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走出土地制度改革的误区

    三中全会后土地政策引起普遍关注，但是对其的误读和歧异也不少。要贯彻落实好三中全会的精神，需要走出几个误区，并借鉴其它国家的成功经验。其中包括政府还是要做城镇化的主导，在土地流转中如何防止扩大贫富差距，以及认识到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还是户籍制度改革。
    “中国之所以有农民工就是我们有户籍制度，进城当了工人就是城里人。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应该说整个问题核心是户籍制度的改革。”11月18日，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在和讯网主办的“财经年会：2014预测与战略”上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时说了这番话。
    “三中全会后炒的最热的是土地政策，但土地这部分的表述不能绝对地说含糊其辞或者说互相矛盾，但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误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否则就不会三中全会刚刚结束，政府就叫停小产权房。”11月25日，华生在2013新浪金麒麟论坛上再次申明他的观点。他认为，要贯彻好、落实好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就需要走出土地制度改革的几个误区。
    中国经济继续高成长靠人的城镇化
    华生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计划经济，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我们80年代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其中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农村改革推向城市改革，是在这个当中起了加速的作用。应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第一个十年高速增长的基础。十四届三中全会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决定，这个决定是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党和政府确立了中国要保持市场经济，那个决定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活力，形成了我们90年代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高速增长的基础。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题目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完善的时候，这个作用已经有效了。所以，我们并没有记住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大部分内容在我们这个决定当中都能找到。
    我们第三个十年靠什么呢？第三个十年实际上靠21世纪初中央作出的加入世贸的决定，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是中国第三个十年高速增长的基础。所以，我们回过来看，一个全会，一个决定，在中国经济的历史发展和经济成长当中，真正要有历史地位，就是你是不是准确抓住了这个历史阶段它的一些本质性的要求。三个30多年过去了，下面的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中国经济还想继续高速增长，缩短和发达国家的距离要靠什么？改革开放我们改了30多年了，动力为什么衰减，市场经济我们也搞了20多年了，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都是难点。加入世贸成为世界工厂，好处我们收获了，现在在金融危机之后，这条路也不可能完全靠它了。
    华生认为第四个十年和更长的十年，中国经济要想继续高速成长，最根本的是靠人的城镇化。是靠几亿的中国人，从生产率很低的农业部门转到第二和第三产业上来，从原来简单的加工能够经济升级，人的城镇化的核心就是这几亿人民中，现在是2.5亿，加上加速是4亿多，有六七亿中国人民转化为城市市民，包括他们的后代成为我们以后升级的经济的合格的建设者。这是今后十年到二十年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基础。不奠定这个基础，我们的增长一定会下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的决定提到了相关的问题。但是，也应该说人口城镇化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媒体的重视，炒的最热烈的是土地。“在我看来，土地这一部分的表述，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误读和最多的歧异，这是不争的事实。”华生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改革方面给出了非常亮丽的信号，在经济方面，他认为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不然我们就会像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样，二战以后停在中等收入陷阱中。
    土地征用模式需要大改革
    华生说，一些人在谈到土地征用问题时，喜欢讲“严格区分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用地，缩小征地范围”，这个思路听起来完全正确，但这几年在实践中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如果真去做也完全不可行，故而口号与政策实践直接冲突，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只是造成了思想混乱，原因在于这个口号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空谈。
    “我们注意到我们决定最后一章关于建立法治中国，客观说这不是法治的语言，法治语言是可以操作的。适当处理，给谁多少算是适当？这些话执行的时候很有问题。大家回过头翻开20年前的决定，发现里面大多数东西拿到今天来基本上一个字不改还可以再用，很大程度这些话的余地太大。”华生说，西方法治国家基本上原则很清楚，如果我要用你地我要有一个公正补偿，法院就可以给你定义它做司法解释什么是公正补偿，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关于公正补偿说的非常清楚，你赚钱还是没赚钱，你买了这块地赚钱还是没有赚钱，跟我给你补偿没有关系，我补偿按客观的市场跟准则去做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个目的和手段的问题，就是你要达到一个真正公平公正的社会，达到合理处理各方面利益，核心是要有一个好的方法，不然我们永远说比较空洞的话。
    华生认为，土地问题、城市化问题中国落在最后面，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完成这个过程，我们今天遇到问题是别人都做过的，看看别人摸索出来用法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对我们帮助很大。“西方在法治里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永远不根据我规划以后干什么补偿你，因为这样补偿不了。”华生举例，土地拿来以后做公园，你就不要补偿了？拿来盖楼，就补偿一千万。这都不行。法治国家都实验过，土地补偿与拿去以后做什么无关。北京城乡扩大其中商住用地占20%，公益性用地大概占1/3，我们怎么征？所以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看看日本、韩国跟台湾，新城区扩大就是公益就是征地，征地的时候你有怎么样公征补偿的问题，公正补偿按照市场价格，市场价格怎么定义，人家早就有一套成熟的做法。我们要借鉴别人的成功做法，尽快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操作规则。
    土地流转要防止扩大贫富差距
    华生以北京市近郊的郑各庄自行实行土地流转为例说，离北京首都这么近的任何一个村子，让他们把自己用地变成建设用地，他们都会是一号，望京村也不愿意北京政府搞，也希望自我城市化。“哪个村不愿意啊？都会成为亿万富翁。郑格庄把地搞成建设用地，工业用地流转了，其它地方的地没有让，全国都不让这么搞，他是走在前面抢了黄灯，它行了，守法的人叫住了，打擦边球的富了。”
    华生说，深圳是另外一个典型。深圳给当地人的权利拿到其它地方去觉得好得不得了，农民高兴死了，说每家可以有四百平米的土地建六层楼四层楼，我们所有农民都发了，现在去深圳看看，深圳小产权房已经盖到30层了，谁不愿意这样的城市化呢？东莞也是一样，50%变成建设用地，全国50%都变成建设用地就剩9亿亩。东莞把自己用地变成建设用地，他们发达了，全国农民到那去打工，这次说对小城镇的人口放开，到东莞去，东莞任何一个人会告诉你让我们对未来打工仔放开，这是说笑话吧？东莞经常是和打工仔打起来，一个是地主阶级一个是外来无产阶级，这是现实。反过来你想我们都学东莞，我想这个全国人民都欢迎，但是不行呀。你到珠三角、长三角最需要放开户籍的是什么地方？就是外来农民工打工仔最多的地方。第一大中城市不放开，第二长三角、珠三角当地人更不放开，那我们放开哪？西部戈壁滩上的城放开了，有人去吗？有就业吗？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要正本清源的话，你所有讨论问题就是城市化带来的，没有城市化，还是9亿农民在家种地，土地流转了吃什么喝什么住哪里？现在工业化城镇化有人进城，所有人进城住哪，怎么给他们待遇，他们来了住下来了有工作然后再说流转他们家里的那块地。
    像华西村那样把他们所有农地搞成建设用地，把周围十个农村都兼并了搞成建设用地，他们发达了，问题是其它人要种田，规划管制是让种田的那些人的土地价值流转到大中城市来，流转到城市郊区来。那些地方只能种田，种田一亩地只有一千块钱的产出，因为你产出不了东西，但是所有土地流到什么地方？就是所谓城市化的地方。流到这个地方当地原住民都归他们，他们是可以成为亿万富翁，但是中国的问题解决了吗？中国贫富差距解决了吗，没有解决，他们富了，但是另外的成了打工仔。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土地制度核心是户籍制度改革
    华生说，城市化等于农村人口大量变成城市人口，实际上我们城市人也是最初从农村来的，我们城市化最初的产物，中国之所以有农民工就是我们有户籍制度，进城当了工人就是城里人。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应该说整个问题核心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土地问题是跟着它来的，因为他到这边打工那边离开了，所以土地才会出来，怎么分享这个，就是城市化以后土地价值的重新分配了。农业社会的时候，一个社会要平稳公平最主要是均田，大家种的田差不多理想社会就是这样，中国农民社会小农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土地能平均，土地的税务要少。
    “现在是土地价值变化了，过去土地差不多肥沃不肥沃差别不大。”华生分析，郑各庄自己抢着把钱拿走了，改了一点点规划可能多出三五个亿来，规划就是钱。现在这么多亿农民来了，土地价值转移了，我们怎么在城市升值的土地价值里面把这个增值分给他们。目前地方政府多捞一块，房地产得了一块，另外很重要就是我们大城市周边，城中村和原住民得了一块。深圳的渔民村是最模范城市的点，那个村里面每家房产都是几千万，中国农民一家10万都不到平均起来也就三五万，这个财富转移了。
    “要让中国城市化，包括我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最大难题就是怎么让现在来了两亿多人加上家属是4亿，后面还有两三亿，有7亿人口的人来到城市是没有土地权利的，也没有居住权利，怎么给他们这个权利？我说各种途径都可以，你总不能搞到最后不给他们这个权利，他们没有这个权利那中国社会稳定不了，我们光打主意把他们家那块地拿走，这边又不给他们，他们就成了流民了。”
    普遍征收房产税行不通
    华生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普遍征收房产税很难行得通。“你说给房子普遍征税，像西方那样解释我们城市建设什么政府花钱的问题不可能。从第三套开始征很多人跳起来反对，说每个房子征税，这个不可能的事。”华生说，房地产商的土地增值税还征不来，以前基本不征，最后按照销售额预征1%到3%就了不得了，所以这些话咱们说着没用。
    “说建设用地入市问题解决了，不能同意，什么入市，叫做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了，经营性建设用地就是原来商业企业用地，这块可以入市，入什么市？现在一个说法就是可以入商业这个意思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我看文件里面又错了，因为说跟国有土地同益同权同价，城市的国有用地也不能入市，如果城市工业用地都能入市，马上开发区都盖房子了，也不行。农村的乡镇企业用地变成超国民待遇，超过城市工业用地可以什么都建，不光政策是混乱的，我们理解也是混乱的，这些东西没法执行。”
    现在有一种说法，所谓地方政府拿走的那个钱大头是用在城市建设上，城市建设地方政府不做也要别人来做，这个钱一定要出。“城市建设靠税，我们国家没法征这个税，西方国家征税那是维持税，房地产钱收来干吗，是打扫卫生、清理下水道、办学校这些费用，这是维持日常费用不是建城市的。”华生说，中国财政因为不透明，政府从中做了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从战后快速发展城市化，我们邻居像日本、韩国、台湾都是靠政府征地，然后把成本打在里面，成本价大家都要认，仅仅改在这个地方。不可能说城市发展市场化让农民自己建设城市，这个没有过，没有成熟例子。”
    政府要主导城镇化
    华生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在城市建设这一块，是国家介入最多的。在英国、美国，你自家房子要加一层楼加一个房间，自己有一个两亩地的花园在里面盖一个阳光房都不行，连把大门的颜色换个漆都不行，哪些是政府管，哪些是城市管的，人家是做的比较好的。面对问题我们到底想讨论什么问题、做什么问题，你想税收解决城市问题不可能，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农村土地入市到底是怎么入法？现在起码决定上没看清楚。就是我刚才说的乡镇企业用地到底跟谁同益同权，没有看明白，这个决定闭口没谈土地财政，不谈土地财政你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因为所有的事是联系在一起的。”
    来源:经济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