应用。
    南京大学张炳、毕军等系统地研究了在中国的排放权交易方案的政策设计，调查了影响排放权交易政策设计的关键要素，包括津贴分配、交易成本、初始分配、市场力量、银行和借款、监测和执法等。
    南京大学张永亮、张炳、毕军审查和分析在太湖流域的水污染控制系统，以及规管和WPT太湖试点方案的做法。研究的结果表明，在太湖流域，水污染交易方案从根本上与其他环境监管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五年计划目标存在冲突。
    北京大学王奇、李明全以Malmquist指数表征技术进步水平，计算我国2006~2009年29个省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与工业SO2产生强度变化的贡献，进而计算技术进步对工业SO2产生量的影响。结果表明：2006~2009年技术进步降低了全国工业SO2产生量。
    六、生态系统与可持续性问题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董战峰、林健枝和陈永勤在调研中国流域生态补偿实践最新进展的基础上，将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归结为三种模式：基于流域上下游跨界断面水质目标考核的生态补偿模式、基于流域上下游跨界断面污染物通量核算的生态补偿模式、特定面向水源地的生态补偿模式，并指出：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强化流域综合管理的一种有效机制。
    南京大学王军锋、侯超波等以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为研究对象，发现子牙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将生态补偿基金扣缴制度、改良的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制度等组成有机整体的运行体系，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模式。
    清华大学蔡闻佳等利用投入产出方法分析了节能减排对就业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她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发电行业的排放削减措施，会损害就业。而开发可再生能源将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就业收益，并有利于经济结构的升级。
    七、水、能源与气候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陈永勤教授详细介绍了香港城市生活用水的成功经验。香港通过导入东江水、大面积开发本地水资源、采用最新的技术替代资源(海水淡化，污水回用)增加供应;通过海水冲厕、教育和经济激励，减少渗漏来减少水的消费。香港对生活用水的精细化管理对解决生活用水难题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浙江理工大学胡剑锋教授利用IPCC方法测算了浙江省1995~2008年的碳排放量，并从时间序列、产业结构及能源消费三个方面分析了浙江省的碳排放特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对浙江省人均碳排放量具有正向的效应，而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则具有反向的效应。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助理教授倪金兰和魏楚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构造了全要素能源技术效率指数后，对156个国家从1980年至2007年的能源技术效率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中国的能源效率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尽管它已在过去28年中显著提高。
    八、宏观经济与环境问题
    加拿大谢布鲁克大学何洁副教授以1996~2004年的16个制造业部门的数据，通过投入产出法来衡量中国国际贸易中的各行业隐含碳排放的情况，中国贸易创造的碳排放量很大，而直接由贸易转移的碳排放量很小。
    暨南大学副教授傅京燕、李丽莎使用1996~2004年我国24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效应与要素禀赋效应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并不具有绝对比较优势，因而我国并不是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
    北京大学刘巧玲、刘勇和王奇选取世界26个主要国家，计算不同国家出口商品与进口商品中隐含的SO2排放量，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大量污染排放通过国际贸易实现了国家之间的转移，与基于生产的EKC曲线相比，基于消费的EKC曲线拐点出现在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这也意味着发达国家通过污染转移而将拐点时间大大提前。
    (作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