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致命的自负与致命的失败

    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回首百年前，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回答应该是，统治这个世界的精英们如果还不能放下“致命的自负”，仍可能再次遭受致命的失败。
    在《昨日的世界》一书的开头，斯蒂芬·茨威格这样写道：“倘若要我今天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作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我这样说：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
    那个黄金时代正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百年和平”的晚期。当时的欧洲上流社会享受富足，迷信进步，以为这样的好日子永远不会有尽头。如茨威格所说，欧洲弥漫着“一种巨大而又危险的自负”，抱定了一种“以为能阻止任何厄运侵入自己生活的深刻信念”。
    但是，100年前的6月，萨拉热窝的一通冷枪结束了这个妄想，一战随后爆发。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说，灯光在整个欧洲熄灭了。一战结束后不到20年，又爆发了以欧洲为中心、最终将全球都卷入其中的二战。这是西方文明制造出的骇人的野蛮。
    相比翻检战争的各种耸人听闻，更有意义的是讨论黄金盛世何以骤然崩塌。
     
    垄断资本主义
     
    茨威格生于1881年，那时候，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其实已经终结，帝国争霸已经开始，后来被引爆的“火药桶”已经在蓄势了。通过作家的记述可知，在一战爆发前，这一切甚少渗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宏大的历史变迁也没有进入年轻茨威格的视野。他在回顾一生时（《昨日的世界》写于二战期间），也只写下了对失去的美好往昔的哀叹，却没能给出解释。
    民族主义的狂热，加上政客们的短视与愚蠢，破坏了自由贸易、市场机制和国际均势，最终导致世界大战的悲剧—这是当年流行的解释，这种说辞到今天也还有市场。但这是浅薄之见。要理解世界大战的发生，我们需要借助更深刻的理论家的思考，有两个人的意见特别值得借鉴，一个是列宁，一个是卡尔·波兰尼。他们都没有就战争谈战争。
    “百年和平”的起始伴随着自由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体制的成型，时间为19世纪的第一个10年。但到了19世纪60年代，自由竞争就开始走向垄断了。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用翔实的统计资料说明，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金融资本的集中到了极高的程度；在这种新形态的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家为了攫取更高的利润，开始向国外输出资本，由此发展起资本家的瓜分世界的同盟，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以垄断替代竞争；进而，各国瓜分世界的领土，直至将世界瓜分完毕。
    列宁没有直接谈论一战，但他的逻辑清楚地暗示了战端何以被挑起：世界瓜分完毕，不代表事情的完结，为了取得更有利的资本积累的条件，列强随时会企图重新瓜分世界；目的是两重的，既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也是为了瓦解对手的霸权。于是，各国走向战争便不可避免。
    相比把战争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政客的民族主义狂热，列宁的深刻之处在于指出了是制度，而不是人的主观因素在起着支配性的作用。这个制度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的无休止积累，资本家要不停地获取利润，一切都要为此目标服务。在列宁的分析中，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因为垄断可以获得比自由竞争更高的利润率。在自由竞争的时代，西方大国的政客是反对殖民的；在垄断时代，政客们转而鼓吹帝国主义，瓜分世界是为了维持垄断地位。
    列宁特地指出，“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或许可以说，资本家也受到资本积累规律的“剥削”，所以，求得解放的途径是打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不简单地是把矛头指向作为个人的资本家。
    列宁的框架是严格的阶级分析。他把资产阶级视为资本主义社会起绝对支配作用的核心，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金融资本与政府之间实现了“人事结合”，资产阶级控制了国家机器，使国家的行为完全顺从于资本家的利益诉求。那些鼓吹帝国主义，认为通过帝国主义的垄断同盟可以达到永远和平的知识分子，他称之为资产阶级雇佣的“文丐”。在这个视野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精英—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资本家为核心实现了整合。战争的发动服务于资本家攫取利润的需求，这大体就是列宁的理解。
     
    自律性市场乌托邦
    波兰尼推崇社会至上，但他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认为没有任何一个阶级会只代表自身的利益，一个只追求自身利益的阶级也无法获得成功。
    在波兰尼那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种信念，即对自律性市场乌托邦的追求。这个信念起源于18世纪下半叶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到19世纪20年代，它已经紧紧地抓住了统治欧洲的精英集团。无论工商业界人士、政治家还是知识分子，都将其奉为圭臬，把实现这个乌托邦作为使命。
    从一种书斋中的理念到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呢？恐怕仅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解释是不够的，但是任何解释都难免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凯恩斯的带有这种色彩的论断，可以作为一个佐证，“经济学的思想，无论其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的，也就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接受任何观念形态的影响，却往往早已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自律性市场乌托邦的主要特征有二：第一是将“图利”作为人类行为的最根本的动机；第二是将经济活动的所有要素都交给价格机制自动调节，这就要求把劳动力、土地和货币都变成商品。波兰尼的反驳是，首先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工业社会以前的时代，追求利润从来没有在人类的动机中占有特别的位置，它纯然是一个肇始于斯密的现代神话；其次，劳动能力是人的有机组成部分，土地是自然的一部分，作为购买力表征的货币是由银行或国家财政部门提供的，它们都不是为了销售而生产的商品，而是“虚拟商品”。
    因此，为了推进这个乌托邦，就不得不借助大规模的国家干涉措施。波兰尼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任由事物自然发展，根本不可能出现自由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今天不是、过去也不是所谓的“自发秩序”。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对的干涉措施，只是妨碍市场自由运作的措施，对相反的国家干涉，他们一直是乞求着的。
    将劳动力、土地、货币这三者变成商品，意味着要创造一个脱离社会约束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市场机制。波兰尼把这个机制比喻为“撒旦的磨坊”，“把土地与人的命运委诸市场等于毁灭土地与人”。社会为了自我保护，便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发起对自由市场的“反向运动”。
    自由市场是个乌托邦，它从未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它的每一步推进都伴随着国家的管制，也遇到社会的抵抗，自由市场越发展，对抗就越激烈。这个“双重运动”构成了现代社会动荡的根源—不仅一战，而且二战也源自这里。
     
    黄金盛世被黄金终结
    茨威格对黄金时代的回忆给了黄金一席之地，他写道：“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是以闪光发亮的硬金币的形式流通的，因而也就保证了货币的不变性。”
    在波兰尼看来，自律性市场机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金本位制—黄金是具有价值的特殊商品，作为流通手段，它的供应应该由市场自动调节，国家不该也无须干涉。金本位原则是如此的神圣，以至于它几度崩溃，又几经重建，一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才被彻底放弃。
    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的假设，如果全世界都通过以黄金为锚的自由贸易链接起来，人类将自动获得福利的提升与和平；如果市场出现不均衡，那么市场也会通过自我调节得到恢复。斯密反对殖民主义，他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因为可以通过贸易打败竞争者。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主张殖民主义的人会被视为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怪物。
    可惜这种完美只停留在附加了无数假设的理论层面。自由贸易良好运行的前提是各国同为地位差不多的主体，但事实上各国的情况不同，自由贸易注定导致不均衡的出现，不均衡实际上又无法通过市场自行解决。金本位制下，在自由贸易中处于劣势的国家将承受黄金储量的净流出，这会导致该国的信贷紧缩。如果该国以增加赤字的方式刺激经济，就会出现通胀，汇市下跌，进一步刺激黄金外流；为了捍卫金本位制，制止黄金外流，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通货紧缩。但通货紧缩意味着削减支出、工资下跌、工厂倒闭等等一系列的由社会承担的后果。
    自律性市场于是顺理成章地导致了保护主义，一个旨在排除国家干预的制度设计恰恰强化了国家干预的需要。这个趋势强化了兴起中的民族国家，使之成为社会的保护者。德国率先走上了这条道路，建立起高关税壁垒，工业领域的卡特尔组织，在全社会建立保险制度，同时对外高压殖民。保护主义的壁垒迫使其他出口国将目标转向缺乏保护的弱小国家，进而开始抢占殖民地，这是为了顺利地将贸易网延伸到这些地区，让那些落后国承担社会动荡的痛苦。
    波兰尼与列宁的一个不同在于，前者把垄断也看作是社会自我保护的结果，因为生产组织也受到自由市场起伏的影响，一旦公司倒闭，既意味着资本家的损失，也意味着工人的失业。
    以自由市场开始，以经济帝国主义结束。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狂潮是以自由贸易之名而实行的，目的是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让自由贸易得以继续。斗争发展到极点，就只能以战争解决。
     
    进一步的挫败
     
    一战把“百年和平”取得的成果打得粉碎，却没有打碎经济自由主义的顽固与自负。
    一战结束后的第一个10年中，西方的精英统治集团按照导致了战争的经济自由主义教条进行重建。当时普遍的信念是只有重建1914年以前的体制，才能重建繁荣与和平。在指导性的教条中，最重要的还是金本位制，连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都毫不犹豫地加以遵循。波兰尼说，金本位制是当时的信仰，重建金本位制是当时国际合作的象征，“就这一点而言，在胡佛与列宁，丘吉尔与墨索里尼的言辞中很难发现他们之间有何分歧”。
    金本位制下的货币稳定需要各国黄金储备的相对均衡和稳定，但是一战后各国经济上收支的不均衡比以前更加明显了，这一方面是自由贸易导致的，另一方面是政治原因导致，即战争赔款。在黄金流动更加不稳定的条件下重建稳定货币，无异于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神圣的教条告诉统治精英，为了重建货币，为了重建自律性市场，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这个代价包括通货紧缩带给社会的无穷无尽的痛苦，也包括牺牲掉自由政体。于是历史的反讽就呈现了出来：为了重建自由市场，经济自由主义者强力支持国家加大干预的力度，包括由政府规定工资和物价，赋予政府各式独裁主义的权力，这恰恰牺牲了自由，也为进一步牺牲自由铺平了道路。
    在这种情势下，法西斯主义崛起。波兰尼说：“如果有一个政治运动是因应于客观情势之需要，
        
    而不是偶然之原因的结果，那就是法西斯主义。”他的意思是，由于顽固坚持经济自由主义教条导致的挫败，产生了法西斯主义生长的土壤—大众宁可牺牲自由，以换取免于被市场失败所冲击的保障。
    法西斯主义不是某种特定文化和传统的产物，它作为市场机制失败的产物，出现在受到市场体制冲击的多个国家。它在德国最“成功”，因为一战后德国在战胜国强加的苛刻赔偿条件下所受的灾难最为深重。
    “致命的自负”
    当今还流行一种浅见：一战是帝国主义的争霸战争，没有正义性可言，二战则是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这种认识隔断了相距不到20年的两次世界大战，言下之意是把法西斯主义当成了凭空而来的邪恶，全然无视法西斯主义是对市场社会的反弹。的确，法西斯主义走得太远了，它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以至于被用来承担所有的历史罪责；真正需要拷问的却逃脱了。
    二战后，经济自由主义又复苏了，自律性市场再次被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新确定了金本位制。一直到1970年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良好，西方的社会治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催生了规模庞大的中产阶层。
    这是自由市场有效性的证明吗？恰恰相反，这是对市场加以合理制约的结果。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要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竞争，不得不采取了诸多的社会保护政策，建立起了福利社会，以消除自由市场的负面作用。历史表明，这样的实践是有效的。
    待到社会主义溃退，新自由主义抬头，形势开始逆转。冷战结束，苏东阵营解体之后，新自由主义更是凯歌猛进，把所有地区和人民拖入了“撒旦的磨坊”，全然不顾施加给人和自然的负面后果。
    这个过程伴随着对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污名化。新自由主义的祖师哈耶克用“致命的自负”来形容社会主义，他认为自由市场是自然形成并扩展的，并非人为设计，社会主义对其的改变注定要失败。这个观点根本不是什么创见，只是马克思批判过的19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调的简单翻版。
    波兰尼的研究说明，自由市场完全是人为创造的，其存在和扩展一刻也离不开国家干预。而社会主义，按波兰尼的说法，“是工业文明的先天倾向，以超越自律性市场，使自律性市场服膺于民主社会”。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资本主义的失败，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诞生。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挫折有其原因，但决不能作为资本主义天然正确的论据。
    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机制没有了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3年解体，各国不必再受通货紧缩的苦头，但货币发行失去了黄金这个锚，通货膨胀就无可避免了。经济危机是财富转移的过程，危机之后各国印钞票救市加剧通货膨胀，通胀是变相的征税，相当于第二次财富转移。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伤害，这才有了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全球性抗议运动。
    过度的市场化造成社会的动荡和对立，只能通过国家的进一步加大干预来应对，最终受到损害的是民主和自由。
    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回首百年前，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回答应该是，统治这个世界的精英们如果还不能放下“致命的自负”，仍可能再次遭受致命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