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简述中国权力经济

    我曾经说，中国模式包括了两点：官僚专制加权力经济。本文是对后者的一个简述。
    (一)奇特的婚姻
    权力与资本结合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在通俗的角度，孙立平将其称之为“奇特的婚姻”，贺卫方则称其为二者的“通奸”。在学术的角度，吴敬琏称其为重商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笑蜀称之为“市场斯大林主义”——它凸显了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强制职能即专政职能来统御经济的方式。但是我以为，将这种经济称之为权力经济或者权暴经济、权有制经济、官有制经济，更加准确。
    权力经济就其一般性而言，曾经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某些国家的一个特点，即吴敬琏所说的重商主义。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亚某些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政治转型，即所谓“东亚奇迹”，也可以说是这个模式的一个类型：威权主义加市场经济。这些国家、地区大都走过这样一个历程：政府主导经济，等市场经济培育成熟、社会发展起来时，再起来反对政府过于专制与强大的权力，从而形成正常的政府-社会关系，走向民主政治。“东亚奇迹”的奥秘也是关键之处，是各个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也成长发育起来，然后才能推动政府束缚自己的手脚，变得权责对等。即使如此，这些国家、地区如韩国、台湾、泰国、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除外)等也都付出过惨烈的转型代价。
    中国的情况不能够完全用曾经存在的东亚奇迹模式来比照。它是在文革后复归的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模式起点上，进行经济转型的。如果说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资本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资源配置的话，那么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关键，就是庞大的政治权力也就是官僚阶级从来不肯从经济领域退缩，也不能培育社会成长，因此权力发挥作用的场域和形式虽然产生极大变异，不但与资本巧妙结合，与国际化部分接轨，但始终保持着对经济无论从资源配置，还是从产品监管，抑或从价格形成，甚至从企业产生及运行调控的或有形或无形、或大或小的控制；不但形成了三高三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人权、低消费、低资源价格)的独特的经济模式，而且形成了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财富的公开的和私下的最大剥夺；不但推动了经济奇迹，而且一直牢牢控制着中国的社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让独立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寸步难行。于是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是，中国改革三十余年来，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比如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生态恶化、官民关系紧张、劳资纠纷增多等等。仅从经济领域看，就有频繁发生的血汗工厂事件、食品安全事件、欠薪事件和矿难等。“资本之恶”在畸形的市场经济中暴露无遗。
    更危险的是，“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的效果已经叠加在一起。权力和资本结合而形成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稀缺资源、攫取超额利润，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公权力变成嗜血恶魔，吞噬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财富，吞噬社会，吞噬一个个它本该守护的国民的生活甚至生命，而公众与社会却手无寸铁，无力约束它难以厌足的胃口。
    中国人民没有从高速增长的经济中得到相应的好处。仅从民生方面看，2005年9月8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华发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有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发展正开始落后于经济增长。”报告尤其着力指出，落后表现于住房、教育和医疗三个方面。5年过去，这三个领域的落后不仅未得到弥补，更有差距扩大的趋势，终于变成了新的“三座大山”。再加上养老，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有的社会矛盾。
    正如孙立平领衔的清华大学社会发展课题组的报告指出，归根到底，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失衡。许多年来，人们以为市场的发育一定会限制权力的作用，但实际上权力也可能通过重组市场因素而使自己更为强大。在一些地方，权力已经成为一种恣意妄为的力量。
    (二)权力经济的表现
    权力经济的表现，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
    1．中国独具特色的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
    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并不奇怪，但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调控不但在力度、深度和广度上独领风骚，而且表现了极其强烈的权力即利益主导特征。许小年指出：我们现在大步往回走，走向计划经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政府在市场中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对这个利益集团而言，目前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是最理想的，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场上“寻租”。如果推动市场化的改革，就会限制它“造租”的能力，但它也不会取消市场，没有市场，手中的审批权就没地方套现。改革要求政府退出经济，那它的利益怎么办呢？卡壳就卡在这里，政府利益这一关过不去。
    中国政府大体上通过项目审批、资源控制、政策引导和综合平衡来调控宏观经济。
    官员们垄断了中国大部资源。首先，它代替全体人民管理一切自然资源。按照中国的宪法，城镇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自然资源，都是国家财产，属于公共产权。依据这些公共产权取得的收入都由政府支配，成为官僚阶级攫取财富的源泉。政府控制自然资源与毛时代没有本质差别，但改革以来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使得政府（官员）可以将公共自然资源的配置权通过市场变现。
    其次，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着关乎国计民生的所有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如能源、原材料、农产品、交通运输、金融、证券、外汇、进出口配额，等等。发改委仍然是资源掌控的主要机构，它不但直接管理着最重要的资源产品，负责分配和平衡重要的资源类产品，而且主管重要产品的价格，如直接决定中国的油、电、气的价格。
    作为计划经济的一个变种，由国家计委变身而成的国家发改委，实际上仍然拥有与计委相同的职权，甚至更大，它将已经撤销的各工业部的计划管理权都收归自己手下，也将原来体改委的权力收归手下。发改委拥有数千工作人员，是中国政府部门中最为庞大的机构。
    发改委负责制定产业政策和区域生产力布局规划，并据此审批限额以上项目，同时掌管数额巨大的政策性资金。在地方所谓的“跑部前进”中，发改委是最重要的公关对象。
    当然，其他的国务院主管部门也都有巨大的掌控经济资源的权力。比如银监会、央行、证监会、保监会及各大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决定着经济运行的血液——货币的规模、分配、转移、聚散。与国外政府管理不一致的地方是，这些部门都是被政府严格控制的，甚至本身就是政府的组成部分，绝无任何独立性可言。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货币运行，以及关联的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主要体现的是官僚阶级自身的意志，考虑的是官僚阶级的利益。权力可以任意通过宏观金融、财政、行政杠杆来调控经济，以造成最有利于官僚阶级自己的经济效果。比如1998年至2010年，中国央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发放了广义货币72万亿元人民币之多，是2010年GDP的2倍。除了被动增发15万亿左右之外(即与同期中国外汇存底相匹配的人民币)，还主动超发了逾20万亿元。通货膨胀造成了物价在2009年后的大幅上涨。学者们早就指出，通货膨胀是一种财富的重新分配，即刼穷济富、济政府。中国的这种货币行为更是一种政治现象。中国通货膨胀如此厉害，体现的就是政治本身的特点。
    再次，中国政府还负责社会保障供给资源的配置、综合平衡和价格管制，诸如教育、卫生、养老、文化。
    当然市场化的中国也有部分资源在民间，比如部分的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资金资源。但是，更多的是“官员们垄断了资源，中国70~80%的资源仍然掌握在各级政府的手中[1]”。
    中央政府宏观经济的另一种调控手段是制定政策，包括财政、税收、货币、配额、标准、劳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这种政策后面往往决定着数万亿的资金流动。如中央政府2008年实行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结果当年货币超发了16万亿，引起了2009年物价开始大幅度上涨。
    当然，由于中国统治秩序的混乱，地方官僚阶级的坐大，已经出现了诸候经济的格局，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往往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房地产调控。地方官僚阶级控制着土地资源，“有土斯有财”，土地越来越成为财富的源泉。同时地方政府也经常采用化整为零或者干脆硬上的办法，来上马项目。那些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宏大工程，那些领导人大手一挥上千亩土地就被征用、上百万平米的民房就被一拆而光的项目，已经是地方官员的一种普遍行为，权力的蛮横和霸道已经远非个别的现象。权力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官僚阶级整体得利，他们依据权力决定内部的利益分配格局。地方官僚阶级有了更多更大的经济主导权和利益分配权。
    2．权力控制着微观经济也就是企业。
    企业的性质有多种，关于国企我们下面要专门论及，这里只说民企和外企。涉及这些企业生存和效益的诸种因素，从资格准入、资源分配、税收调节、政策奖惩、各项监管等等，都在权力的强力控制下。简言之，在中国，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任何民营和外资企业都不可能生存。换言之，中国实质上并不存在市场的法制环境。不同地区的政府既可以相互竞争，任意给出国家或法律不允许的优惠政策，甚至白送土地，默认其污染环境，建设血汗工厂，也可以开门迎客，关门打狗，对于前来投资办厂的外商(境外或其他地区的)套上脖链，随意勒索。中国政府也可以因为政治因素，对企业进行鼓励或者打压。比如台湾企业奇美带有绿色，中国政府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税收检查”让其在大陆镇江投资兴办的工厂运营困难，奇美集团董事长许文龙不得不以辞去企业职务来承担责任，以交换其大陆资产的安全与正常运营。
    官僚个人既可以入股甚至入干股民营企业，也可以巧取豪夺民营企业的资产。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辽宁阜新原市委书记王亚忱侵占民企案例。在资源富裕地区，官员入股企业甚至在企业拿干股，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作为这种现象的一个衍生结果，中国的矿难即死于矿井安全事故的人数令世人震惊。在屡次整顿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由中纪委出面，清理官员入股企业。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禁绝这种现象。
    在另一种公共事件即环境污染事故中，人们也经常看到权力的影子。2010年，上市公司紫金矿业污水池渗漏致福建汀江污染事故，企业在事发9天后才向社会公告，但实际上，事故发生两天后，企业就报告给了上杭县政府。上杭县政府没有选择立即向社会通告实情，而是极力封锁消息，直到无法封锁才不得已向社会披露。这个事件虽经国家环保部和福建省政府介入调查，但在最后的处理中，仅仅是轻描淡写地罚了一点款。这个事件的内幕被揭开，让人们知道不但上杭县国资委是紫金矿业的控股股东，占股权比例为28.96%，该县近70%的税收均来自于紫金矿业，而且，紫金矿业近几年逐渐成为当地政府官员的掘金之地和退休之后的养老院。当地有多位政府官员在企业挂职或任职，还有官员通过各种渠道拥有了企业的股份。所以，尽管紫金矿业是上市公司，但里面众多机构的设置如同缩微版的县政府，大到战略决策，小至人事任免，多数要由当地政府来拍板，而企业高管只负责具体经营业务。在这样一个政企结构下，无论为“公”为私，政府和企业选择瞒报就再正常不过了。“紫金矿业与地方政府的这种利益互送，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和垄断企业、特别是国有资源垄断企业之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它本质上不过是权力和资本结盟的一种反映”[2]。
    3．权力控制着垄断性国企
    经过改革存留下来的国企，基本都是资源垄断和行业垄断型的庞然大物。官僚阶级对国企的控制，是一种资源和行业的双重控制，也是一种利益输送的最好方式。张博树指出官僚阶级以公有制形式对社会主要资源的垄断实际上开启了最大的私有化之门：
    邓、陈一代中共元老曾认真地以为拒绝私有化、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然而，历史的讽刺却在于，恰恰是被认为体现了“社会主义”特征的那些“公有制”企业（或事业单位），在改革开放实行不久就开始了悄悄的私有化过程。――当然，这里所说的“私有化”，不是法治社会被保护的私有产权的正常建立过程，而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在特定的权力结构和体系内发生的权力对公共财产和公共利益的掠夺过程[3]。
    张博树简述了这个掠夺故事开始时的情况：从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为起点，然后是办公司、拉关系、跑市场、立项目等等，表现了国企内部人与主管部门和官员控制特点的以权谋私，是从那个时期走过的人都很熟悉的。这个故事发展下去，就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它包括国企扩权、技改、承包、改制、破产、转卖、扩张、上市、价格、掌门人的任免等等重大事项中，
    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私有化和权力化。简言之，本来应当是全体国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变成了少数人的囊中之物。
    邓聿文则分析指出：
    资本有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之分。一般来说，权力更亲近国有资本即国企，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从权力整体看，它需要通过保持对经济的控制力以保证社会的可控性，从而保障稳定，无疑，国企更有利于权力对经济的控制；二是从官员个人看，国有企业通过垄断和其他政策、制度优惠所集中的庞大资源，是政治权力兑现经济利益的最方便门径。因为对个人来说，在市场条件下，唯有与资本接近，才最有利于官员个人利益最大化，不管这种利益是政治利益(政绩)，还是经济利益。
    但权力和资本的结盟特别是政企一体化，会让社会资源大量落入具有政府关系的企业手中，并形成垄断，同时通过企业的分配最终化为个人的财富。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之所以要大肆兴建高能耗和高污染项目，并非单纯为了“政绩”，背后有着赤祼裸的利益分配考量[4]。
    国资流失是国家财富向个人转移过程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国有资产改制破产过程中，通过低估漏估、低价转让，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个人腰包，经济学界流传的一个“比较认可”的数字是，近年来，“国有资产每天流失1个亿”。
    这里再重复一下《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的一段话：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军工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虽然中国民营企业经济总量已占半壁江山，容纳了大部分的劳动力(根据全国工商联的统计，城镇居民七成以上、农民工八成半以上都在民营企业就业)，但是许多行业仍然为国企特别是央企所高度垄断，近年来还有不断扩张的态势。特别是在金融、能源、通讯、铁路、民航和远洋运输、军工的大部，都被国家也就是官僚阶级控制。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呈现一个明显的特点，“财富”并未在各个领域齐头并进地增长，只是在几个特定的领域和板块中迅速膨胀。“中国式国民财富的‘寻宝图’上赫然书写着这几个词：地产、金融、股市、矿产资源。它们被称为近10年来中国财富增长的‘四大金刚’”[5]。而近十年来，最赚钱的行业还要加上高速公路、电网、通讯。所有这些行业恰恰是中国官僚阶级控制最严密的(或者国有化程度最高，或者权力影响资本最重)，它们的过度成长标识着中国经济结构的畸形化。
    吴敬琏指出，中国“贫富差距，在大陆就两个原因：第一，腐败，第二，垄断。这两项事实上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这里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举一个例子，原来的中国石油化工，去年盈利第一名，他原本的执行长(CEO)陈同海，因受贿被捕，之后查出来，他平均每天花公司人民币4万元用在个人享受上。也有人揭露，他公司大厅装一个灯，就花几千万元。陈同海的例子，完全是垄断造成的，他们用石油，几乎不交钱。国际油价涨了后，他们就往国外卖油，政府要他们往国内卖油，还得给他们补贴。而且他是国有企业，除了税收以外，他的盈馀也不上缴。按原来的改革计画，不应该这样，但改革不到位，就变成现在这样。中国现在有三家石油公司，全部都是国有；电信、电力，全都是垄断的。[6]”
    作为国企价格垄断的另一个例子，“移动通讯与中国社会”课题组对居民使用手机的状况的调查显示，手机资费占居民收入的5.43%，在年收入不到一万元的手机拥有者中，更是占到了10.31%。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受高通讯费的影响，中国成为全球物流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
    其实不止是高通讯费，还有天价过路费(包括无可逃避的罚款)，也是造成物流成本高的原因。
    对行政垄断，2008年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对此不置一词。虽然改革要求不同性质的经济主体在行业准入上的平等。
    官僚阶级对国企的控制在加强而不是相反，比如掌管这些企业的高级干部必须由党的各级组织部门管理(这是党管干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为了保证国企的市场取向，又必须对这些高管的市场绩效进行考核。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即这些企业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些高管到底是什么身份？
    强化党和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和企业必须接受市场规则，不但造成企业行为的错乱和经理人的角色混乱，而且直接地影响了企业的真实的经济效益。虽然表面上，央企近年来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高盈利，但2011年3月2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的报告为我们揭开了谜底：考虑到土地、融资和资源等成本较低，2001年到2008年，国有企业实际上没有实现利润。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这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亿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是，“若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并对政府补贴和因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按此测算的国有企业真实绩效,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没有盈利,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7]。
    无独有偶，在这份报告发布的同一时间，正在参加2011年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高明华，也向社会上公布了他参与调研的、一份题为《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的报告，同样指出国企的资产扩张和账面利润主要来自于税收、信贷、资源等隐性补贴，2001年～2008年间这三项补贴总计高达6万亿元，而同期国企的利润总和只有4.9万亿元。这意味着扣除掉这一巨额补贴，国企就像脱掉水晶鞋的灰姑娘，仍然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国企。事实上这还没有算上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数以万亿元计的坏账剥离，后者以央行再贷款形式支付，一次又一次地提供免费午餐[8]。
    而央企在低成本占用国家大量资源的情况下，即使是虚夸的“利润”，也没有向自己的出资人上缴多少。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2007年～2009年，央企利润共为24772．6亿元，上缴国家财政一共1572．2亿元，而同期国家财政资本经营支出则高达1553．3亿元。这表明，3年来的国家财政从央企中收支相抵，仅剩下约19亿元。也就是说，这期间央企表面上上缴红利比例为6．3％，但由于99.9%的上缴红利是从左手给右手，回到了国企，实际上央企上缴红利的比例还不到0.1%（19亿/24772.6亿=0.077%）。央企的“利润”都被官僚阶级私分了。这种状况近年来愈演愈烈，去年新报出的数字更令人瞠目结舌。证券公司拥有800亿利润而不向社会分红。
    对自己的主人如此吝啬，但对国外股东却极其慷慨。据2008年的数字，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个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而中国内地全部上市公司在此前18年里给全体股民的分红总额才刚刚超过2000亿元人币。
    学者们习惯将民营企业与国企进行各种比较。比如从利润上看，尽管民营经济在人数和产出上看来规模庞大，但由于不掌握定价权，利润少得可怜，2009年，全部民营企业100强的利润，尚不敌国企中石油一家。从员工收入上看，在民营企业里就业的3亿人，也与在国有垄断企业里工作的3000万人的总体收入相当。特别是整个工业、服务业的利润收入大部分落入垄断和强势部门。银行、证券业人均年收入高达三四十万元，国有大垄断企业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5万元。而民营中小企业的平均年收入仅有一万多元。中国的企业间已经出现了惊人的收入差距！
    国有大型垄断企业掌握着基础产品定价权。电、气、油、通讯、医疗、教育等价格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基础价格，所有其他行业产品的价格都要依此来定价。当垄断部门将这些基础价格抬高之后，其他部门的利润只有被挤薄，被榨干，甚至企业破产退出。民营的中小企业毫无公平竞争而言。“现存的31750家国企，大都占据着市场食物链的上位。其中150家超强、超大的恐龙级企业，2007年的利润合计就远超过1万亿。由于中国存在着国企与非国企，垄断与非垄断，市场与超市场，可再生的加工业资本与不可再生的资源、能源资本，弹性消费部门与‘控制生计与生存部门’(刘易斯语)这个二元结构，一直以来，也就存在两套资源配置方式，通行两种交易规则，存在着两类价格，存在着事实上的价格双轨制。一类，是外企、民企等弹性消费部门的竞争性自由交易价格，不可能只涨不降。这类低价惠及了大众不说，还对冲了国企的高价。另一类，则是‘控制生计与生存部门’的垄断性强迫交易，价格只涨不降，没有谈判余地。[9]”
    学者们也经常提出自本世纪初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即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强化了国企在资源性领域的垄断，逼迫已经进入这些领域的民企撤出。同时行政管制加强，这些都使得中国民营企业增长缓慢。虽然中央政府曾经发布政策扩大民营企业进入经济行业的范围，但是这种政策完全没有发生效力。政府往往从国家经济安全、生产安全以及提高资源开采利用率等方面解释这种对民营企业的强制性限制和剥夺，但是没有事实证明它的说法是对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与国企相比，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不是变大了，而是在缩小。
    现在权力经济的范围，已经从传统的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传媒、出版、教育、卫生领域，即形成了所谓文化、教育、卫生产业。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和教育领域，历来是中共意识形态控制最严的，所以它的产业化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垄断色彩。虽然市场资源力图挤入这些领域，官方也开了一些口子，但是在传媒和出版业，至今仍然是由官方完全控制的。较之纯经济领域，这些领域的场景更加令人惊讶，因为肩负着党的精神文明建设任务的这些官办单位，突然也跳进市场经济的游泳池里施展手脚，于是就出现了挂羊头卖狗肉、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极其丑陋的现象。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央视春晚的低俗而生硬的植入性广告，一次收入就有6亿之多。另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就是出版社卖书号，和学术杂志卖版面。而教育的滥收费，也已经成为一个久治不愈的社会问题。
    垄断的国有企业坐地分赃，极大地损害了普通国民的利益。用杨连宁的话说，它造成了举世无双的中国政府对于社会的“三重赋敛”，“直说就是国家收了社会三遍钱。强制性税收是第一遍，……总量惊人的强制性收费是第二遍赋敛。之后还有第三遍赋敛：垄断国企的强迫交易与强迫消费。(由于国企)垄断比重这么高，垄断的程度这么高，兼有了自然垄断、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三重垄断，以及宽泛至资源、能源、原材料、交通等几乎所有基础产业，顶端至金融、保险、通讯、科技、网络、信息、医疗、教育、文化、新闻等产业，几乎全是国企主导的领域，满世界的确没有”，所以国人逃无可逃，只能接受国企的高价格产品，这是变相的横征暴敛。“一想到加1箱汽油等于你半个月的生活费，或缴1次200元的罚款等于你好几天工资，不能不让你感到存在着两类价格，碰上了强迫交易；你也不能不联想到那个官价‘半匹红纱一丈绫’就牵走了卖炭老翁的‘一车炭，千余斤’”[10]。
    毛左派们还在迷信公有制或者国有经济的主导或者主体地位，其实德热拉斯已经指出早在苏联模式时公有制已经导致政治特权并产生一个新的官僚阶级。在今天中国，国企只不过是官僚阶级的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也是其牟利的主要手段。国企已经完全成为剥削人民的吸血鬼。
    4．畸形的外向型经济和土地经济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中国主要是通过国际资本的引进和低附加值的“三高三低”产品的输出，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为了使这种外向型经济能够继续，中国又通过国内的房地产业的畸形增长加以维持。
    按照工信部部长李毅中2010年初的说法，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60%[11]。而商业部长陈德铭说，截至2008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超过8500亿美元，现存运营外资企业约28万家，绝大多数实现盈利。
    近十年来，外资对中国制造业的市场平均控制率已接近1/3，超过一般行业市场控制度的警戒线。外资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市场的控制度在2004年以后均在80%以上，对中国经济转型意义重大的高新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近几年来也保持在70%的水平。外资企业已控制中国80%以上的超市。2009年，中国进口大豆4255万吨，比2008年净增加500万吨，中国已到“确保国产大豆30%市场份额”的地步。在中国现有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已有64家被跨国公司控股。目前，美欧四大跨国公司“ABCD”（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已控制中国75%以上的油脂市场。美国孟山都公司已控制中国约50%的蔬菜种子。
    在汽车、手机、化妆品、家电等重要消费品领域，外国品牌和进口产品分别占据了中国市场70%、75%、75%和50%的份额[12]。
    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13]。
    袁剑的一段话，说明了中国消费不振、分配失衡和这种经济模式的关系：
    人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结构的失衡在先，消费率的低迷在后。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在如此低迷的消费率之下，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便惟有像吸食鸦片一样地不断提高投资率（包括不计成本地吸收外资）。这进一步扭曲了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而提高投资率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维持速度，但会形成更加庞大的过剩产能，而为了推销这些过剩产能，就只能以剥削本国下层人民以及掠夺本国自然资源为代价，用极其低廉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倾销。这又加大了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可见，中国目前建立在畸高投资率，畸高外贸依存度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恶性循环过程。而其总源头，则是中国国内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衡。换句话说，中国怪异的产业结构不过是中国国内异常分配结构的外在表现。[14]
    现在再来看中国外向型经济是如何与房地产挂上钩的。这是中国官僚阶级自利性、全球化和权力经济的一个奇特关联。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外资鼓励政策，再加上低估人民币汇率、出口退税鼓励出口，使得中国以“三高三低”的优势迅速成为世界资本特别是制造业资本的产业转移地，低附加值的“中国制造”商品倾销世界。中国由此获得巨额的外贸出超，至2011年第一季度，已高达3.1万亿美元。这些美元，都被中国政府用人民币买下来了，于是产生了大约15万亿的被动型通货膨胀。再加上中国政府的主动型通货膨胀，截至2010年底，一共有35万亿元。为了不引起国内物价的快速上涨，于是疯狂上涨的房地产，便成了沉淀这一庞大货币洪水的主要领域。
    中国官僚阶级通过外向型经济、房地产、通货膨胀三头得利。
    当然中国房地产的意义对于官僚阶级不止于此。实际上，从中国政治和中国经济两个方面，中国变态的房地产业都是最好的观察窗口。这些年来，中国因为拆迁、征地、高房价引发的社会矛盾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不断出现公民自焚的新闻，意味着权力公开掠夺公民利益的进程在加紧，公民捍卫合法权益的代价极为昂贵。权力与权利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释放出十分危险的信号，关系到这个变态社会向正常社会的演变最终是不是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
    尽管社会上对于高房价和征地拆迁中的暴力和血案有最强烈的批评，但是变态的房地产业仍然是中国官僚阶级臀部的纹章，不可能去除。
    首先，房地产业的疯狂是是官僚阶级统治合法性的需要。
    经济增长，也就是GDP的增长，是时下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唯一证明和支撑。中央和地方的官僚阶级，都需要GDP的高速增长。“媒体常批评国人没有信仰，其实中国人有信仰，尤其各级官员。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三个代表和谐发展观，而是GDP。GDP就是他们的G点。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最坚固意识形态与方法论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GDP为中心，GDP以房地产为中心。[15]”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的贡献率是6.5%甚至更大，它拉动了60多个行业的发展，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就业。中国社科院2010年经济蓝皮书指出，2004年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的就是房地产。在中国经济结构始终不能实现根本性改变之时，房地产业成为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和政府的命根子，是它们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所在。
    饱受垢病的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为官僚阶级的利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权力对土地有最大的垄断：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土地在城市是国有，在农村名之为“集体所有”，其实农民只有土地承包使用权。中国的全部土地，从最终的所有权来说，都是国家。官僚阶级不但控制着所有的土地的出让与转让，而且规定除了农业用地之外的其他所有土地，都只有四十年至七十年不等的使用权。实际上，这就是规定，政府可以轮番地向这些土地的使用者收取租金。而农地的所有权名义上是集体的，但在征用中个体农民很少能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这一制度给政府插手土地买卖提供了便利的制度通道，围绕土地形成了一条粗大的寻租链条。多年来地方政府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暴力手段逼迫农民“出让”土地，强迫城市居民搬迁，政府成了土地的垄断买家和卖家，并握有制定有关征地拆迁政策的权力。附着于土地这条食物链上的政府，30年来从土地买卖价差中获取的收入超过30万亿，并惠及与它关系最密切的房地产开发商、拆迁公司及相关多个产业。至于8000万失地农民的生计与400万户城市拆迁家庭的悲苦，却成了所谓“公共利益”的牺牲品。
    迅速膨胀的房地产业特别是火箭般上涨的高房价，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还在于它是一种维持其循环的毒品。在权力经济主导下，中国特有的扭曲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严重贫富不均的分配结构的表现之一，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正如前述，截止2010年底，它发放了广义货币72万亿元人民币之多，是GDP的2倍。这些钱大体有三分之一成为官僚阶级的灰色收入和其他具有某种优势的人群的资本溢价收入，在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越来越低时，社会上的权贵阶级却因手里攥着大把票子需要投资或保值而忧心。在投资渠道狭窄的情况下，也因为房地产业具有与权力关系最为密切的优势，于是社会的通货大量涌向并沉淀于房地产，房地产业已经成为有钱人的游戏。官僚阶级在造成了房价不断升高的同时，也带来一个短期内看是积极的后果：中国这一时期物价的上涨并不剧烈。这正是官僚阶级愿意看到的情况。如果房价下跌，其他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后者会引起社会更大的恐慌与震荡。虽然居住也是民生需要，但是真正有住房刚性需求的大多是比较弱势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不满尚不足以对政权构成威胁。相反，官僚阶级正可以通过高房价，将前者的几代财富席卷一空。甚至，高房价可以使人民更孱弱，从而有利于官僚阶级的统治。当然，如此离奇的脱离中国百姓收入水平的高房价所造成的泡沫，终有一天会破裂，但那是以后的事情了，这个阶级的本性注定了没有人对长远利益负责，而从短期利益最大化来说，饮鸩止渴才是最理性的选择。
    其次，中央与地方官僚阶级在房价飚升中各取所需，利益分脏。
    ⑴是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官僚阶级的利益需要。截至2009年末，房贷已经占到11家上市银行总贷款额的24.20%，加上以房地产为抵押的其他贷款，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已经接近信贷总量的一半，有20万亿元左右[16]，而且是它所谓的优质贷款。只有维持高房价，银行的上述放贷才是安全的。同时，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高达10万亿元，基本是银行贷款，而它向银行提供的担保，是土地收入，这种收入，在2010年是2.9万亿元。如果房价回落，地方政府土地收入下降，则银行会出现坏帐。金融机构是中央官僚阶级的势力范围，为了降低贷款的风险，和维持自己极高的不当收入如工资、职务消费和众多福利，银行不可能愿意房价回落。当然地方政府也不愿房价回落，这一点是相通的。
    ⑵是权力要害官员自己的利益需要。
    房地产成为中国最腐败的领域，从房地产上吸血刮油的是中国官僚阶级中最有实力的群体。他们或者自己亲自上阵，或者让其子女亲戚出马，成为高房价的最大获利者。纪检部门的一份报告说，仅规划部门官员的腐败案件中，平均受贿额就在740万元以上。我们也不难窥见在房地产中呼风唤雨的官二代们，而且他们更多地从事着倒腾土地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无论是当年的海南房地产热，还是中国的各大城市的开发如北京和浦东，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往往是土地的第一单倒手者，凭借权力空手套白狼或者只以象征性价格取得最优质的地块后，轻松倒手，在获取了巨额的利益后悄然而退。
    ⑶是官僚阶级整体的利益需要。包括：
    ①房产利益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的全体官僚们，无论是房改前，还是房改后，在住房的获取上并不客气，他们基本都有不止一套房产，并且继续以低廉价格获取高价住房，并依此而获利极大。甚至在当前的政策保障性住房的获取上，他们也当仁不让，巧取豪夺。
    ②职务侵占的需要。官僚阶级职务侵占包括畸高的工资与福利、三公消费以及灰色收入。中国的行政费用已经占到全部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左右，在某些地方，则完全是吃饭财政。为了支付这庞大的开支，必须保证稳定而持续增长的财政收入。房地产特别是卖地收入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一般占到其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为了稳定地方官僚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忠诚，从而有利于官僚阶级整体的统治，所以必须维持这种土地财政。因此，中央政府不可能真正对高房价下狠手，所有关于抑制住房价格的调控，必然是空调，甚至越调越高。官僚阶级倒是经常默许那些房地产大亨放出风声，说房价还会涨，买房要趁早。
    人们经常说房地产绑架了银行，绑架了政府，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房地产支撑了银行，支持了政府。人们也经常批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责利不对等，地方政府的财政变成了土地财政，希望中央政府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成，这些批评也都很皮毛。这里的关窍是什么呢？就是中央的最高官僚阶层，要依靠全体官僚阶级中的各个集团来维持统治，他们既要与基层的官僚集团形成分赃的默契与潜规则，又要保护自己和中央官僚集团的利益。如果不遵守分脏默契和潜规则，就会自乱阵角，不但会遭到基层与城市官僚以及中央特殊利益集团的合力反对，而且会导致高层内部的斗争的激化。如果不保护中央官僚集团和家族的利益，也就是自己与自己作对，不但众叛亲离，更是会导致整个统治的更快崩盘。这些都是不符合官僚阶级整体利益的。
    目前城镇住宅总面积大约150亿平方米。在中国官僚阶级特意制造的房地产泡沫游戏中，大多数居民的住房，还是那套住房，真实价值不会产生任何形式的增长，幸福程度也不会增长。而房地产泡沫破裂之时，也就是真正的危机来临时，中国到底会发生些什么呢？
    5．权力经济不可持续
    人们已经对这种权力经济有很多的批评，我认为其不可持续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⑴创新的低迷
    上世纪80年代，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时期，信息革命将改变世界。信息革命的硬件是电脑和互联网。在这方面，中国虽然起步稍晚，但基本还是与世界同步。甚至托夫勒都说，中国这次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站在新技术革命的同一起点上。这是中华民族赶超战略的唯一机会。
    1984年，中国长城公司制造出长城100电脑，它能识别汉字。1986年，长城公司的520电脑让中国的电脑产业化。而此时，距1981年美国IBM推出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也不过几年的时间。
    “25年过去了，美国苹果的平板电脑仍然征服全球的消费者，IBM的商用计算机进入了云计算，英特尔的芯片、微软的软件仍然垄断全世界，电脑也已经变化出手机、音乐播放器等琳琅满目的电子产品。我们那些风云一时的电脑企业呢？巨人已经做脑白金了，四通不见了。我们还有联想，可联想10年前就不做电脑了，它是一家电脑销售公司，台湾企业制造，它贴上联想的牌子卖。 (中国的)这些电脑企业做了一个共同的产业：房地产。……联想不做电脑，但做房地产成功，也做金融和投资了。”而那个中国官办机构研发的“世界计算速度最快”的大型电脑，芯片和其他重要器件，都是外国的。
    这么一个最大最有前途的产业，就被这棒人给做没了[17]。
    李国杰院士警告说，现在中国多数技术落后国外两代，中国大量引进外资未换来技术，中国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2009－2010全球竞争力报告》对全球133个经济体进行了剖析和排名，中国因优良的商业环境和创新能力增加了很多分值，综合排名较去年的第30名上升一位至第29名。但是，在12项打分指标中，与科技相关的一些指标中国排名较低，如科技成熟度仅排名第79名，高等教育及培训指标位列第61名[18]。
    韦伯早就指出，一般的官僚制会压抑经济主体的技术创新，压抑经济的内生竞争力这样一些发达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潜力与动力。毕瑟姆也说：“国家官僚制越是侵蚀市场，就越是成为一种经济停滞的力量。[19]”这种停滞，首先就表现为创新的低迷。
    创新只有在不同的经济主体的竞争中才能展开。
    这种竞争要求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简单说，竞争的前提是比较充分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既没有公平的行业准入，也没有公平的竞争规则。这都严重阻碍着竞争，阻碍着技术的进步。当然，我们看到，在那些充分竞争的领域，创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但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所谓关键和基础的行业，至今存在着严重的所有制歧视。这种歧视，和官僚阶级对科学教育领域的专制以及腐败相结合，导致了德热拉斯当年对苏联所归纳的一种结果：“尽管他们有技术上的进步，事实上在苏维埃政府之下，并没有获得任何伟大的现代科学发明。仅就这一点而论，苏联还可能不及沙皇时代的俄国，那时候，虽然在技术上极为落后，但确有许多划时代的科学发现。[20]”学者们也论述了创新和自由的关系，一个思想被控制的国家，一个言论自由得不到基本保护的地区，每个人同时必然会失去创新的思想动力。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听任知识产权遭到侵犯，鼓励员工伪造学历，鼓励公司生产假冒商品，研究人员发表虚假的科研成果。这都削弱中国的创新能力”[21]。
    中国把经济增长的基础放在了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也没有自身持续发展能力的一般房地产上。这150亿平方米、“价值60万亿财富”的钢筋混凝土，于中国的竞争实力毫无用处，却因高房价泡沫，扰乱了经济秩序，最终将由全体中国老百姓买单。
    ⑵劳动者再生产危机
    与官僚专制相联系的残忍经济，表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种危机，即劳动者的再生产危。虽然国有企业凭借垄断地位为自己获得了超额利润并使员工自肥，但提供了70%就业岗位的民营和10%就业岗位的外资企业，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却是极低的。即使是以现代化自居的台湾富士康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企业，但它的员工工资也只是实行地方最低工资标准，在深圳是每月900元。员工只有无休止的加班，才能在每个月拿到2000元工资和加班费。这样的收入，甚至不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
    富士康还不是最血汗的工厂。
    如果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不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他们就会不生育下一代。这一点在大城市中的白领中已经显现出来。虽然有相当的收入，但困于房贷和车贷的这些青年男女，多数不敢生育。也就是说，中国最优秀的群体会断代。至于那些农民工，虽然仍然生育，但是大多数的留守儿童，从小没有受到全面的感情哺育，他们的人格在养成后带有巨大而可怕的缺陷。如果他们成为未来的社会下层的主体，那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如此，中国的经济如何持续呢？如果今日中国经济的腾飞是依靠了毛泽东时代积累的人口红利，那么，一二十年后，谁是中国的劳动者呢？
    中国劳动力的减少所导致的供求关系的改变，会自动地调升劳动力的价格么？不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那时资本会向工资更低的越南等国家转移。为了挽留资本，免除失业，中国工人不得不接受低工资。这时中国会出现工资也就是第一次分配的持续的不合理。中国政府虽然多年来一直提出分配改革的设想，但困难在于，它并不能直接地干预非国有企业的工资分配。同时，从本能上说，官僚阶级的利益更与资本家联在一起。我们看到在所有因工资报酬太低而引起的工人罢工中，当地的官办工会都是站在资本家一边的，甚至它们会雇佣打手来威吓工人。从法律上看，中国政府早已取消了《宪法》中公民的罢工权利。
    现代化工业生产甚至农业生产，要求高素质高技能与生理心理健康的劳动力。富士康的十连跳揭示一个道理：现代化的生产线和机器不能由筋疲力尽和精神痴呆的工人在强迫下予以有效率的运转，而更先进的生产线和机器则要求适当的文化与技能条件。
    ⑶中国甚至世界的资源、生态都不能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中国耗用全球资源越多，对全球经济增长越不利，中国人口14亿，占地球20%的人，我们耗用的煤炭、钢材、木材等等的资源，大概占到地球资源的30%到40%，而我国提供的全球商品和服务目前只有9%。如果我国延续现在粗放的增长方式，以全球20%的人口在未来10年实现经济增长再翻番，耗用全球60%的资源，生产不到20%的产品和服务，那么对资源、环境、劳动力消耗将是我国和世界承受不起的。
    中国经济是导致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资源紧缺和环境恶化问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主导者。
    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房地产业也已经面临泡沫的爆炸。这种泡沫，就是靠价格的虚假的上涨，而且是靠多发货币、投机性增长和所谓的城市化趋势来拉动经济增长，这就带来了很大的金融风险，这种金融风险如果不消除，最终会造成无法消除的后果。中国正在重蹈当年日本、美国的覆辙。
    人们经常拿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相比，类似模式往往导致类似问题。可是同样面对危机，中国的表现却凸显了它特有的体制性弊病。“正如北京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方式表明的那样，为推动经济增长，中国对一种难以为继的模式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而不是降低。银行贷款猛增，而国内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实际上正在下降。这个比重刚刚超过30%，在现代经济史上各主要国家中最低。这个数字不断下降，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以上降至世纪之交的40%，而在2008年全球经济下滑之前约为36%。……更糟糕的是，两个政治经济体之间的差异也许对中国不是个好兆头。当日本的经济低迷期开始时，这个国家已经建立起牢固的制度：法治、产权和稳定的政治制度。尽管日本的发展模式经常被称为国家主导型，但是私营部门通常能得到这个国家约四分之三的资金。这就是说，即使在结构性衰退时期，大多数日本人也有‘好日子’过——而且在变老之前就变富了。[22]”中国私营企业却不但在为危机到来时更加剧的经济自救与发展机遇的不公平沮丧，而且大多数人民在为极其落后且不公平的保障制度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中国模式的经济，也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欧洲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有某些相像之处：
    对于这种具有非常明显垄断特征的经济制度，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曾经强烈批评过。这是一种被政治严加管理的经济体制，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尔逊说，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显然，威尔逊的表述成为重商主义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驱动下，政府给与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历史证明，这种看似宏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体制的过渡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人企业发育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最后是各种利益群团几乎绑架了国家。
    重商主义的细节我们耳熟能详。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比如，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还比如，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权力，准确的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那些拥有特权的组织和个人，总是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为了持续享受这种服务，他们宁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精明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价值。
    历史的发展轨迹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欧洲的重商主义制度已经消失了几百年，但是我们似乎还迷恋在这种早已证明是失败的经济制度里[23]。
    从这点看，中国官僚阶级其实没有太多创造性。他们只不过是凭借垄断的政治权力，把重商主义发挥到极致罢了。问题是历史已经证明失败的东西，我们还当成宝贝，这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官僚阶级的愚昧和野蛮。
    ⑷资产的泡沫化与通货膨胀正加速经济的全面崩溃
    上述经济的扭曲，更在下面一点上加速了经济的全面危机，这就是中国经济自胡温新政以来，在宏观上采取了一种资源价值发现与重估重于实物增长的路径，并相应地大量增发通货，从而造成了中国经济严重的泡沫化。
    所谓资源价值发现与重估，就是在土地、能源、矿产、建筑物方面，2003年后突然大幅地涨价，其幅度可能在百倍以上。就以其中最典型也是关联度最大的土地来说，过去10万元一亩的一块城市住宅用地，今天可能会高达数千万元。当年的住宅价格也高涨了5倍左右。有学者统计，在中国这一阶段的GDP增幅中，起码有一半是通过资源涨价来实现的。
    但是物价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资源涨价要靠货币支付，因此与之连带的、甚至涨价背后政府的主导思想就是通货膨胀。太多的货币追求相对较少的商品，物价上涨也就成为必然。资源涨价是为了通胀，这是官僚阶级与资本家的合谋，它实现了一石多鸟的效果。
    在目前来说，中国经济上的巨大矛盾基本上没有解决的办法，只能靠通货膨胀来维持。这就是饮鸩止渴。中国经济已经走入一个死胡同，通货膨胀及连带的高房价已经无法扭转、无法控制。它最终会导致经济上的一个崩溃，并导致社会动荡。
    ⑸管制成本巨大而效率低下
    权力经济无疑是社会成本最昂贵的经济。即使我们不去计算腐败的成本，而只是计算管制的成本，那么，我们也看到它的不可持续。限于篇幅，这里仅从一点，即官僚阶级因政治需要对信息特别是通讯新技术的限制，就已经让相应的经济主体损失惨重。
    中国每年因GFW(网络防火墙，它截断了国际上所有著名的信息交流网站)导致内地生产商成本增加已逾1200亿美元。广深一带，中小型企业试图搜索国外供应商时发现，几乎重要的门户和信息来源网站均在屏蔽之列，门户可深入搜索的地方性、行业性网站则无法直达，这不但加大了传统的纯粹的贸易中间商的商业地位和盈利空间，而且产生了一个新兴行业：信息中介。能够仅仅是提供各种企业翻墙服务就已经可以获利，如提供出租外贸和搜索专用的VPN等等，这已经形成一个价值120亿人民币的外围产业。这对制造业的作用显然是负面的。广东半导体行业每年因无法获得正常的信息来源不得不接受贸易商的高利商品，该行业从业人员对此则深有体会。出口贸易商由于各种人为设定的阻碍，不得不应对各种中介的佣金和手续费用。小额的贸易附加费用每年大约会从中国流失出海外数十亿美元。加之GFW本身维护费用，该项目如今已成为维稳的巨大负担。[24]。
    官僚阶级认为菜刀不安全，信鸽不安全，卫星锅不安全，集会不安全，散步不安全，互联网也不安全。于是公权力设置了庞大的力量来进行管制。这是中国公共机构庞大而官员众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中国政府在除了与政治安全有关的所有其他领域的监管方面同时显现了巨大的疏漏，十个衙门管不了一个食品安全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中国人民养活的是世界最贵的政府，享受的世界几乎是最差的公共服务。贪腐和渎职在经济领域的结果就是最终让中国模式难以持续。
    小结：
    1．张博树对权力经济有一个总评价：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把权贵资本理解为利用公权力（行政权力或企业权力）为自己（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小团体）谋取好处的那些人、势力或集团。权贵资本的形成，标示出开放年代社会的某种新走向，也体现了开放年代权力持有者阶层所特有的利益逻辑[25]。
    2．我觉得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权力经济的特征，即它反映了行政管理与市场经济这两种在不同指导原则下的人类行为，是如何在官僚阶级专制下搅拌得乱七八糟的。米塞斯指出：“在市场社会里，利润动机是指导原则。在政府管制下，严格控制是指导原则，不存在第三种可能性。[26]”官僚专制恰恰把严格控制和追求利润混为一体，于是产生了第三种可能性：混乱。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就敏锐地发现“商品交换的原则被引入政府管理”，那是官僚早期腐败的主要方式。到了后来，这种混合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而官僚集团的腐败也超出了寻租，而是利用专制也就是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直接发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