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规范资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

    
    
    近来，平台治理，包括去年蚂蚁金服上市的问题，当前对于房地产头部企业的治理，叠加目前出台的共同富裕的方案，引发了很多人的猜测，重心就是民营经济的地位。我们已经看到，最近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及中财办常务副主任韩文秀在很多场合表明了中央的态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不改变”，但是可能还有一些人对国家战略、对当前的形势依然有很多错误的解读。我们对于平台的理解、平台的规范应当从一个更为宏观、更为长远的视角来看，而不能够简单地把各种现象根据某一种猜想来进行串联。我认为规范资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是整个市场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发展水平到了一个新阶段所必定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当前一个简单的内部逻辑变化、战略变化。这里从两个视角来说明。
    从历史视角看，规范资本符合历史的逻辑，也符合市场发展的逻辑
    第一个视角就是历史视角。我们研究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范本就是美国，但是不能简单地看美国的现在，我们一定要看到美国从“南北战争”到1890年这个时代，它是美国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即所谓的“镀金时代”。这个时代资本崛起，大家会看到摩根的“金融帝国”、洛克菲勒的“石油帝国”、卡内基的“钢铁帝国”，但这些资本的崛起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是超级腐败，当时美国的很多官员都是由摩根这样的集团指派的。也就是说，市场的发展、资本的发展往往会经过一个原始积累阶段和“镀金时代”，这是一个资本无序狂飙和资本全力扩张的时代。在整个西欧和美国，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经济是无法容忍这样的一种腐败和资本狂飙的。因此，在“镀金时代”之后，美国进入了很重要的“进步时代”。
    “进步时代”是1890年开启的，很重要的标志是第一部《劳工法》的颁布，《劳工法》中美国学派的乔治等人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第一是规范资本，第二是反腐。反腐在某种程度上比劳工问题更根本，美国在1883年出台了彭德尔顿法，改变了美国文官行政体系，要求资本不能进入行政体系和政治体系，资本不能驾驭权力。这是美国、英国历史上很重要的教训。反腐是任何一个伟大时代产生的基础和前奏，反腐的核心就是要解决资本与权力的“联姻”，美国“镀金时代”向“进步时代”的转折很重要的一点就在这儿。第三是反垄断。反垄断方面最重要的法案是《谢尔曼法案》，这是垄断法案界的鼻祖，当时美国的大企业、大资本对于市场秩序的控制和对美国经济循环的压力，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美国出台相应的反垄断法案。第四是金融监管法案。美联储是20世纪初期成立的，美国在1913年之前都是自由银行体系，出现很多金融乱象，导致最后要由央行进行统管，把金融秩序治理好。因此，美国从“镀金时代”的腐败和发展并进、资本狂欢的年代进入“进步时代”，通过“进步时代”的整顿才会出现所谓的美国体系在“二战”之后的经济发展的奇迹。
    因此，从市场经济400年的历史，从美国等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规范资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步骤，也是市场经济逻辑的必然产物。虽然我们的市场经济有自己的特色，但与一般市场经济也有相通之处。所以，类似的问题也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其中，第一个重点是要从根本上处理好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让市场归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也是十八大以来一个很重要的改革目标。如果资本与权力进行“联姻”，任何秩序都无法形成。第二个重点是要在劳工与资本上形成一种相对的平衡，不能一边倒。社会的进步不是以资本的壮大为标志，而是以人民福祉的扩大为标志的。第三个是对于垄断发展现象要有所节制。第四个是规范金融秩序。因此，从历史上可以看到，目前要从过去高速发展、资本扩张的状态进入一个新阶段，要经过反腐倡廉、资本市场整顿、金融市场整顿、反垄断，使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良性化。这样的一个进程符合历史的逻辑，也符合市场发展的逻辑。我相信有历史感的人都能认识到我们目前的一些做法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没有问题。
    从经济理论史视角看，资本要与社会伦理、社会秩序和社会新理念匹配
    第二个视角是从理论史来看。在人类历史上，从舆论的角度看，人们天然对资本有一种情绪，从古代的不患贫而患不均，到西方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对资本的态度。它的基本态度是用资本来挣钱是不道德的。因此，我们就会看到苏格兰学派的重要进步，因为他们在《国富论》这些名著里阐述了很重要的颠覆封建逻辑的命题，即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逐利这种微观的恶也能导致宏观的善，也就是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因此，资本与市场的结合是一个善的制度，是人类很好的一种制度。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也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虽然从一诞生起就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它创造了比人类有史以来还要多的财富，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动力，因此，这也是一种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推动资本发展。
    但是，资本是不是就没有道德基础了呢？在1876年《国富论》之后，大量的学者专家就在填补这个空白。在最重要的一批学者里面，第一个就是马克斯·韦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的萌发和强劲运行必须要有宗教的基础、要有伦理的基础。然后大家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出现福利主义，也就是从根本上证明市场经济在资本至上的逻辑下无法完成自我循环，无法达到社会和谐。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从经济学的逻辑上证明了一个命题：只要资本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宏观不稳定是必然的。因此，我们需要另外的一个办法来解决它，很多人对此的推论是福利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推论是如果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资本这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有可能成为约束社会进步的因素，因此我们应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来约束它。
    在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小康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没有规范资本、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举措，要想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很困难的。我们不能把借贷资本通过放贷的形式、保险的形式进行资本积聚，然后转成股本金，又通过股本金的抵押进行放杠杆，导致整个社会杠杆率能够从传统的五六倍、七八倍提升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我们一定要在杠杆上有所节制，不能混淆一般的金融边界、产业边界，同时，也不能混淆资本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秩序之间的关系。
    因此，需要从经济发展史和经济理论史的大视角来看待当前的争论，来分析我们当前所出台的一系列的监管改革举措，唯其如此，学术界才能找到心安处，才能在自媒体争鸣的时代寻找到我们的方向。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