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摘 要]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后的重大战略任务。从我国实际经济生活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以创新为战略支撑，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开放型经济为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后的重大战略任务。
    从我国实际经济生活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以创新为战略支撑，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开放型经济为动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决定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发展，而且将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一、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阶段性特点，是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已经进入L型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各方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是一个战略性、历史性的判断。把经济建设的主要精力聚焦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新时代的务实选择。
    （一）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实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基础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1.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符合我国发展的客观趋势。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提前总体上实现小康，并且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9-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7.4%和7.6%。[1]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侧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有了一个时代性的提升。
    另一方面，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2017年经济总量有望超过80万亿元人民币，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旅游市场。在产业体系上，我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技术水平逐步提高。过去几年，中国涌现了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包括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通信、射电望远镜、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等。也就是说，在发展的供给侧，“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矛盾得到明显改变。
    在需求侧和供给侧均发生变化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就不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了，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仅以老年人服务需求为例，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当前我国老年人医疗健康消费需求规模每年不低于1万亿元，而实际供给不到2000亿元，“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相当突出。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教育、医疗、健康、环境等民生领域扩大有效供给，改善供给质量，降低供给价格，就能够精准提升全体人民的“获得感”。
    党的十九大报告立足我国生产力的实际情况，准确把握人民不断变化的美好生活需要，鲜明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判断，这为中长期经济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理论突破。
    2．进入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进入新时代，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发展要解决的问题发生重大变化，在继续保持生产力一定发展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更加注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在产业结构上，由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比如，生产性服务业的占比将逐步提升，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将日益明显。我们将逐步从“微笑曲线”的底端向两端升级。
    ——在产品结构上，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转变。比如，在产品质量上，国产工业产品将加快摆脱“山寨货”的标签，成为高端大气精细的“大国工匠”之作。
    ——在经济效益上，由高成本、低效益向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向转变。比如，过去几年，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2016年，我国创新指数名列全球第25位，比2012年提高9位，在中等收入国家中排名首位，大幅领先其他金砖国家。[2]创新成为我国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且在某些领域开始从模仿性、跟随型技术创新走向原发性技术。创新的不断突破，使得我国将加快改变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更多地走向效率型增长，经济效益将有明显改善。
    ——在生态环境上，由高排放、高污染向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经济转变。比如，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的日子将越来越多。
    3.新时代发展内涵得到提升和拓展。新时代的发展要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需要走向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要以增进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为目标。在以高质量发展为重要目标的新时代，过去40年来行之有效的增长逻辑、增长方式、增长动力、增长结构等都将得到重构和升级，现代化经济体系最终将体现为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企业效益不断提升、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等方面。
    （二） 发展条件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所面临的内外发展环境与过去有了明显变化，既带来发展的重大机遇，也带来了发展的严峻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
    1.国际市场环境发生复杂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同时，也强调“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逆潮出现并且在某些地区形成一定趋势，给我国外部环境带来严峻挑战；同时，全球自由贸易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大势。两股力量的博弈，在短期将形成国际市场环境的某些波动甚至震荡。
    2.国内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突出地表现在我国发展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比如，人民对美好环境的需要不断增长，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明确把污染防治作为未来五年三大攻坚战之一。企业的环保成本势必内部化，依赖低环保成本发展的道路难以持续。这表明，与过去40年相比，新时代的国内发展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
    3．转型发展的历史关节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国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在这个历史交汇期，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和特点十分突出。
    ——产业结构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升级。2017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占比达到52.9%，[3]预计到2020年有可能接近或达到60%左右。更为重要的是，在服务型经济比重不断提升的同时，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助推产业变革的新动能。
    ——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升级。估计到2020年，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将由目前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
    ——城镇化结构正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升级。预计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由2016年的57.35%提高到60%以上。同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加快推进，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将逐步缩小，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融入城镇。此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将呈现融合并进的态势。
    （三） 发展理念的转变与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不仅是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具体部署，更反映了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
    1.三大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也是破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出路。
    ——质量变革是主体。中国近40年的发展，速度快、规模大。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经济发展质量不是很高。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一些技术上、质量上仍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一些制造业环节。中央提倡并鼓励“大国工匠”，推进“中国制造2025”，重要目的之一是推进质量变革，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升级。
    ——效率变革是主线。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低效率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例如，经济泡沫、金融风险等问题，归根结底是效率不高的问题。我国央行投入的总体流动性并不算太高，但流动性配置的效率偏低，脱实向虚倾向明显，大量民营中小微企业难以获得贷款资源，降低了流动性的配置效率。因此，效率变革将成为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任务。
    ——动力变革是条件。以劳动力供求关系为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连续5年下降，劳动力成本已经进入上升通道。劳动力成本上升意味着我国内需市场的不断扩大，成为支撑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下一步，在动力变革上，要把劳动力成本优势尽快转为人力资本优势。
    2.发展目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要把过去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转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源的发展方式。
    3.发展保障：产业体系+体制安排。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构建“四位一体”的产业体系和“三有并存”的经济体制，将成为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任务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从多方面聚力、发力。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要求，要着力推进创新发展、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
    1.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加快推进,创新在经济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大、智、云、移、物等领域，在基础研究领域和应用研究领域再推出一大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将为我国中长期发展释放重要的内生动力。
     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表明决策层把传统的“三农”问题上升到乡村振兴高度。而且，对乡村振兴的目标做了全新定位，即从传统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提升到“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使人们“记得住乡愁”。
    3.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要求，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将形成新的局面。
    二、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要任务是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提升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水平，持续释放巨大内需增长潜力。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的进一步提升
    从经济运行情况看，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抓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了显著进展。比如，去产能方面，2017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6%，比上年同期提高3.5个百分点；去杠杆方面，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7%，比上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点。过高杠杆率得到控制，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4]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了重大部署。除了继续强调“三去一降一补”外，更加重视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包括发展先进制造业、提升传统产业，保护企业家精神以及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
    （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初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需要贯彻始终的一条主线，其实质是结构性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是促进供需关系动态均衡的根本保障。从实际情况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攻坚战，既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穿经济转型全过程，又要在短期内实现重大突破。
    （三）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
    1.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过去几年来，我国在制造业取得了明显进展，一些领域的技术水平达到全球前列。但整体上还面临大而不强的挑战。比如，在价值链方面，我国制造业整体产出效率存在一定差距。当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21%左右，而发达国家约为35%至40%；我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只有3000多美元，居全球第54位，仅为发达国家水平的1/3。[5]因此，要按着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2.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依托我国巨大的市场空间，传统产业还有发展的潜力，关键在于优化升级。第一，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比如，我国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需要着力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服务水平；第二，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第三，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使我国的基础设施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的需要。
    3.坚持“三去一降一补”。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在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同时，更加注重以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加快形成供求总量、结构的动态平衡。
    4.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关键在于尽快对企业家关注的重大问题出台具体司法解释，由此稳定企业家预期，激发其巨大的投资潜力。
    5.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关键在于人的因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技能劳动者数量只占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1/5，高技能人才不足6%。以集成电路领域为例，尽管我国工程专业大学毕业生每年近50万人，但国内芯片设计企业仍不得不从海外大量聘用专业技术人才。[6]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把建设劳动者大军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必将对我国中长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三、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客观地看，市场化改革走到今天，能否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加快形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格局，决定着能否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大战略目标。
    （一）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为重点
    1.完善产权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为重点。”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制度框架，但在多方面仍有不完善之处，尤其是产权保护力度与社会预期不相适应。产权保护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是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完善产权保护，推进产权保护制度化、法治化进程，不仅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调动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而且能够增强人民群众财产的安全感，增强社会信心和稳定社会预期。例如，完善非公有制企业产权保护制度、保护企业家创新收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等。
    2.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某些资源要素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格局在这些领域尚未有效建立。随着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依靠行政力量控制资源要素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需要加快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例如，深化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实现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劳动力、人才要素市场化配置等。
    （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延伸和升级，突出了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不仅为国有企业改革拓宽了空间，而且为社会资本发展创造了制度性空间。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需要按照“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要求，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尽快出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改革方案。
    （三）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新的改革目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要求：在去产能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情况下，要把发展创新型国有企业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扩大市场开放，引导和鼓励扩大社会资本参与，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结构中给民间投资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
    （四）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
    1.创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当前，优化营商环境不仅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现实需求，而且成为激发国内市场活力、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所在。有数据显示，2013—2016年，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我国营商环境排名由第96位上升为第78位，在G20中排倒数第5位。[7]仅从两个数字看，我国的营商环境与大国的经济地位很不相适应，优化营商环境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性、迫切性。
    2.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要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国内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推广，在创新市场准入制度方面取得新突破。
    3.重点破除服务业领域的行政性垄断和市场垄断。初步估算，到2020年，中国服务业规模有可能从2016年的38.4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适应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大趋势，需要进一步清理、修改、废除国有垄断行业、城市公用事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导致行政垄断的行政法规；探索实施符合新经济领域发展规律的反垄断方式，形成有效的反垄断审查机制。
    4.以发展中小企业为重点维护公平竞争。近年来，中小企业发展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数量明显增加，但其成长与发展并不稳定。据统计，我国的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有2.5年，与美国的8.2年、日本的12.5年有较大差距。[8]据全国工商联调查，90%的小企业和95%的微小企业没有与正规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其融资多依靠民间借贷市场。[9]新时代的发展，需要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市场环境和更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使其成为创新发展、共享发展的引擎。
    （五）完善市场监管体制
    1.把监管变革作为深化简政放权的重点。过去5年，简政放权改革在多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在激发市场活力，稳定实体经济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经济运行中的各类风险因素增大，以监管变革为重点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有利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2.以监管变革应对各类风险挑战。以金融监管为例，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需要加快推进监管的转型与变革。例如，尽快实现由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的过渡，建立综合性金融监管体制；尽快形成统一的国家反垄断体制，强化反垄断的权威性、统一性，建立既适用于内资又适用于外资，法治化、规范化的反垄断体制；尽快形成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以适应全社会消费结构升级需求形成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
    3.明确把新经济监管作为市场监管部门的重要职责。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动态过程，市场监管也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对新经济的监管既需要各个部门的协同配合，也需要市场监管机构来牵头主抓。建议在市场监管部门成立专门的新经济监管机构，动态跟踪新业态，根据情况提出并试行新经济的监管条例，以适应新经济发展需求，实行科学有效的市场监管。
    （六）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当前，我国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2017年前三季度，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增速与上年同期持平；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5%，比上年同期提高了2.8个百分点，[10]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巩固。我国正进入一个“新消费时代”。适应这个趋势，加快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减少“消费外流”的规模和比重，拓宽中国消费大市场，进一步夯实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七）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我国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突出矛盾，重要原因在于投资结构未能以消费结构变化为引导而做出相应的调整，根源在于当前的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从现实情况看，发展实体经济仍面临民间投资增速下降的突出矛盾。例如，民间投资增速和占比出现“双下降”。2015年民间投资增速为10.1%，2016年降为3.2%；民间投资占比由2015年的64.2%下降为2016年的61.2%，下降了3个百分点。2017年前三季度，民间投资占比进一步下降到60.5%。[11]从扩大民间投资，振兴实体经济的现实需求看，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现实性、迫切性全面增强。
    （八）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1.做实财政这个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过去几年，我国营改增全面推进且全面收官，为企业减轻了负担，也为进一步理顺税收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改革部署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财税体制改革提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要求，总的目标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具体涉及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调整、预算制度建设和税制改革。
    2.重点推进税收结构调整，以降低制度成本。一般来说，直接税比重高更有利于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消费释放、有利于收入差距调节。从国际经验看，高收入国家直接税占比平均达到63.56%。我国目前仍以间接税为主体。根据统计数据计算，2015年，我国直接税比重为42.4%，间接税比重为57.6%。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需要尽快改变直接税比重偏低的状况。
    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实质性降低企业制度成本，是优化营商环境、振兴实体经济的重大举措。例如，改革以企业税、流转税为主的税制。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改革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扩大财产税征收范围，探索启动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新型税种；以财产税为主体形成地方政府稳定的税源。加快房地产税立法，推进消费税改革，将房地产税和消费税作为未来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降低对增值税的依赖。
    3.着力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金融要实现健康发展，重在与实体经济融合。一方面，金融改革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基本定位，加大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为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突破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金融支持是激发小微企业活力、助推小微企业成长壮大的重要力量。要防止金融脱实向虚，加大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配置，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重点解决中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是新时代中央对金融发展的基本定位，旨在扭转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防范和避免各种类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此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具体任务：一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三是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四、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在经济全球化与国内经济转型历史交汇的大背景下，推进以自由贸易为主线的开放转型，不仅为经济转型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强大动力，而且将给全球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带来重要影响，使我国由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转变为主要引领者。
    （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加快形成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在经济全球化新的十字路口，“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我国“二次开放”的重大战略布局，也是我国拓宽经济转型升级空间的重要选择。
    1.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依托。目前，“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基础设施在建项目已经覆盖44个国家。未来10年，要加快打通“一带一路”在陆上、海上、空中的贸易流、物流、人流、信息流通道，形成放射性、网络化的交通布局，着力构建连接我国与自由贸易伙伴的经济大走廊，提升贸易物流便利化水平。
    2.以产能合作和服务贸易为重点。从趋势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较强，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业合作方面潜力巨大。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我国对外产业投资将从2015年的1200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600亿美元。[12]
    3.以建立自由贸易区网络为目标。未来“一带一路”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干扰因素将明显增多。这既是“一带一路”的重大挑战，也是重要机遇。不管形势如何变化，制度性安排可以保障“一带一路”的稳定性，而多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就是主要的制度安排。同时，通过构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网络，巩固我国与周边及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拓展国际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机制，使“一带一路”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
    1.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按照内外一视同仁的原则，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尽快出台《外国投资法》，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2．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目前，国内11个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仍有95项，其中70项针对服务贸易。为此，需要进一步精简负面清单，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三）优化区域开放布局
    1.西部大开放带动西部大开发。当前，开放程度低严重制约西部大开发。根据统计数据整理，2015年，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平均为12.5%，明显低于全国平均36.4%的水平。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我国西部地区从开放“末梢”变身开放前沿。这就需要把握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历史性机遇，把西部地区特色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西部大开放带动西部大开发。
    2.形成“一带一路”东北开放的大格局。开放度低是制约东北经济发展的“最大短板”，是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体制机制改革难以破题的症结所在。以对外贸易为例，2015年，东北三省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为14.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1.8个百分点。为此，东北地区应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东北对外开放的大通道、大平台、大布局，由此形成东北振兴的新动力。
    3.推进沿边大开放。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实现沿边开放的重大突破，是沿边地区主动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例如，设立沿边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发展沿边出口加工区，承接沿海加工制造业转移；发展跨境、边境旅游合作区，加强与周边地区人文交流。
    （四）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1.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加快自贸区转型。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应当鼓励支持现有的自贸区在服务贸易发展和服务业市场开放上先行先试。
    2.积极开展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从不同区域的特定优势出发，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率先实行旅游、医疗、健康、文化、职业教育等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走出一条开放转型的新路子。
    3.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这是粤港澳区域一体化的重大选项，不仅有利于推动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充分发挥三地在服务贸易方面的优势，而且对促进和服务于“一国两制”将产生重要影响。当前，重要的是在管住货物贸易的同时全面放开人文交流。
    4.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对外开放上的一个亮点就是鼓励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从国际经验看，自由贸易港是自由贸易区的最高实现形式，在税费减免、货物通关、企业设立、资金进出等方面有更高的自由度，对外国资本有较强的吸引力。未来几年，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将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布局。
    （五） 创新对外投资方式
    1.以产能合作为重点，建立产能与投资合作机制。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已与36个国家建立了产能与投资合作机制。在当前世界经济整体乏力的背景下，需要创新国际化的投融资模式，发挥产能合作基金等金融平台的作用，为国内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积极引导和规范对外投资。数据显示，到2016年底，我国累计对外投资1.36万亿美元，在境外设立企业3.72万家，2016年投资额1962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存量居世界第六位。[13]2017年8月，我国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旨在引导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例如，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严格限制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禁止境内企业参与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等的境外投资。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进入新时代后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此做出重大战略部署，以及明确的行动路线。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将为我国如期实现新“两步走”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2]国家统计局.新理念引领新常态 新实践谱写新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一[EB/OL].国家统计局网站，2017-06-16.
    [3][4] 国家统计局. 前三季度国民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持续发展[EB/OL].国家统计局网站，2017-10-19.
    [5][6] 黄汉权.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EB/OL].中国经济网，2017-11-08.
    [7][8][9] 迟福林.市场监管变革以优化营商环境为重点[N].经济参考报，2017-09-11.
    [10] 国家统计局.就2017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EB/OL].国家统计局网站，2017-10-19.
    [11] 国家统计局.2017年1-9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EB/OL].国家统计局网站，2017-10-19.
    [12] 2018年我国对外产业投资预计达1600亿美元[EB/OL].中国经济网，2015-12-30.
    [13]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在“推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记者会的答记者问[EB/OL].中国网，2017-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