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错配对TFP的影响分析（三）

根据现有对中国改革以来TFP变动的研究（张军，2003；郭庆旺、贾俊雪，2005；孙琳琳、任若恩，2005；曹吉云，2007；李宾、曾志雄，2009），可以看到其变动趋势和我们计算出的劳动力错配效应的波动趋势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劳动力错配对TFP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这主要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僵化（rigidity）导致的。比如，TFP在1992年达到第二个峰值，但是，劳动力错配效应在1995年才达第二个峰值。如图5所示，我们选择以日本为基准作为比较分析的代表。
    

从图5中可以看出，从1979年到1990年期间，TFP在1984年出现第一个峰值以后，呈现一个波动下降的趋势；劳动力错配的总的扭曲效应在这个区间也基本处于波动下降趋势，在1984年达到第一个峰值，在1991年达到第一个低谷。1985—1992年的劳动力的错配效应逐渐扩大，明显大于1979—1984年间的水平，这与经验事实是不符合的。1984年以后，不受户籍制度约束的乡镇企业创办和活动规则逐步放松，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这种劳动力配置的改善对TFP的正影响没有在官方数据中反映出来，所以出现错配效应的扩大。1992年以来，TFP从高点逐渐下降期间，劳动力错配效应却呈现逐渐缩小趋势，也就是说在这期间劳动力的配置效率提高，这和1992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是密切联系的，这种趋势在1994年达到一个峰值。1994年以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入和城市职工下岗的出现，一些城市开始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限制，保护城市下岗职工就业。加上1998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经济进入通货紧缩期间，出现了在部门名义规模变化不大（见图4）的情况下，工资差异持续拉大导致劳动力错配效应从1994年逐年扩大到2001年。这和刘伟、张辉（2008）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时发现，1998—2002年间结构效应降低是相符合的。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外资的大量涌入再次对劳动力形成强大需求，劳动力转移增加，我们看到其扭曲效应出现明显的减少趋势，特别是2003年以来，减速明显。这主要是因为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的要求，各级政府逐渐落实了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机制，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等改革措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有了明显改善。
    最后，从三种基准情况的对比来看，部门名义规模的大小对总效应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第一种基准情况和以日本和韩国为基准的情况相比较，没有劳动力障碍条件下的名义部门规模不同，但是结果显示，以不同指标计算的总效应的波动范围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在下面的效应分解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以上结果显示的扭曲程度是把当前的劳动力配置和一种假设的最优理想配置（First Best）对比而言的效率损失。所以，其数值的大小只是一种对效率损失的测度。一方面，核算框架的一些新古典式的假设会对现实产生扭曲；另一方面，部门工资差异问题是一个二元经济研究文献中至今都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用平均工资代替劳动的边际报酬其本身就可能产生偏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上结果所显示的扭曲程度的相对趋势和变化更具有稳健的意义。
    2.效应分解
    由上面的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对TFP影响存在几个比较明显的周期，1978—1984年劳动力配置对经济效率的损失逐渐减少，1984—1994年又逐渐增加，1994—1998年减小，1998—2003年增加；2003—2007年又呈减少趋势。在这期间，部门间的工资比例和部门的名义份额都发生了变化，通过公式（5），可以把上面的总效应进行分解，从而可以看出劳动力配置TFP的效应变化，在每个波动阶段到底是哪个因素起到了主要作用。根据总效应的分析结果，以平均工资、增加值的劳动份额和城乡收入比来代替部门工资计算结果来看，与Aoki（2008a）研究的日本的情况相比较，15城乡收入差距可以看作是其他两个指标的平均指标。所以，在下面的效应分解时，我们在基准情况和以日本为基准两种情况下，用城乡收入差距计算的总效应进行分解，结果见下表。
    

    通过对总效应变化比较明显的几个周期的分解，可以发现，工资效应的符号和总效应的变化方向基本保持一致，这说明了劳动力错配对TFP产生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工资效应导致的，名义规模的效应很小。这和Aoki（2008a）研究日本战前战后发展经验时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日本在战前和战后的部门工资比率变化不大，总的效应的变化主要是部门名义规模导致的。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农业和非农部门的名义规模并没有发生剧烈的改变，但是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却是逐渐扩大的。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显示出了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或者劳动力市场的低效率。
    五、进一步研究方向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一个劳动力错配对TFP影响的核算框架，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经验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中国以农业部门就业比例过高为特征的劳动力错配对经济增长的总生产率（TFP）有着显著的负效应。通过几个不同指标的计算，估算出其效率损失区间约为-2%至-18%。并且，自从1978年以来，这种负的效应没有明显的减弱趋势，而是随着制度改革的阶段性呈现一定的周期性波动的同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通过对总效应进行分解，发现改革以来逐渐扩大的工资差异是导致总效应产生和波动的主要原因，部门的名义规模只是起到了非常小的作用，这和Aoki（2008a）关于日本的研究结论是正好相反。日本的劳动力错配对TFP的负效应主要体现在部门规模效应，较小的部门工资差异可能是其结构快速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16而我国显著的工资差异则是我国结构变动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测算增加值的劳动份额时，我们使用了固定的劳动份额，这可能会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现有的研究发现，中国改革以来的劳动份额是逐渐减低的。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有可能把变动的要素份额考虑进去，考察要素份额变动与劳动力错配的联合效应。另外，根据Fishlow ＆ David（1961）的研究，如果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错配一起考虑的话，可能要比单独考虑其中一个对经济的影响更大。Landon-Lane ＆ Robertson（2005）在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中综合考虑了劳动力流动障碍和投资障碍，发现带有劳动力配置障碍的存在对投资效率下降起到了放大的作用。所以，在经验研究方面，把资本和劳动错配一起放到核算框架中会是我们以后努力的方向。
    根据以上经验研究的结论可以看出，由于劳动力流动障碍导致的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错配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平均效应损失大约在-8%左右。所以，进一步消除阻碍劳动力跨部门流动的各种制度障碍是释放未来中国增长潜力的重要内容。现阶段，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滞后严重地影响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要融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为一体，注重改变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长期落后的情况，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必须借助于中国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进一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逐步改革户籍制度，代之以就业和稳定居住地为基础的居住证制度；让农民自由支配土地的使用权，实现稀缺土地资源高效率配置。鉴于一些经济部门还存在着垄断现象，造成了严重的工资差距。要使中国未来30年经济持续增长，我们应当站在改革发展的历史新起点，进一步突破制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体制性障碍，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性力量，打破各种形式的行业垄断。
    参考文献
    
    蔡昉，1999：《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第10期。
    曹吉云，2007：《我国总量生产函数与技术进步贡献率》，《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1期。
    陈体标，2007：《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4期。
    陈晓光、龚六堂，2005：《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3期。
    郭庆旺、贾俊雪，2005：《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经济研究》第5期。
    胡永泰，1998：《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的首要作用》，《经济研究》第3期。
    李勋来、李国平，2005：《经济增长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研究》，《经济科学》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