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勒德克：如何毁灭一个国家——希腊危机中的经济学与政治学

    
    
    欧洲经济的未来对世界经济有着明显的启示，其走向取决于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而绝不仅限于经济方面。目前，欧洲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一系列不良倾向彼此叠加，互相放大。除经济增速放缓、高失业率与经济创新不足导致欧洲全球竞争力下降等传统问题外，移民危机、不断升级的恐怖主义威胁、英国脱欧的事实以及希腊脱欧的风险也让欧洲问题雪上加霜。希腊脱欧尽管未到不可避免的地步，但仍有可能发生。假如英国脱欧与希腊脱欧两者叠加，其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打击将是致命的。要解决希腊这一顽疾，欧盟(特别是德国)需要彻底改变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一方面，希腊需要进行具体的结构性改革以及财政调整，但另一方面，希腊的公共债务有必要有条件地减半。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通过系统性变化和国家间政策协调，来确保某些国家不会通过其它国家的赤字和债务融资实现盈余。
    1.全球经济的四百分之一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度，它为人类文明史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包括逻辑与民主的概念。当前，希腊正上演着一部充满争议的戏剧，人们难以理解其中心思想。希腊是一个小国家，人口不足1100万，其中三分之一居住在首都雅典。这一数字与伦敦的人口相当，是相邻伊斯坦布尔的四分之三。但是假如希腊的人口增加，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无休止的难民潮以及亚洲、中东以及北非移民的到来。年复一年，希腊本土人口数量未见增长——该国人口增长率为零左右。希腊每年的新生儿数量很少，而人口则逐渐老龄化。希腊人的平均年龄超过80岁(女性约为83岁，男性约为78岁)。希腊人长寿主要归功于地中海气候而非经济发展。希腊人口年龄的中位数约为44岁，居欧洲和全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前列。希腊人的退休年龄为61.9岁(法国为59.7岁)。养老体系需要支撑的养老金领取者数量正在逐年增加，但可用资金正在减少。
    这就造成40％的养老金领取者获得的福利低于最低贫困水平。生活在自己祖国的骄傲的希腊人其实只占“地球城”近73亿人口的0.15％，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希腊侨民数量就更微不足道了。我说的是“地球城”，因为若干年下来，大多数人已经在城市居住，地球不再是一座“村庄”了。希腊的情况也一样，这里城市人口的数量占总人口的78％之多。
    希腊是一个小经济体。2010-2015年间，希腊的生产总值大幅下滑，降幅约为25％，而同期的波兰却增加约11％。2015年，希腊成为第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被波兰超越的西方国家。希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5600美元，波兰已达到26400美元。这对波兰而言并不是大喜事，但对希腊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当前，希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球生产总值的0.25％，不到欧盟生产总值的1.5％。而希腊自1981年以来一直是欧盟成员国。
    希腊的戏剧仍在上演，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作为一名作家兼顾问参与到其中。他的新书必定会引发一场热烈的辩论(加尔布雷思，2016b)。
    詹姆斯·加尔布雷思名字中的大写字母K代表肯尼斯(Kenneth)，这是从他父亲、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1908-2006)那里得来的。詹姆斯的父亲是鸿篇巨著《富裕社会》(加尔布雷思，约翰·K，1958年)的作者。詹姆斯并没有生活在父亲的影子下。他与主流思想保持一定距离，并认为自己是一位经济异见者，有时甚至讽刺自己是一名反叛者。但他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他所出版的书籍使他闻名于世①。
    在之前出版的一本标题为《正常的终结》(The End of Normal，加尔布雷思，2014年)的书籍中，加尔布雷思摒弃了无用的正统经济思想，并对全球经济危机进行了解释。他在书中介绍说：我们近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甚至是最近二十年)一直在处理的事情，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场意外或另一次动荡，而是一场以英美版本的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引出一个结论，即：“过去的好日子”将一去不复返。或者也可以说，对于运作“正常”的资本主义世界而言，那已经成为教科书里面不切实际的愿望。
    在过去的25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特别是将来，那些过去有用的东西将变得毫无价值。历史的进程不可能停留，更毋庸说扭转了。
    《正常的终结》包含了内容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对这些资料的权威解读。作者曾担任希腊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②(Yanis Varoufakis)的政府顾问并参与了希腊事件。他们二人曾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公共关系学院展开合作。因此他的信息都是第一手的。我之所以说权威，是因为作者不仅提供了大量经过验证的事实、数据，引用了大量原始文档，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正确的理论解释。与此同时，作者提出了严厉、甚至是极端的政治评价，并以此为自己的论点提供理据，即：通过外部对希腊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曾经并且现在仍在造成不利的影响，这不仅归咎于政策制定者的无知，还有他们统治该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欲望，这种欲望接近于彻头彻尾的新殖民主义。加尔布雷思说：
    这种经济政策与道德有悖，使人厌恶。它的设计不是为了取得经济方面的成功。它正在失灵，因为这是设计者的初衷。欧洲的领导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制定政策并不是为了恢复经济增长和繁荣。年复一年，这一政策最明显的后果是导致衰退和毁灭，这一定是政策制定者希望达到的效果，(……)如果还有别的可能，我只能说这些领导人的无能实在是超乎正常人想象。(加尔布雷思，2016b，33页)。
    加尔布雷思语气强硬而且略带指责的意味。然而，阅读他的作品却能让人大开眼界，因为读者能够亲眼看到真相，意识到谁应该受到责备，谁应该承担责任。他们最终能够看清楚媒体低劣的报道水平，以及那些大谈希腊神话的“知名经济学家”、报纸、电视和所谓的网络“专家”的偏见。但愿加尔布雷思的声音能让那些对欧洲有兴趣的人不再轻易受骗：他们的数量不在少数。而且，随着戏剧后半部分的开始并逐渐进入高潮，他们的阵营肯定会进一步扩大。至于这场戏剧结局如何现在仍言之过早。
    2.从小摩擦到大危机
    一个轻微的动荡竟然导致了一场波及全球的危机，这让人不可思议。在2010年，希腊预算赤字仅为0.2％，占欧盟生产总值的五百分之一。如今，希腊预算赤字已经构成了该国政策无法应对的挑战，虽然希腊看似还有出路。既然可以较少付出，为何要付出更多呢?既然可以控制局势，为何却陷入混乱的境地呢?既然能够赢得胜利，为何却遭受失败呢?
    希腊可以摆脱日益加剧的困难，也可以任由困难摧毁其自身。希腊要找到出路，就需要将其国内的债务降低一半。当然，这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希腊自己也要出一分力，改变其经济结构，并且对其机构进行合理设置。希腊只能通过社会市场经济、抛弃新自由主义经济以摆脱困难，因为后者无异于重蹈覆辙、灯蛾扑火，绝非长久之策。
    由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缺乏促进社会凝聚力的机构和政策，加尔布雷思与之保持距离，他的态度有时十分强硬，有时甚至过分强硬。他写道：在希腊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应该是追求稳定和公平，而不是竞争和富有。那些希望发大财的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来到希腊。你可以与其他人一起建立起美好的社会。(加尔布雷思，2016b，90页)希腊假如希望建立一个富裕的社会，则需要把对经济效率的关注与确保社会公正的努力联系起来，以及把竞争与稳定联系起来。这是有可能实现的。
    假如固守现状，进一步奉行紧缩政策、削减预算支出、提高税收、实行私有化或向外国企业大量抛售国有资产(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只求尽快卖出)，希腊则有可能被摧毁。到最后，等待我们的并不是稳定、增长以及向可持续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过渡，而是危机，比上一次更为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从希腊退出欧元区(即所谓的希腊脱欧)开始，其代价更为沉重，影响范围将超越希腊，波及外国，尤其是欧盟国家。
    请允许我插一个题外话。希腊当前面临严峻形势，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人妄图对波兰采取类似的政策。细心的观察者也许已经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某些相似性。一些外部势力当时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包括当时权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我们当地土生土长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在经历失败后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法，却依然恬不知耻③。这些政策不可能使经济变得更具活力，相反，它们肯定会导致对外国资本更为严重的依赖。然而，当时人们却有能力对这种压力进行有效抵抗，方法是实施适当的结构性改革和可持续发展方案，即：“波兰战略”。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以下文字中提到了这一点：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Grzegorz W.Kolodko)曾经说过，他的国家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波兰对华盛顿共识持明确拒绝的态度。波兰不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行事——它没有参与快速私有化的进程，也没有将通胀水平一降再降，而不考虑其它宏观经济问题。相反，一些没有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度重视的问题却被波兰一再强调，如：民主支持对于改革的重要性，这导致了政府尝试控制失业率、调整养老金以应对通货膨胀，以及创造所需的制度性基础设施，确保市场经济有序运行。(斯蒂格利茨，2002，181页)
    今天，我可以肯定地补充一点，即：鉴于波兰当时的政治地位和总体地缘政治环境，它并不适合采用类似于瓦鲁法克斯所描述的“经济水刑”等措施。第一阶段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使波兰经历了危险的转变，但总算有惊无险。希腊还能够这样幸运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值得多强调一种可能性。在实施荒谬政策时经常使用的方法是做出非理性的假设，并对这些假设进行公开宣传。当然，还需要配合使用当局在经济问题上既有的“权威”以及“独立”媒体。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难以置信的东西变得可信，让公众接受荒谬的事实，以及使得那些原本应该被彻底拒绝的东西获得批准。20世纪90年代早期，波兰政府使这一荒谬的政策休克，却没有提出疗法，这导致波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历了不必要的经济冷却期，以及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前段由于经济停滞而需要紧缩开支。1989年后期，华盛顿共识④做出了错误的假设，导致波兰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当时，人们预期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只会下降一年时间。华盛顿共识是根据拉丁美洲实际情况为其量身定做的，它并没有充分考虑严重失衡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文化、社会，甚至是所有的经济环境因素。当时的假设是：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只会下降3.1％，造成不超过40万人口失业(之后，这个数字被进一步下调)，三个月内(按月计算)通胀率将恢复单位数。但现实情况却出人意料地差。1989下半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持续时间比预期延长了两年半，波兰实际的累积GDP下降幅度高达18％。失业水平飞涨，失业人口最终超过300万人。按月计算的通胀率也是在1997年后段由于“波兰战略”⑤的成功实施才恢复单位数的。
    希腊今天的情况很相似。所谓的“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是在勒索希腊并强迫其正式接受荒谬的经济计划。该计划为希腊提供了一条快速恢复经济增长的道路，前提是希腊需要经历一段合理的紧缩期以及国民收入的短期小幅下降。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在其备忘录中做出这样的假设：希腊将经历一场由急剧的财政调整引发的经济衰退，
        
    
    
    但持续时间不长，衰退幅度最多5％。两年后的2013年，希腊经济有望返回上升通道。事实上，希腊经历了超过五年时间的衰退，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超过25％。希腊并没有经济复苏与生产增长的迹象，这对人们就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使得失业率攀升。此外，希腊的财政也受到影响，教育、健康等公共服务的范围和质量也大幅降低。
    这个“计划”使希腊成为牺牲品，并很可能进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到2020年，希腊的公共债务仍将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20％，这个数字是马斯特里赫特财政货币收敛准则允许范围的两倍。人们显然不相信这个计划，但希腊当局是怎样提出、推广，并最终实施这个计划的呢?糟糕的“三驾马车”政策导致了生产的下降以及债务的增加。尽管希腊采取了预算削减和税收增加等措施，但仍然于事无补。结果，以生产下降为基础计算的相对公共债务有所增长，尽管其绝对规模已经不再扩大。
    有趣的是，大约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在波兰新自由主义者的推动下，波兰经济出现了真正的休克，但却没有切实的疗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挫败他们的野心。我当时作为金融研究所的负责人参与了很多辩论，因此目睹了这一事件。当时的财政部长在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地位不啻于教皇，当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在美国人、特别是所谓的芝加哥经济学派手中。在希腊的事件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开始奉行老旧的、不再起效的正统思想。直到2015年，它才明确地改变了论调，试图寻找方法，缓和“两驾马车”(即欧盟和欧洲央行)激进的理想。
    在欧元区19国财长(即所谓的欧洲集团)会议讨论期间，加尔布雷思对“两驾马车”进行了严厉的、甚至是讽刺性的批评。他写道：“这是一个沉闷的、毫无建树的仪式，简直是浪费时间(加尔布雷思，2016b，208页)。他还写道：取消欧洲集团会议，改在希尔顿酒店集合开会，这会对预算有一定的帮助。”(加尔布雷思，2016b，86页)
    3.不要玩火
    当我发表了一篇题为《希腊的非洲化》(科勒德克，2015b)的文章时，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撰写了一篇文章，表明他不同意我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领导划分为教条主义者的观点。现在我承认，该组织当前与教条主义相去甚远。但不幸的是，它支配着一些欧洲政治家的思想，一开始是德国。布兰查德补充道：公投前我们还可能达成小范围的一致(请见我的博客(布兰查德，2015))。我们(基金组织)正在为此努力。随着经济的恶化，以及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和欧洲人之间的嫌隙，我不确定他们是否还能达成一致⑥。
    下一步会怎么样呢?当然，我们不应该玩火，但也不能掩盖事实真相⑦。希腊被迫举债，但其当局并没有上当受骗，为了获得资金偿还无休止的外债而过度削减预算，并进一步增加税收。因为从长远来看，这将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在经济上也不合理，会对希腊人民造成沉重的负担。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当然，希腊民众可以同意削减部分开支，也能接受合理的增税，特别是那些能增加了社会较富裕阶层负担的税收。希腊有不少穷人，但也有富人甚至极富有的人。
    激进左翼联盟政府现在(或曾经)的所作所为是不成熟的民粹主义举动呢，还是切实可行的专业举动呢⑧?一方面，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作为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他对希腊左翼政府负责任的态度毋庸置疑。他指出，在与来自“三驾马车”的合作伙伴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希腊政府小心翼翼，没有耍花样，也没有通过提出谈判立场，提前做好让步的计划。希腊只是通过透明、诚恳的方式，简单说出了他们的底线在哪里”(加尔布雷思，2016b，108页)。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2号人物”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在给我的信中写到：“……每当提及激进左翼联盟的立场，我们从来都没有清晰的了解⑨。”
    加尔布雷思在别处写道：“……这场危机是21世纪初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之后，人们采取的紧缩政策思路，以及欧洲应对危机时倒行逆施的政策，又使危机加剧并延长了时间，一个反对紧缩的希腊政府也许可以接替原来紧缩的政府，领导希腊实现经济复苏。我认为这已经成为事实，当然，在接下来的很多个月里，希腊将要经历一场噩梦。”(加尔布雷思，2016b，78页)”
    这一说法是不是似曾相识呢?
    是的!波兰在1993年与1994年交替之际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波兰经历了“有休克无治疗”的彻底失败，推举了一个中间偏左派的政府上台。当时有人作出了不祥的预测：波兰将会遭受“滚雪球式的破坏”(前财政部长莱谢克·巴尔采罗维奇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道)，“通货膨胀半年内高达300％”(波兰前总理詹·克里斯多夫·别列茨基)，以及“国家灾难”(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前波兰代表詹·威尼基)。让他们(还有其他一些人)大失所望的是，波兰在1994-1997年间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创下了过去30年内的新高。此外，波兰还取得了制度上的巨大进步，最终于1996年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波兰失业率大幅下降，失业人口减少了超过一百万人。此外，通胀率也下降了三分之二左右。不错，这对某些人来说是一场真正的噩梦……
    再回过头来看看希腊，该国预算已经取得初步盈余。这是因为在希腊的预算中，公共资金支出小于公共资金收入。换言之，假如忽略偿还公共债务的费用，预算的资金收入将大于支出。我们应该承认，类似的现象并没有发生在意大利或法国。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三驾马车”之前提出的为实现盈余达到国内生产总值4.5％的各种要求是荒谬可笑的，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意义上都是如此。之后，“两驾马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做出如此激进的要求)提出了下一步的建议。盈余就算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5％，那也是无法接受的。即使在政治手段的威逼下希腊被迫接受，这在经济上也是不可行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希腊左翼政府是一个民主的政府。那些贫困多年的人被迫流落街头。但目前为止，民主仍然是希腊的主旋律。希腊的债权人假如认真对待民主，就必须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是否有替代的方法呢?欧洲以及欧盟能否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回到“黑色上校”专政呢?假如有人相信，希腊民主多数派会接受一个会造成大量牺牲且将持续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计划，这个人要么是政治盲人，要么是经济上后知后觉。这不仅与逻辑相悖，而且也是不道德的。
    私人银行对希腊危机负有连带责任。在随后的“援助”策略的帮助下，希腊大多数的债务成功地从各私人银行转移到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公共机构。目前，希腊约80％的债务被欧洲稳定机制(一个特殊的欧盟机构)、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持有。接下来的几年间，人们将不断增长的债务从私人机构转移到公共机构，有点类似利润私有化与损失国有化的原则。一些做法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中得到很好的验证，尽管其代价高昂。那些“拯救”希腊的人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借钱给希腊，好让其清偿私有债务。希腊确实做到了。这场已经持续了七年的危机重点就在这里。我们应该将重心转移到希腊人身上，而不是绝大多数满肚肥肠的债权人身上……
    希腊的债务从2010年的稍微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猛增至2016年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80％。在外部力量以及下一个系列“援助”的推动下，希腊如今面临着三个“25综合症”：经济自2010年以来倒退超过25％；超过25％的失业率；超过2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这种现象在和平年代的发达国家里面是闻所未闻的。与此同时，主要来自德国、法国、瑞士、奥地利和塞浦路斯的财力充足的银行都在逃避责任。它们把之前不计后果进行贷款的成本转嫁到欧洲纳税人的头上。诚然，部分银行不得不注销未收回的债务。但较之于它们所获得的利益，这一做法的成本非常低。
    那么，由于缺乏谨慎和不明智的政策所付出的代价现在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是希腊人吗?他们的工作时长(针对有工作的人士而言)在整个欧洲排行第一(每年2042小时)，超出波兰人(1923小时)大约6％，超出德国人(仅为1371小时)49％。在经合组织成员国里面，只有韩国人的年工作时间比较长(2134小时)。当然，告诉希腊人要开始工作是很容易的，但前提是你得回答哪里可以找到工作这个问题。但愿希腊人不会通过建筑路障来阻止外来者进入希腊工作吧……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惊人的差异表明：希腊人和波兰人想要大幅提高他们的经济和生活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无法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实现这一点，但也许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然而，这并不一定需要削减公共开支，他们可以把金钱花在别的地方。假如同一时期的腐败现象减少，政府投入额外费用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投资)，改善基础设施用于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那么支出甚至可能会增加。波兰的购买力水平只有欧盟平均水平37800美元的69.8％，希腊更是低至67.7％。对于这两个国家以及其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而言，上述措施是生产率加速发展以及缩小发展差距的必要条件。当然，管理能力、劳动纪律与机构⑩质量的提升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这场危机，“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比希腊的责任更大。当然，往届雅典政府(并非2015年2月才开始掌权的激进左翼联盟政府)以及希腊全社会也需要承担部分责任，毕竟，希腊人犯下了原罪。希腊人一直超前消费，导致应得权利心态广泛传播。希腊经济高度工会化，并且带有强烈的工团主义倾向。加上逃税、财政制度不完善、腐败，以及过度软弱的财政政策，这些都构成了危机的根源。其它促成危机扩散的因素包括：希腊经济的一些结构性缺陷。如：生产基础相对薄弱，较之于国民收入相仿的其它国家缺乏多样性；出口行业发展不足(旅游业除外)；经济开放不够，赤字连连，对进口和外资严重依赖；以及国防支出过多。
    《金杯毒酒》的作者将矛头指向了其中一些缺陷，但当涉及希腊综合征的原始原因时，他要说的似乎不多，倒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后续阶段矛盾的升级。他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假如他对希腊以及希腊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鲁莽行为直言不讳，这将从整体上对他的叙述带来帮助。他们本来可以为2001年加入欧元区做更充足的准备，但欧盟当时不应该接受希腊。公众——至少是来自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的专家——清楚地知道：雅典政府提交的关于满足马斯特里赫特财政标准的数据，包括实际预算赤字规模，其实被严重误读。这便导致了构思不周的政治考量再一次占据经济考量的上风。欧元化的设计师致力于吸引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这个单一货币区域。因此，他们对希腊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的弱点以及某些篡改数据的现象视而不见。当他们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时候，为时已晚。
    当然，加尔布雷思也意识到了希腊的弱点。他强调：“的确，希腊政府一直是个软弱的借款人。的确，这个国家有一支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一个建立在赞助基础上的政坛，一个积极的工会，以及很多可疑的账户。”(32页)。但他显然是站在希腊这一边的。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指那些贸易平衡出现结构性盈余的富有国家，尤其是大国德国以及奥地利或荷兰这些小国家。为了能够把一部分有竞争力、高质量的产能和剩余资本出口到国外，他们需要借助一些国家进行输出，并找到他们能进行长期直接投资和短期投机行为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忘了，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句古话运用在德国和希腊身上就再贴切不过了。一个国家的盈余变成另一个国家的赤字；一个富有国家的收入成为了另一个贫穷国家的债务；借钱给强者的倾向与向某个弱者借钱的意愿相呼应。
        
    
    
    按照加尔布雷思的说法：“货物从德国到市场的流动与债务的流动是相匹配的。这种流动有时通过直接的方式进行，如希腊直接声明购买武器和基础设施；有时通过住宅以及商业建筑热潮带动私人融资间接地进行，如西班牙和爱尔兰。在所有的情况下，货物的不平衡流动与债务的积累是相匹配的，而希腊仅仅是个最极端的例子而已。希腊的故事正是一个欧洲的故事。与所有欧洲故事一样，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德国。”(第3页)简而言之，希腊和其他陷入类似困境的国家(尽管他们没有希腊那么糟糕)情况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富有的合作伙伴注意到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些国家不会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困境。
    让我补充一句，就发生在大西洋的一些危机而言，我们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一方面，美国主导了这些危机；另一方面，一些拉美国家也有份参与，尤其是过去的十年里的阿根廷。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在2002年比索(所谓的货币发行局)降低固定汇率后，阿根廷货币能够重新对美元贬值。但这一举措充其量减轻了经济崩溃对阿根廷的打击，但并不能挽救这个国家。时至今日，阿根廷仍在与这一举措带来的后果进行抗争(11)。但希腊却不能像阿根廷那样抗争，因为它处于欧元区。希腊不能让“自己的”欧元对欧盟的欧元贬值。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提高这个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所谓的内部贬值。内部贬值说到底就是要降低以工资和社会福利成本为主的制造成本。内部贬值招致那些在希腊拥有既得利益的外国力量的压力，这些国家要求希腊降低工资水平以及会导致工资上升的社会转移水平。
    现在不是勒索希腊人以及过度压迫他们的时候，但现实情况却正是这样。“三驾马车”正在做着这样的事情，而德国在其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如果德国希望把钱要回来，它应该意识到希腊没有清偿能力，只能偿还部分债务。希腊其他的债权国也应该理解这一点。德国和法国在“三驾马车”里面的影响力很大。德国并不采取合理措施，而是直接并且间接地通过“三驾马车”对希腊采取有害的“紧缩”政策。德国这次难辞其咎。如今，为了提高价格和税收以偿还高昂的债务，希腊人是否应该削减养老金并降低生活水平呢?
    政客往往是自己说的话的奴隶。先是德国和法国这对被媒体称之为“默科齐”——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的二人组合。他们认为：债务重组不能以牺牲私有债权人利益为代价。这种主张相当不明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法国前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曾经一度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这很有意义。这个代价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是那些有工作的(以及越来越多的没有工作的)希腊人呢?还是那些借越来越多钱给希腊的国家的纳税人呢?政客——主要是来自柏林、巴黎、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的政客，已经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之前信誓旦旦，说自己有多么的强硬，多么的坚定。现在这些话都收回去了。我们不会屈服!让希腊人自己偿还债务!问题是，由于那些政客的错误，希腊人早已是债务缠身，根本没有资金用于偿还债务。
    我们需要开诚布公地与社会进行沟通，并且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应该为缓解希腊紧张局势承担部分费用。这不仅是一种道德责任，在经济上也是十分必要的。那些不愿被希腊危机道德性和伦理性困扰的人也应该坦然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即使有部分债务无法收回，那也总比盲目要求希腊偿还所有债务要好，因为这将造成一场波及更广的危机。
    4.如何减轻债务?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主张对希腊的债务进行重组。我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刊登在《经济学人》(科勒德克，2011a)《金融时报》(科勒德克，2011b；2012)等经济领域的权威杂志上。这些评论之所以受到重视，不仅因为它们内容中肯，这些评论是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写的，它们为减少不可挽回的债务提供了可靠的经验。
    政府应该调整债务水平，使其能够从长远上满足国家需要。可以理解的是，要实现这一点，政府必须继续执行稳健的金融计划，同时对经济运行做出适当的调整，对此，波兰人略知一二。1994年9月，我作为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与私有银行的债权人(来自巴黎俱乐部的国家)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波兰的债务有条件地降低一半。此前，波兰于1991年与巴黎俱乐部的债权国达成了类似的协议。协议条款相当苛刻，而且履行协议的过程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严密监视。但如果没有这些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调整过程，波兰的处境也许更加糟糕，因为波兰将没有机会恢复与外国的正常贸易关系，无法享受进入全球金融市场的便利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这将对波兰的增长动力造成严重影响。
    通情达理、有上进心的财经评论员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借用他人的观点是值得的。他们表达了对我的建议的支持，尽管他们没有明说。这个建议在当时的波兰是切实可行的——它确实取得了成功!时移世易，这种方法还值得一试吗?答案是肯定的!我相信，取消希腊一半的公共债务是完全有必要的。这样一来，希腊的债务将从现在的超过3200亿欧元降至1600亿欧元，低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0％。这比马斯特里赫特标准的允许范围还高出了50％，与法国或德国的债务相差无几，希腊有能力偿还这些债务。如果按照当前水平，希腊也许永远都无法还清债务。
    我五年前已经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三驾马车’必须拯救希腊，否则日后将付出沉重代价。”如今，那个“日后”已经到来，但我们仍然为时不晚。我需要补充一点：我完全支持这种观点。如今，救援措施的成本比以往要高得多。缺乏常识和经济想象力造成了视野狭隘以及政治正确性的肤浅，人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遗憾的是这些代价也是由其他人来承担的，而这些人与这个混乱的局面并没有关系。
    简而言之，希腊将不会偿还所有的债务。如果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自欺欺人，得过且过，这样并没有意义。我们的尝试，我们的耐性，应该用到更有价值的事业上。务实的方案假如迟迟不执行，这只会增加危机的成本。我们正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希腊可以通过有序的方式，清偿其约定外部义务的大部分，这样做符合常理，也很现实。希腊也可以通过混乱的方式承担小部分义务。有观点认为：如果进一步压榨希腊人，那些在过去因为“帮助”希腊而发了一点小财的债权人就能够财源滚滚。无论从希腊经济的角度还是从欧盟整体的角度上看，这种观点在经济上、社会上以及政治上都是讲不通的。我们必须对希腊债务进行理性的重新安排(我建议使用“重新安排”这个术语，因为有的人可能不会接受“销账”或“减少”的说法……)，方法是降低债务至有能力偿还的水平，否则希腊将进入一个梦魇般的危机阶段。不仅如此，危机还将蔓延到整个欧洲以及欧元区以外的地方。
    这一风险是巨大的，比希腊脱欧的风险还要大很多。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里面都对希腊脱欧进行过假设。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这将是欧元的终结。希腊脱欧将会对整个欧洲一体化进程造成沉重的打击。这一事件不仅与欧洲有关，还将对欧洲与许多非欧盟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关系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事情——从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12)，北美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13)到非洲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14)以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15)，再到亚洲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16)以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17)。自然，中国也十分关心欧洲的进展。如果欧洲一体化进程失败，其它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也将岌岌可危。全球化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要适应这股潮流，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某一区域内国家间的一体化进程。这种一体化有利于在世界的高度协调全球政策，从长远角度确保全球经济平衡以及其它平衡。
    经济发展一日千里，有时甚至充满戏剧性。在经济和经济政策方面，那些政策制定者需要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力，打破之前构想的那些与现实格格不入的观念。政治被人认为是把握迎面而来的机会的能力。想象力对政治而言尤为重要。要是有人在我们身上植入了“特洛伊”(指“两驾马车”)病毒会怎样……我们不知道未来天气、价格、汇率、供应以及需求的情况，更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将会做些什么。“他们”所指很广——联盟和反对党、朋友和敌人、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穷人和富人，当然，还有臭名昭著的市场。奇怪的是，有时候就连政客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政治不像下棋，更像是自由摔跤，我们无法计划一切，但我们可以试着去预见，即使这并非易事。但像希腊戏剧这样的，想要预见它的结局固然是非常困难的。
    5.多么美丽的灾难!
    这段传奇的场景从我们眼前浮现，就像是一部经济和政治的恐怖片。恐怕连荷马、索福克勒斯这些最伟大的作家也无法预测这些天发生的事情。这一点也许只有不朽之作《希腊人左巴》(Zorba the Greek)的作者尼古斯·卡赞特扎吉斯能够做到了。有趣的是，左巴的名字与2015年上任的希腊总理的名字同为亚历克西斯(Alexis)。左巴的冒险经历则以一场巨大的灾难告终。在他与新朋友共同建立起的一切轰然倒塌的时候，他笑着问这位朋友，有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的灾难?!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灾难。“两架马车”处于空前绝后的战争期间，“三驾马车”为希腊亲手炮制了一场灾难，这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场灾难绝不是一场美丽的灾难，不值得人们欢欣鼓舞。
    这个故事还有一段小插曲。一位在希腊克里特岛的法国老妇人奄奄一息，可她的女性邻居们早已迫不及待。她们偷走了她的家具、地毯和床单，尽管老妇人还没去世。这有点像那些富裕的债权国。他们希望处在死亡边缘的希腊快快交出家里收藏的“银子”，那是价值不低于500亿欧元、极具吸引力的资产。对于来自西方国家债权人的这一决定，总理齐普拉斯持否定态度。希腊的财产应该得到保护。尽管这些财产受到外国控制，但仍然有四分之三将用在希腊身上：一半将用于为千疮百孔的希腊银行注资，四分之一用于投资，还有四分之一将用于偿还一部分外国债务。
    这部恐怖片的作者必须要有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否则他不能预测未来。在与“三驾马车”谈判/对抗的下一个转折点(这些转折点有很多，我们面前提到的的已经不止一个)，左翼政府总理将宣布全民公投。这个结果不难预见，尽管外国势力威胁希腊人，假如他们投了反对票，他们将不得不离开欧元区甚至整个欧盟。他们真的投了反对票，而目前他们并没有要离开的迹象。公投问题的措辞极其狡猾，因为对于这一否定回答的解释可以有很多种：我反对，同时也赞成。然而，反对(牺牲)同时也赞成(欧元)的并不只有希腊人。绝大多数德国人都赞成希腊留在欧元区内，但只有一半的德国人赞成向希腊提供“金融援助”，尽管没有后者前者不可能实现。
    总理齐普拉斯致力于拒绝强加在希腊身上的紧缩计划，这场公投将有利于巩固他的谈判地位。公投过后，齐普拉斯向“三驾马车”分别提出了一揽子计划的建议，但态度有所缓和。这一举动让他的同胞生气了，也让他的伙伴陷入窘境：你必须接受自己提出来的东西。事实也是这样。然而，在德国、荷兰以及一些保守党政府执政的小国——斯洛伐克、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和卢森堡——的邀请下，“三驾马车”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相信齐普拉斯的提议，
        
    
    
    则必须有最高级别的政治保证。这就如同当年布鲁塞尔一揽子计划所建议的，对修改财政制度和税率条例的法律(特别是提高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加强养老体系管制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给予立即通过(考虑到立法的复杂性，这非常困难)。
    所谓布鲁塞尔峰会只是又一场自诩为“突破”的会议。会议后的第二天，总理齐普拉斯表示自己并不相信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尽管已经接受了它。他认为峰会上的提案“不合理”，但他愿意执行这些提案，以“避免对国家造成灾难以及导致银行倒闭”。既然是一个不合理的提案，你要怎样执行呢?还有一个矛盾的地方是，要对这些变革加以实施(我要提醒大家，不仅仅是议会，就连宪法仲裁庭也已经对削减过去一些社会福利的决定提出了质疑)，需要得到部分反对齐普拉斯政府势力的支持。因为即使是齐普拉斯政府内部，仍有许多人在“赞成”与“反对”之间态度含糊。希腊左巴正为这个事情挠破头……
    总理齐普拉斯做到了经济学家做不到的事情，尽管后者有合理的、建立在正确经济理论基础上的论据。齐普拉斯正在逐渐说服以法国和德国为首的希腊最大的债权国，让它们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希腊需要削减的不是预算开支而是国外的债务。此前，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以及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就降低希腊债务举行了公开对话。这次对话充分展现了他们作为政治家的经济实用主义和阶级观念，毕竟希腊拖欠法国和意大利非常庞大的债务，分别超过了420亿欧元和370亿欧元(拖欠德国约570亿欧元)。希腊本身已经有很多问题，还有挥之不去的预算赤字和巨大的公共债务(拖欠法国的债务约为希腊国内生产总值95％，拖欠意大利的债务更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20％)。这是一件十分煎熬的事情。毫无疑问，希腊对这两个国家的债务都已经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允许的上限。
    这种做法虽然很艰难，但是显然对各方都有好处。2015年夏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猛烈抨击了欧元区为希腊提供的救助协议，这让所有其他国家大吃一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希腊目前的公共债务“高度不可持续”。它呼吁各国“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减免希腊的债务。
    对于如何走出困局，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建议。我建议希腊从两方面应对。短期方案已经确定，那就是保护好希腊价值500亿欧元的资产，以恢复金融流动性和生产增长动力；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关注那价值1500亿欧元的部分债务——这些债务应被冻结25年，期间不产生利息。25年后，这些债务将被全部注销。当然，这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希腊需要通过解决其所分配任务的一部分，向自己以及其他国家证明它能够强化市场经济机构并简化财政和其它政策。我相信希腊可以做得到。
    那么，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议题：我们应该找个什么理由，让德国以及追随其步伐的其他国家同意减少希腊的债务呢?相比起希腊脱欧将造成的混乱局面，如果债权国希望收回更多的资金，他们就应该采取下面的做法。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我们如何摆脱政治困境呢?巴拉克·奥巴马签署了一份旨在缓和伊朗核计划所导致冲突形势的协议。协议签订当日，奥巴马的做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提示。他表示，协议双方所达成的妥协(这必然是一种妥协)是建立在事实而不是信任基础上的。如果不是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议会选举的前一年，德国总理和从布鲁塞尔到希腊的官员也能说出同样的话。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如何不失体面地摆脱困境了，更多的是在摆脱困境时保留常识。
    一个人如何毁灭一个国家呢?为什么要坚持一个对社会、经济、国家和欧洲一体化都有害的政策呢?为金钱?何来金钱?坚持正统和教条主义将不能再为希腊戏剧中那些富有的同谋带来任何经济利益，这只会使他们承受更大的经济负担。为声望?何来声望?毕竟，这些人也没机会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了。要摆脱这一困境，避免更多的损失，我们有必要另辟蹊径，寻找一些非常规的解决方案。
    弄清楚谁应该为这个混乱的经济和政治局面承担责任是有好处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人们做决定一般遵循这样的程序和模式，那就是：比起推举一个人来，提出特定的解决方案、表达相互排斥的指控要来得简单一些。人们有时会把理性反对意见或倾向性指控的矛头指向那些庞大的机构，如“三驾马车”或希腊、欧洲联盟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某些政客，如：希腊总理或德国总理，在雅典任职的财政部长或他在柏林的同僚(或者对手)。
    6.不同观点
    在《欢迎品尝金杯毒酒》一书中……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坚决反对下面这个观点：希腊危机是政府与人民不负责任的临床实例。他希望表明，希腊的对外环境多年来“危机四伏”。是这种环境而不是希腊人导致了当前形势。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希腊的现状和这个国家的各个方面，这从他的书中便不难看出。他的书还包括了对希腊危机的技术备忘录和经济政策建议。书中的一些片段就像是现场报道，是一场跨越雅典、布鲁塞尔、巴黎、柏林、伦敦的独一无二的旅行后一篇引人入胜的报告文学。有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提交给希腊、美国财政部长的文件，这些都是绝密文件。这些文件如今得到公开，让大家阅读、评论。
    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吧：即使是政治学和经济学权威人士之间，他们意见也大相径庭。我在2015年夏天出版的书籍(科勒德克，2015b)中提出了一些观点。以下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态度：“我大体上同意你的观点，我们无法想象希腊能够还清自己的债务，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把债务豁免提上日程(18)。”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发展经济学高级副总裁考什克·巴舒和我的观点基本相同：“……希腊人这种固化的模式已经持续了太长的时间(如您所说)，而且作用不大。这种模式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来弥补创伤，这些创伤甚至无法弥补(19)。”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NERI)所长樊纲在评论我的观点时措辞更加激烈：“是的，我们期待你的发言。有的美国人把‘现实’和‘愿望’混为一谈，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他们只看到那些符合他们愿望的现实。没有人因为他们的错误预测而道歉(20)。”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则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以下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费德曼合理性研究中心的罗伯特·J.奥曼(Robert J.Aumann)对我的文章的评论：“我对这件事情不甚了解。从表面上看，希腊人似乎不能偿还他们的债务，也就是说他们破产了。其实，从希腊人推举齐普拉斯当总理这件事(……)就能看出他们不想偿还债务。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不想履行义务。你不能改变现状，只能以后多留个心眼，不要轻易借钱给希腊人(21)。”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任埃德蒙·S.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这样写到：“我必须说，我以为(……)你对希腊的立场批判得还不够(22)。”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和我不一样，他并不怀疑希腊以及它所犯下的错误，所以他肯定会遭到他那些赫赫有名的美国同事的批判。
    人们对希腊综合症众说纷纭，这可以理解。无论是专家还是普罗大众，他们关于希腊所需承担责任的意见都出现了两极分化。一些人认为希腊表现出的行为应该受到指责。他们把希特勒的胡子涂在安吉拉.默克尔访问雅典的海报上。其他一些在德国的人由于仇外心理以及“德国人的德国”心理作祟，歇斯底里地宣称德国只会帮助他人。他们不愿意想起德国曾经在对希腊的经济扩张中狠赚了一把，有时候甚至通过不负责任的方式。这让人们想起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时代。当现实社会主义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土崩瓦解时，这个委员会也随之消失。在莫斯科，你仍然可以找到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深信莫斯科多年来一直为波兰提供经济援助。在华沙，人们也坚信波兰通过各种贸易和投资渠道为苏联提供补贴。布拉迪斯拉发和布拉格、布达佩斯和保加利亚的索菲亚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这就是通常情况下的“互相”帮助和“多边”利益……
    在希腊，各种负面消息(尽管只是陈词滥调)传播得很快，这让希腊专家和“所谓的专家”大惑不解。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些媒体扮演着并不光彩的角色。每当遇到这些情况，加尔布雷思总会以严厉的措辞还有“良好的”祝愿予以还击：(……)在整出的希腊戏剧中，《卫报》和《金融时报》是活动在布鲁塞尔的地下组织的喉舌，我衷心祝愿他们的编辑在地狱里痛快煎熬(加尔布雷思，2016b，161页)。我相信，一些波兰报纸的记者和评论员也将加入加尔布雷思的行列……
    也许，希腊还有一线曙光。新闻机构对一份协议草案进行了报道，草案内容是债权国将豁免希腊的部分债务，前提是希腊要不遗余力地做出调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
    欧元集团财政部负责人杰伦·戴塞尔布卢姆(Jeroen Dijsselbloem)曾经说过，他希望在这个月晚些时候与希腊达成一项改革和债务减免的协议。(……)希腊国会议员通过了有争议的新养老金和税收改革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希腊需要债务减免，并表示，除非同意对希腊进行救济，否则它不会在希腊改革的评论上签字。(……)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也说过，他有“信心”达成解决方案(英国广播公司，2016)。
    另一方面，这一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开展攻势，并要求减少债务。这是不可思议的，就好比教皇突然提出性自由的要求一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180度大转变比较容易，因为这一不可避免过程大部分的成本都是由“德沃卡”(即欧洲结构)引起的。我们也需要帮助德国人得出这个结论，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说得越多就会失去越多。毕竟，大部分的损失已经发生。现在人们需要做的是从政治上承认这些损失(这不容易做到)，并且把这些损失合理地登记在册(这比较容易做到)。
    让人惊讶的是，那些大国以及那些与其意见不合的分析师、经济学家和金融评论员花了很长时间才得出了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在几年前已经有了。有人可能会说：“迟到总比不到好。”但也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需要承担债务减少负担的国家也付出了代价。但希腊如今的债务越来越沉重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债务已经不再是西方银行及其股东(以及他们赞助的政治受益者)的义务了。它已经成为了以“三驾马车”为代表的公共组织的义务。这个义务终将转嫁给我们每一位欧盟的纳税人。毫无疑问的是，我们最好负担起逐渐摆脱希腊综合征的成本，否则我们将会为以后的混乱局面承受更沉重的代价。
    7.“两架马车”的战争
    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通过有条件地注销一部分债务为希腊提供援助，将涉及示范效应风险。其他国家——葡萄牙以及西班牙为主的结构薄弱、陷入赤字和过高的公共债务不能自拔的国家——可能也会要求得到同样的待遇。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希腊深陷经济泥潭的时候，欧盟在伸出援手的同时必须为其他成员国制定严厉且有效的政策。因为通过合理的帮助，这些成员国可以对困扰自身的危机进行处理。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假如希腊破产并且离开欧元区，那么示范效应的风险将被放大。根据一项计划的说法，示范效应不可等闲视之，否则将会使危机蔓延到其他较弱小的国家。假如希腊未能处理好危机，葡萄牙和西班牙，也许还有塞浦路斯和爱尔兰，甚至是意大利，很快就会陷入相似的境地。
    我相信，加尔布雷思书籍的最后一部分《附录：X计划概要》(加尔布雷思，
        
    
    
    2016b，189-198页)将不止吸引经济学家的目光。该部分对一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假如希腊脱离欧盟，事情会怎么发展呢?人们又会面临怎么样的挑战呢?《概要》就像一部专业的经济类科幻小说，一部反事实的历史，或者通俗地说是一部小说。事实上，它比小说更加引人入胜。这是一部专业性的著作，它不仅仅是一部经济学的作品，它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用的意见。
    考虑到书籍的副标题《希腊的毁灭与欧洲的未来》，按照加尔布雷思的说法，欧洲来年的情况将十分惨淡。希腊综合征不但没有解决，还出现了加剧的势头；另外，更多新的危机席卷着欧洲。让我重申一点：事情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同一时间里很多事情在发生。欧盟内部危机重重，比较突出的有：难民危机，英国脱欧造成的混乱局面(科勒德克，2016)，欧盟内部权力下放的趋势，以及欧盟边境附近乌克兰和土耳其国内的冲突。这些都使得希腊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政治环境。
    欧盟处境依然艰难，而且前景难以预料。但我们只要有政治常识、团结一致，就有可能找到出路，经济政策遵循新实用主义的理论是其前提。时间会告诉我们这一切是将会发生、可能发生、应该发生还是根本不会发生……
    *这是一篇关于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James K.Galbraith)著作《欢迎品尝金杯毒酒：希腊的毁灭与欧洲的未来》(“Welcome to Poisoned Chalice:The Destruction of Greece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的文章。
    注释：
    ①参考他关于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的新作(加尔布雷思，2016a)。
    ②他是几本有趣书籍的作者，这些书也是关于欧洲和世界经济危机的。请参阅：《除其它事项外》(亚尼斯·瓦鲁法基斯)，《弱小就该受罪吗?欧洲的危机与美国经济的未来》(伦敦：Bodley Head出版公司，2016)，以及《全球的怪物：美国、欧洲和世界经济的未来》(伦敦：Zed Books出版公司，2015)。一位美国教授写了一本希腊危机以及它对欧洲未来影响的书，而一位希腊教授则写了一本欧洲危机以及它对美国影响的书，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③我和我的合著者这样写，是因为那些情况当时正在发生。见：科勒德克与卢特考斯基(1991)。
    ④作者对这个术语的看法请见约翰·威廉姆森(2005)。
    ⑤如需了解更多“休克疗法”的假设、它是怎么失败的，以及“波兰战略”的成功实施，请见科勒德克与诺迪(1997)。
    ⑥私人信件。
    ⑦我的评论是在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博客这个标题下发表的。请参阅科勒德克(2015a)。
    ⑧我使用了不同的时态进行区分，因为在你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激进左翼联盟可能仍然掌权，也可能已经成为反对派了。
    ⑨私人信件。
    ⑩欲了解有关这些机构行为形式而非组织形式的重要性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北方(2002)。
    (11)如需了解更多21世纪初阿根廷危机的起源、过程和后果的信息，请参阅2008年出版的《爱德华·爱泼斯坦与大卫·皮昂—柏林》。
    (12)MERCOSUR(南方共同市场)是一个区域一体化协议，其正式成员国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非正式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
    (13)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
    (14)ECOWAS，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包括十五个成员国：贝宁、布基纳法索、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佛得角、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多哥和科特迪瓦。
    (15)SADC，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是由15个国家组成的不具约束力的一体化组织，其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博茨瓦纳、刚果民主共和国、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塞舌尔、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赞比亚以及津巴布韦。
    (16)ASEAN全称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其成员国包括：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17)SAARC，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员国包括：阿富汗、孟加拉、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
    (18)私人信件。
    (19)同上。
    (20)同上。
    (21)同上。
    (22)同上。
    作者简介：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Grzegorz W.Kolodko，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现为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作者电子邮件为：kolodko@kozminski.edu.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