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下）

    第九节：县际竞争的其它效应
    这些日子，读中国媒体报道的经济政策要小心。撰稿的人不是说谎，但往往误导，因为他们一般不理解中国的经济制度。县有相当大的经济决策自主权，好些时没有执行北京公布的政策。最低工资的引进，不同的县有很大的时间差别，而一些县只说他们有最低工资但不强迫。当北京宣称百分之七十的新建公寓单位要约束在九十平方米以下，一些地区公布有一两个这样的项目，其它地区则置之不理。报章的头条说一个外来的人不能购买超过一个住宅单位，深圳目前执行，上海说没有听过（注四十）。
    这不是说北京失控。他们是控制着的，但地区干部知道哪些真的要执行，哪些只是投石问路。他们懂得衡量上头传达下来的文件有多认真。北京征求地区的意见常有，而推了出来的政策可能悄悄地取消但没有公布。有些村落有民主投票，有些没有，而有投票的引进的时间很不相同。
    我认为上述的混乱画面可不是真的混乱，而是起自地区的自主权与他们之间对政策的取向有别。一个县是否把一项政策用作粉饰橱窗，考虑的是这政策会否有助他们的竞争。为了增加县的产品增值税收，为了生存，县的干部要引进投资者，他们知道劣政策会把投资者赶走。如果北京坚持要执行一项政策，县会接受，但如果这政策有损地区的利益，他们会投诉。投诉够多往往有效。
    发展到今天，县制度的权力结构是不容易拆除的了——这是支持着可以乐观地认为快速的经济增长还可持续一段长时日的主要原因。困难在于地区无权过问的事项：货币制度，外汇管制，对外政策，言论与宗教自由，国家操控的教育与医疗，传媒通讯，以及庞大的有垄断性的国企。
    我担心北京对这个经济制度的运作理解不足，因为有迹象显示，他们正在尝试改动这个制度（注四十一）。我认为只要把这制度精细地调校一下，就会变得坚固了。正如我在二○○四年二月的长文指出，层层承包以分成合约串连，在最理想的安排下，任何一个单位或份子的界定权利受到侵犯，某程度整个连串的所有份子都要付出这侵犯的代价。
    因为地区或县的竞争，中外合资的合约发展成为一种特别的专利使用合约，每件算的使用费可以不受管制地汇到外国的银行。我曾经研究过发明专利的使用合约好几年，知道监管这些合约的履行很困难，但以合资合约从事，有外来的作为董事在场监察，收钱就容易得多了。这是外资蜂拥到中国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周燕奇迹地拿得一批合资合约的真版本，赢得一篇不错的博士论文。我邀请了她为这个会议写一篇摘要，这里不多说。
    因为县的竞争，工业类聚的集中发展非常显著。中国的产品今天泛滥地球，但外间的人很少知道工业的地区集中与专业的程度。佛山的陶瓷产出历来有名，我邀请了李俊慧为工业类聚提供一文。
    因为县的竞争，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受到压力要加速。世纪转换，地价的上升大大地协助了这私有化的进程。较高的地价让地区政府有钱补偿解散国家职工，拿开了最大的障碍。国企的买家会把原先位于市区的物业出售，搬到地价较低的工业区去。长沙的国企私有化的速度可能破了世界纪录。我安排了那里的副市长刘晓明写有关文章，因为是他主导这发展的。
    县的竞争也协助了减少贪污。有同样条件的地区，只有无知的投资者会到一个贪污知名的县下注。有经验的投资者知道贿赂是一项成本，早期在南中国的厂家例行地把这些成本算进产品售价之内。不是所有贪污都消失了，而是与九十年代初期相比，减少了很多。跟我谈过的干部都同意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有助减少贪污。
    最后，我认为过去十至十五年的合约选择的高度自由——除了上文提到的地区承包合约的串连——也是县际竞争的效果。合约选择的弹性够高，使九十年代的中国免于经济衰退。
    余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总有一天，农地转作工商业用途的边际价值会下降至均衡点。可能十年之后吧。今天我们见到的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会消失吗？答案是这竞争的转弱会出现。然而，有县制度的存在，竞争会转到其它方向去。最可能的新竞争目标是科技的发展。为此我曾建议北京的朋友要紧握增值税，因为科技的引进是最有效的增值法门。
    第十节：中国的货币制度与人民币的兴起
    朱镕基是个精明的人。虽然职位转来转去，一般的意见，是从一九九三年七月到二○○三年三月，他是中国经济的舵手。表面看他是个计划经济者，是个独裁者，也是个不相信市场的人。一九九五年我批评他处理通胀的方法，后来以文章及在电视公开道歉：他对，我错。
    我们不能以一个改革者的言论甚至行动来评价他的政绩。他的成败只能以效果衡量。这样量度，朱先生可以拿满分。看似权力欲强，但在他掌政时中央的权力是大幅地下放了。不相信市场，但他在任时国内的市场变得那样彻底地自由，就是崇尚新古典的经济学者也会感动。你可以指责市场有假货，但产品质量的急升大可与当年的日本一较高下，而市场的合约，无论产品的或劳工的，显示着的自由其它地方难得一见。
    一九九三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加剧，人民币暴跌。我在该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表文章，说控制货币量不会有效，因为无法做到（注四十二）。我指出困难所在，是中国的银行乃出粮机构，有权势的人可以随意「借」钱。于是建议，中国人民银行要负起一间正规中央银行的职责，不提供任何商业借贷。更重要的是：以权力借贷的行为要杜绝。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朱镕基接管人民银行。掌此职仅两年，但他创立了中国货币制度的架构，并一直监控着这制度的运作，直到二○○三年三月从国家总理的职位退休。一九九五年他把人民银行转为正规的中央银行。他控制通胀的方法，是直接地约束借贷与消费，把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我当时对他的约束办法有怀疑，但也认为可能是斩断权力借贷的唯一办法。受到弗里德曼的影响，我反对人民币挂钩而不浮动。
    一九八三年香港的财政司考虑港元采用钞票局的制度，让港元与美元挂钩，我参与了讨论。英国的Charles Goodhart建议港元要下一个锚，而弗里德曼支持采用钞票局。人民币怎么办呢？八十年代后期出现不少困难，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崩溃。我求教过米尔顿好几次，遇上任何关于中国的事，他的时间是非常慷慨的。
    米尔顿之见，是像中国那样庞大的国家，不能采用钞票局制度。他认为我提出的把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挂钩原则上可行，但费用会是高的。他的选择，是中国采用美国的无锚货币制，严谨地控制货币量，让汇率自由浮动。
    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不久，一组来自北京的经济学者邀请我到深圳会谈。他们对中国的前景很忧心。在讨论中我突然间乐观起来，因为意识到朱镕基做对了。只三年他把中国的通胀率从百分之二十以上调整至零，而当时的产品质量正在急升，通缩一定存在。我于是推论，亚洲的金融风暴是人民币突然而又迅速地转强的结果。当时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包括中国，都钩着美元，所以当中国的通胀骤然间终结，在国际竞争下钩着美元的亚洲小艇纷纷脱钩，因为他们的币值是偏高了（注四十三）。
    一年之后，我更为理解朱镕基的货币制度。他的方法可以理解为把人民币下了一个可以成交的指数为锚。得到朱的启发，我意识到一个国家的货币可以用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锚，用不着要有真实物品的储备，条件是央行当局要有些外汇储备，必要时左右一下，而更重要的是不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把货币的用途限于货币现象，将汇率与一个可以成交的指数挂钩是不难维持的。
    是市场合约的自由与弹性协助中国在九十年代幸免于经济衰退的蹂躏。就是不算当时产品质量的急升，通缩率逾百分之三，而房地产的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然而，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增长率约百分之八。分红合约与件工合约当时盛行，协助了真实工资的自动向下调整（注四十四）。再者，为了确保他要达到的百分之八的增长率，朱镕基把市场全部放开，大力推行国企的私有化，拿开约束劳动人口流动的限制，也加速了经济决策的向下分散。上马时朱可能是个市场怀疑者，下马之际他必定转为信奉市场了。
    回头说中国的货币问题。二○○二年在天津南开大学的一次讲话中，我说人民币是世界最强的货币——当时的黑市汇率还低于官价的（注四十五）。到了二○○三年三月，在一篇评论朱退休的文章中，我说人民币那么强劲，两年之内西方的国家会强迫人民币升值——那时黑市与官价汇率大致打平（注四十六）。这样用黑市与官价汇率的互相运作来估计一种货币的强弱，一九九三与米尔顿研讨过，加上我跟进了地下钱庄的非法交易活动。这些活动的存在，北京当然知道。
    外国施压要人民币升值来了，不是两年后，而是四个月。我坚决地反对人民币大幅升值。理由是如果要改进农民的生活，他们要被鼓励转到工业去。除非农民的生活提升到城市工人的水平，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能说是成功。多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的故事永远是血，是苦，是泪与汗。记忆所及，这是第一次农民看到一丝曙光，而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提升会消灭这希望。
    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尔摩，参加高斯获诺贝尔奖的盛会，我对米尔顿说世界将会见到十到二十亿的廉价劳动人口加入国际贸易，二十年后地球的经济结构会有很大的转变。这竞争来临了，而我关心的是虽然中国的工资低廉，比起印度与越南等地还是高出相当多。这些国家也发展得强劲，我当然高兴，理由简单：他们愈富有，跟他们贸易中国赚的钱会愈多。然而，把人民币的国际汇值提升是让赛。很多农民到今天还没有见过真的飞机在天空飞行，人民币升值怎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呢？
    目前中国有无数的我称为接单厂家的工厂。他们既没有发明专利也没有注册商标，只靠客户交来样板与设计，有单就接。当一个订购者要求复制样板及开价，这要求通常寄到多处，到几个国家也是常有的。我的观点，有大量的事实支持，是农民尝试工业一般由接单工厂做起，学得点技术与知识然后向上爬。感谢蒙代尔，他也曾多次大声疾呼地反对人民币升值。
    要清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困难。与其愚蠢地压制人民币的需求——央行目前正在这样做——他们大可取消外汇管制，让人民币大量地流进国际市场。一种货币的下降与上升的压力是不对称的。有下降压力很头痛，但上升压力绝对不坏。让人民币外流国家赚钱，而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泛滥，有需要时可以容易地把人民币买回来。通货膨胀的担心可以用一篮子物品作为人民币之锚而解决了。
    得到朱镕基的启发，二○○三年我建议，也重复过几次，人民币转用一篮子物品为锚，正确一点地说是以这篮子的可以成交的物价指数为锚。央行不需要有这篮子的物品存货。他们只要担保一个币量可以在指定的市场购得这篮子物品。
    这个可以成交的指数容易调整，即是说物价的水平可以容易地调整。物品的选择与比重的分配要慎重考虑，做得对通胀再不会是关心的问题。把货币钩着一篮子物品，多年前与米尔顿研讨过，而这思维与蒙代尔的货币观是一致的。朱镕基的经验显示，实践的成本不高，因为货币之锚只是个可以成交的物价指数，央行不需要持有这些物品。
    北京考虑了我的建议良久，那其实是朱镕基的货币制度加上一点变化。这变化是向旁站开一步，避去与其它国家争吵，对他们说：「我们是回复到古老的本位制，只是我们用一个可以成交的物价指数为锚，没有真实物品的储备。这是我们选择的确认自己的币值的方法，与所有其它外币的汇率是自由浮动的。」当然，要防止通胀，以一个可以成交的实物价格的指数为锚，远胜一篮子用纸造的货币。
    央行没有接受建议我不感到烦扰，但两三年来他们的操作使我担心。上述提到之外，我的感受是他们要尝试美国的无锚货币制。货币政策早晩会大手采用。这会大幅地增加央行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到后来可能把县制度破坏了。
    让我重复上文说过的一个重点。互相竞争的县的权利结构不容易瓦解。任何不明智的政策，侵犯了县的利益而县有权说话的，我不担心。例如我不担心价格管制或租金管制，如果这些管制出现，我敢打赌要不是不被执行，就是执行也不会持久。我担心的是县无权过问的政策。这方面，货币政策居于头痛项目之首。
    第十一节：结语
    这篇文章我集中于中国做对了什么来解释他们的经济奇迹，想着到结尾时说些负面的话来平衡一下，但写到结尾我不愿意这样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三十周年。中国的传统教我们，一个人生日之际不要把污泥掷到他或她的脸上。也不只是一个人。是一个曾经那么丰富而又有深度的文化。
    五千年前这文化产出的陶器与玉雕我们今天还没有本领复制出来。为这传统我感到骄傲，而任何人研究过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会同意那是人类足以为傲的一个源头。今天，这传统是在复兴了。
    这些年北京做出来的大可引以为傲。你可以详尽地批评执掌政权的人，但他们减少了那么多的贫困，工程之庞大与迅速，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认为这样的成就不会再重复——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时。
    我坚信私产与市场对社会的价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从第一天起我反对通过民主投票来改革。一九八三年，第一次与一群老同志在北京会面时，我不客气地直言：「你们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要替我把国家修理好。」我们成为好朋友。伤感的是，他们之中多位已经不在了。他们后来做到的，远超我的期望。午夜思回，有时我幻想着要是这些老同志还活着，见到今天的中国，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
    中国共产党做出来的成果令我拍案！政党历来有困难，困难多多。党员八千万，要怎样安排党的职责与执行党规才对呢？不可思议。
    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想在这里赞扬中国人，但我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拚搏——而还在笑。二○○四年，在国内的荒山野岭摄影，太太与一个在田中操作的妇人闲谈。这妇人说久不久会有一日有受薪工作，雇主会以大车接送她及其它人到工业园去作园艺。天还未亮起程，天黑后才回家，带着面包与一瓶水，一天的工作可获七美元。我见她在笑，问她为何这般开心。她说生活改进了，有生以来她的植树知识第一次有外间的需求，而女儿刚在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份很好的月薪二百美元的工作。是像这个妇人的人，数以千万计的，把国家建设起来了。
    一九七九我发表第一篇中语文章，热衷地下笔是一九八三的秋天开始的。今天在盛年的干部与企业家，那时是大学生。很多读过我写的，所以这些日子，作为一个老人，在国内所到之处，不愁没有免费饭餐吃。跟他们当餐对酒是乐事，也从这些聚会中获得一手的资料来写这篇文章。这里我要以深深的诚意感谢他们，也要再感谢他们的工作，把国家从漫长的黑洞推出来，见到曙光了。
    流行的报道说中国的干部例行地贪污，不可能对。他们之中很多有智慧，对国家有贡献。一种竞争的风气使我想到六十年代初期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作学生时的感受。在一组同学中大家知道或听过谁是谁，对大家的本领互相估计，然后玩那成绩排列的竞争游戏。彷佛没有其它目的，只是要看谁能爬得高一点。
    那位到我家来求喝一杯葡萄酒的县长是个例子。他工作拼搏，但工资低——每月约三百美元——使我怀疑是些什么驱使他奔走。是贪污钱吗？是升职吗？是声誉吗？我试图很含蓄地找出他的动力根源。过了好一阵他知道我要问的是什么，说：「教授呀，我只想为国家做点事。」不难想象，气氛环境适当，可以有很多像这位县长的人。
    回头说中国奇迹吧。那史无先例的经济制度之外，我选两个现象为奇迹之首。其一是约一九九三开始，长江三角洲出现了爆炸性的经济发展，伸延到国家的中西部去。这个现象出现的时期，开头有人民币的崩溃，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胀，跟着是百分之三强的通缩，而房地产的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其二是大约二○○○年起，通缩终结，农民的收入开始爆炸性地上升。从二○○○至二○○七，我的估计是农民的人均收入的每年增长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了。只要这趋势继续，十年后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会与城市的中等人家打平。趋势当然不可靠，但如果真的继续，我的估计是二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会等于十个日本。
    结笔之际，我要对一个我批评过的人致敬。他是朱镕基。老师艾智仁当年屡次提醒我：成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热情──来衡量的。上述我排列为首的两项奇迹，都出现于朱先生掌管经济的时期。将来的历史不会忘记这个人。
    不愉快的后记
    上文写于二○○七年八月。除了中央银行把朱镕基的货币制度左改右动，我当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三十周年有数之不尽的理由要大事庆贺一番。我没有注意到新劳动合同法：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通过，二○○八年一月一日施行。北京没有征求过县政府的意见。
    二○○七年十月我收到该新法的文件，只略看内里的九十八条就知道是灾难性。当时正在写一系列关于通胀的文章，要到十二月才有机会评论该新法。十二月十三日发表第一篇，批评该法的文章，支持的声浪高得很（注四十七）。然而，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六个政府性质的部门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反对我的说法。我前后写了十一篇评论文章，主要是解释北京不明白的市场与机构或公司之间的关系。这系列文章起不了多少作用：二○○八年三月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中，有关当局显然固执地要推行该法。
    基本上，新劳动合同法说，雇用劳力或员工的合约再不能自由了。这些合约要服从政府规定的严格条件。超时及假日工资加倍，雇主提供的食宿不能从工资扣除，合约要用文字写出来，员工的假期及福利要这样那样，工会受到鼓励，革职的程序改了——全部是维护劳工的利益，也引进了近于美国大学的终身雇用制：一个员工在一家机构工作了十年就不能被革职，直至退休。
    虽然时间刚好吻合，我不敢说中国股市的暴跌是新劳动法与北京的三月会议引起的。正如牛顿所说，只有上帝才明白股市的变动（注四十八）。我也不敢说二○○八年头两个月的出口急跌，尤其是玩具与成衣，是新劳动法的效应。雪灾是记忆中最严重的。可以说的是山东的一个地区，约一百二十家韩国人拥有的工厂，在春节假日中悄悄地关闭，员工假后回来见大门锁上，内里无人。该新法对旧机构的损害比新机构为甚，成千上万的在旧工业区的工厂关门，骨牌效应推到工业的后援行业去。员工被革职的无数，不少旧工业区的食肆破产。工人有联群上街的行动。
    见到工业的发展一时间转暗，北京某部门认为次贷风暴与美国不景是原因。不对，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输出是上升了。没有疑问，新劳动法触发了工业转移到其它廉价劳力的国家去。好些档次较低的在中国的工业投资者搬家，尤其是搬到越南。有些在外地兴建工厂，可开工时会把客户一并带去。
    不能想象北京不知道这些事。他们一定知道。为什么呢？为什么到了二○○八年三月，负面效应那么明显，他们还在坚持新劳动法的执行呢？除了律师与一小撮劳工，所有的人都受损。广东的省长说，政府的政策要考虑到员工、雇主与政府本身的利益，但新劳动法对这三方面都有损害。明显地，北京的三月会议这位省长之见没有受到欢迎。
    我看不到有什么压力团体会因为新劳法而获益。几位律师朋友也反对该法，说预期的生意增加补偿不了处理员工问题的麻烦。考虑到该法在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及北京奥运的大日子推出，难以明白。
    我有三个可能的解释，最可能是三者的合并，虽然经济逻辑加不起来。其一是北京不知道自二○○○年开始，中国的贫苦农民的收入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迅速增长。不容易知道。月入人民币一千六百以下的不用报税，流动的劳工一般不报，这些人的收入不易估计。更重要是农村的户籍人口依然多，虽然不少流动去了。如果以农户的总收入除以户籍人口，一个不实的低数字会出现。
    二○○四年一月，两位中国作者出版了一本赢得国际赞誉的书。这本书提供资料，说中国农民实在苦（注四十九）。一年后，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中国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农民的生活转坏了。这些言论，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生活改进得最快的时刻说出，是不负责任的。是的，就是到了二○○八年三月三日，林毅夫在上述的北京会议讲话，说中国的收入分配愈来愈不合理。这是他的报告主题（注五十）。毅夫是负责农业政策的人，怎可以不知道农民的日子从来没像今天那么好？他怎可以不知道从百分比的增长看，中国的贫富差距这几年正在急速地收窄？
    新劳动法的意图是帮助穷人，但二○○八年一月十七日我发表文章，推断中国贫民收入的直升线，会因为此法而折下（注五十一）。这折下是明显地开始出现了。
    第二个推出新劳动法的可能理由，是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要优化结构的观点（注五十二）。没有人有理由反对，但不幸地，这观点被不少人阐释为要取缔低科技、劳工密集的行业。我们不要忘记经济改革的主旨，是要使贫苦大众脱离饥寒交迫的困境，而在人口那么多的中国，科技的发展是要让低下阶层在下面竞争而把上层的科技推上去的。
    最后一个可能的理由，是西方经济学的不良影响。那所谓效率工资理论，其可靠性有疑问（注五十三），但回归的经济学博士阐释为工资愈高，工人的产出愈多。如果说有两组生产力完全一样的工人，工资较高的一组会产出较多，我可以接受。这只不过是说如果刊物的老板把我的稿酬加倍，我的文章会写得可读一点。但一个雇主究竟要员工在哪个水平操作呢？工资较低的那一组怎样了？为什么最低的工资要让置身事外的政府来决定？
    回到这篇文章的主题，我们要问：正在竞争的县的权力怎样了？虽然通过新劳动法之前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但我说过，他们对中央上头的不当干预有顽固的弹性抗拒力。他们会怎样应对呢？目前，大部分的县对新劳动法忙顾左右。可惜这一次不容易抗拒。有三个原因。其一是新法之前有旧劳动法，软性的，基本没有执行。新劳动法引起人们注意违反旧法的旧帐。其二，因为新法中的第十四条（终生雇用条款），雇主与员工要回头看十年的已往。最后，北京建议如果员工起诉雇主，政府提供律师费。一团糟！
    如果北京坚持要执行新劳动法，效果会如何？上文说过的不论，两项发展是肯定的，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其一是企业会采取逃避性的合约安排，不仅是员工合约，企业本身的合约结构也会改变。这会使交易费用上升，对经济发展不利。其二，从事生产的老板会多置机械，解雇那些生产力较弱的员工。目前的情况，是倒闭的大部分是较小的或在「边际」的工厂。这可能使北京认为他们成功地推进科技，减少了劳力密集的产出，但实际上，科技的进步会因为少了下层的劳动力支持而转慢了。
    今天，北京当局显然忘记了邓小平的对改革过程帮助很大的格言：试一试，看一看。他们应该选几个县来试行新劳动法，监管与观察他们的表现，与没有推行此法的其它县比较一下，然后才决定去不去马。
    中国的情况转变得快，我要指出这后记写于二○○八年四月八日。
     * * *
    二○○八年五月九日，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规则刊于网上，以五月二十为限期，征求公众意见。一些律师认为这些规则是对该法作出修改，希望减少对经济的冲击。五月十二日四川地震，经济问题被搁置了。炎黄子孙的灵气与大自然的摧毁力交上了手。地球上的人看着，深表关怀，也对一个民族意志的凯旋增加了仰慕。
    五常，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
    注四十　二○○七年十一月，上海也引进这规定，但该市的不同地区各自有法避去。可以说，上海没有真的执行这个规定。深圳起初是严厉执行的，过了不久可以用大约四千美元购买另一条通道，后来楼价大跌，政府忙顾左右。
    注四十一　二○○七年一月一日，北京给县增加了两项规定。其一是显著地提升了收回农地时给农民的补偿。这是判断性的。其二是出售任何用作建筑的土地，要通过拍卖。原则上，这后者对县制度的运作不利，但有躲避之方。县会把土地的投资项目写得特别，广告若隐若现，通告时间缩短。这样，洽商好了的投资者通常是拍卖的胜出者。
    注四十二　张五常，《权力引起的通货膨胀》，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壹周刊》，转刊于张五常，《二十一世纪看中国的经济革命》，花千树出版，一七五至一七九页。
    注四十三　当时我没有发表这个解释，因为恐怕扰乱外汇市场。当这解释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发表时，一位曾经专注于该金融风暴的北京朋友惊叫，说我的解释一定对。该风暴出现时，他和同事狂热地找解释，但后来回顾所有解释都不对。见张五常，《铁总理的故事》，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发表于《壹周刊》。
    注四十四　分红合约有工资自动向下调整的机能。件工合约有同样的弹性，因为有新订单时件工之价往往由劳资双方再洽商。见张五常，《制度的选择》，第四章，第六节，二○○二年花千树出版。
    注四十五　张五常，《以中国青年为本位的金融制度》，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发表于《壹周刊》。
    注四十六　张五常，《令人羡慕的困境——朱镕基退休有感》，二○○三年三月十一日发表于《苹果日报》。
    注四十七　张五常，《新劳动法的困扰》，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发表于《壹周刊》。
    注四十八　在股市输掉了身家后，牛顿说：「我可以算出宇宙物体的运行，但算不出人类发神经。」见John Carswell, The South Sea Bubble （London: Cresset Press, 1960），一三一与一九九页。
    注四十九　陈桂棣与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二○○四年一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注五十　《林毅夫称收入分配不合理越来越明显》，二○○八年三月七日《新京报》。
    注五十一　张五常，《灾难的先兆——三论新劳动法》，二○○八年一月十七日发表于《壹周刊》。
    注五十二　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
    注五十三　有些人认为效率工资理论源于我的“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 op. cit.，但我的意思可不是该新理论说的。一个批评效率工资理论的分析可见于张五常，《制度的选择》，二○○二年花千树出版，一五六至一五九页。
    -----------------------------------------------
    此文刊登完了。罗拔·蒙代尔七月十五日在芝加哥的研讨会上给予如下的评价：「一篇强而有力的文章，是三十年来分析中国经济最具洞察力与魅力的论著。」（A powerful paper, by far the most insightful and charming paper on China’s economy in the last 30 ye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