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利用式（3）、（4）、（5），可以计算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种种制度障碍导致的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之间的错配对总生产率产生的总的影响和其进一步的分解效应。计算总效应的时候，是把现实的劳动力错配状态下的总生产率和一种假设的不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状态下的总生产率相比较；在对效应进行分解时，是对现实的劳动力流动障碍状态下两个时点上的配置效应进行比较。在文章的第四部分，我们将利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数据对上述总效应和分解效应进行测算，并与Aoki（2008a）对日本经济的研究和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的研究进行比较分析。
四、实证研究
（一）参数校准、数据来源与计算说明
利用上面的核算框架对劳动力的扭曲配置效应进行计算，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劳动份额的校准。根据Gollin（2002）的研究，在大部分国家中，不论其经济发展程度如何，非农部门的劳动份额是大于农业部门的劳动份额的。但是，宋铮（2006）⑦在用一个转轨模型解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时，根据许多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研究，把非农部门的资本份额校准为0.4，把农业部门的劳动份额校准为0.8。我们遵循了宋铮（2006）的做法，所以非农部门的劳动份额ηn等于0.6，把农业劳动份额ηa设为0.8。⑧
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劳动力La和Ln分别用第一产业就业量和第二三产业就业量之和来表示；部门的名义规模分别用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和第二三产业的增加值之和表示。本文所用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CEIC数据库⑨和搜数数据库之中国大陆统计数据库。⑩
我们对劳动力错配对TFP总效应的计算分为三种情况。首先，我们遵循Aoki（2008a）的做法，考虑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和无劳动力流动障碍时，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名义规模是相等的，Aoki把这种情况称为基准情况。其次，我们分别把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结构作为没有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效率标准。我们选取日本战后从1953年到1982年的农业部门就业比例和韩国1963年到1992年的农业部门就业比例作为基准的经济结构。选取这两个国家的特定历史阶段的数据，原因有三个：第一，中国和日本、韩国都作为东亚的新兴经济体，其增长模式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性，只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起点时刻上有些差距。1955年，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十几年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长率年均超过10%以上，实质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也接近10%。韩国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启动，中国则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第二，都取了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方便比较。第三，所取历史阶段都是高速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动剧烈的阶段。
有了农业部门的就业比例，根据式（2），农业部门的名义份额可以表示为：
根据上式，可以计算出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转移完以后的农业部门名义份额σa。根据结构变动的相关理论，这种状态下的部门名义份额可以看作是劳动力完个有效配置的均衡状态，所以可以当作没有劳动力流动障碍的一种理想状态。
在计算过程中，直接用到的两个关键指标是部门增加值的占比和部门工资的比率。根据现有的数据资料，部门增加值的占比很容易获得。但是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报酬比率从现有统计中难以直接获得。Vollrath（2008）计算了42个国家1985年非农边际工资和农业边际工资的比率，范围从澳大利亚的1.67到肯尼亚的16.84，差异巨大。Temple（2004）用世界银行的跨国数据样本（包括非洲、东亚和拉美的部分国家1960年到1985年的就业和产值数据），通过校准一个两部门一般均衡生产模型，发现在样本国家中，非农部门的工资是农业工资的1.4倍。Squire（1981）用了一个23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测算出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工资差异的中位数大约为3倍。Williamson（1987）认为，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城乡实际工资差异超出30%—50%的范围。Temple（2006）在Barro & Lee（2001）数据的基础上，利用76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1960—1996年的相关数据样本，用一个考虑了结构变动因素的二元经济发展回归方程，估计出了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之间工资比例的一个区间为1.8—3.8。
我们采用了三种指标来分别测算劳动力错配效应：第一个是农业部门平均工资和制造业部门平均工资的比率，这主要是考虑到制造业是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部门；第二个是根据公式（4）计算出的增加值的劳动份额之比；考虑到现有的工资收入并不能完全反应劳动补偿的所有内容，第三个取城乡收入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这三种指标的选取，是考虑到对工资差异的一个范围区间的测度。因为根据数据计算，平均工资比率指标和Temple（2004）的估算结果1.4很接近。增加值的劳动份额比率大约在2—3倍之间，跟Squire（1981）、Williamson（1987）的结果比较接近。所以，通过这三个指标的计算大体可以对劳动力错配对总生产率的效应估算出一个范围区间。此外，通过对不同指标计算结果的对比还可以观察其变动趋势是否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另外，关于部门工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流动障碍决定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力资本差异或者技术差异所决定的，对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很重要。不可否认，人力资本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工资报酬。往往行业分得越细，人力资本的作用可能更突出。但是，当把经济进行二元划分的时候（农业部门和包括工业、服务业在内的非农部门）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的作用可能是决定性的，特别是在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制度转轨的条件下。改革初期，甚至2003年以前，大量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不需要经过就业教育和培训就直接进入非农部门就业，比如建筑、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就是吸纳农民工的主要部门。蔡昉（2003）12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技能对劳动转移者的决策作用不明显，因为城市的就业歧视政策把他们限制在了一些低技能行业。即使对于2003年以来局部地区民工荒引发的关于“刘易斯拐点”的争论，有的研究认为户籍、土地等制度约束仍然是阻碍劳动力进一步流动的主要因素。1314所以，我们认为工资差异基本上代表了劳动力的错误配置在要素价格上的表现，并且根据本文的核算方法，劳动力错配效应是要素价格和部门名义规模的综合效应。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该方法是对劳动力错配效应的一个相对合理的估算框架。
（二）结果分析
1.总效应
根据以上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之间的错配，对经济增长的总效率即TFP有着明显的负效应，根据用来测度部门工资差异的指标不同，这种负的效应大约在-2%至-18%之间。在三种基准情况下，以平均工资计算的总效应最小，以增加值的劳动份额计算的总效应最大，以城乡收入比率计算的总效应介于两者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