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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摘要：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进城农村劳动力收入差异进行了充分的关注与研究，论述了性别、人力资本、就业稳定程度等因素的作用。要全面认识我国未来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特征和趋势，应完善对进城劳动力的动态调查数据，进一步拓宽研究的对象，在政策建议上兼顾近中远期目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收入差异，人力资本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为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提供了基础，城乡居民之间显著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城，而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则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由于长期城乡分割的制度惯性、农村劳动力自身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差异，进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形式日益多样化，如正规就业、临时工作、自我雇佣甚至老板等，就对象而言主要包括农民工、个体户、小摊小贩，本文将之概括为进城农村劳动力。由于中外城市化水平和制度上的差异，国外的研究可分两大领域，一是以发达国家为对象，研究移民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移民的分化；二是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关注移民的动力、特征和城市化政策等。国内早期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对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限制、户籍身份歧视等方面，随着《就业促进法》的颁布和实施，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日益完善，这一群体的内部收入差异问题逐渐纳入研究视野，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分析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培训、就业类型、就业部门、就业稳定性等对收入差异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因为经济动因到城镇寻求发展，其群体内部的收入差异必然指引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方向和趋势。总结影响农村劳动力收入差异的因素，对于探索未来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进而完善社会政策、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道路具有直接的启示意义。
二、性别与收入差异
性别始终是造成劳动力收入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村劳动力也不例外。在性别工资差异研究中，经典的方法就是Oaxaca-Blinder分解法，将男女的工资（或工资率）差异分解成由年龄、教育程度、经验等可观测因素造成的差异和不能由这些因素所解释的差异，前者为由生产率差异导致的工资差异，而后者即为由性别歧视和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工资差异。在早期对城市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研究中，认为性别工资差异主要来自行业内的歧视，不同性别间的行业分布对工资差异影响不大，人力资本对性别间工资差异的影响不大（王美艳，2005）。由于不同职业的工资水平是不同的，而性别的职业分割有可能影响性别工资差异，姚先国、黄志岭（2008b）将职业分割内生化，采用Brown分解方法，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居民性别间工资差异中有72%是由性别歧视造成的，比采用Oaxaca-Blinder方法分解结果的66%要高，在72%的差异中，有64%为职业内的不可解释部分，8%为职业间的不可解释部分。李实、杨修娜（2010）利用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2008年对我国15个城市的农民工调查所得数据，对农民工工资的性别差异分解，认为男女农民工之间的工资差异、小时工资差异主要是由性别歧视及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引起的。考虑到工资均值会掩盖整体工资分布的特征，王震（2010）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发现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异表现为“天花板效应”：随着工资水平的上移，性别工资差异不断扩大，但在工资分布最高端，性别工资差异又呈缩小趋势，并用统计歧视和社会保护来解释这种差异，即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性别开始作为判断生产能力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指标，而在工资水平的最高端则由于社会保护政策覆盖了这一部分农民工，遏制了性别工资差异拉大的趋势，工资差异趋于缩小。
三、人力资本与收入差异
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技能等人力资本因素必然会对劳动力的收入产生影响，估计相关人力资本因素对收入差异的影响就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从教育投资来看，虽然受教育程度提高能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但教育回报率大小、教育回报率的组内差异等问题仍有待探讨。王德文、蔡昉、张国庆（2008）的研究表明，农村迁移劳动力在做出流动到城市的决策后，会根据其人力资本回报率差异在自我经营者和工资收入者之间做出选择，而简单的Mincer方程估计结果为前者比后者低了2个百分点左右，在纠正样本选择偏差之后，工资收入者的教育回报率的估计结果在5.3%～6.8%之间。技能培训对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及在城市的收入水平有正的影响，但不同的培训方式对收入提高具有明显影响。王德文等采用平均处理效应模型分析农民工培训的收入效应，发现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的收入具有显著影响，而简单培训有助于农村劳动力的再流动，其对技能提高和收入的增加效应不明显。在研究培训的收入效应时，由于截面数据回归可能产生的估计结果内部和外部有效性问题，张世伟、王广慧（2010）尝试采用倾向分匹配法，通过对吉林省2006年的农村流动劳动力调查发现，培训与签订劳动合同、技术等级皆正相关，表明培训有助于促进农民工的就业和提高技术等级，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使农民工月收入分别增加21%和5%左右，二者均能有效提高农民工收入，且职前培训的效果更明显。从工作经验上看，王子、叶静怡（2009）采用分位数回归对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工资都随着经验增长而增长，内部的工资差异随经验增长而不断扩大，而培训不能显著提升工作经验的工资回报，培训只有水平作用而没有增长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职前培训提高了农民工的起点工资水平，而在职培训虽然会提高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但教育成本往往是由雇主垫付的？在职培训的回报并不体现为工资的增长。
综合学者们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引起的收入差异的研究发现，若单纯就农民工群体而言，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对其收入皆有正的影响，不同的培训方式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效应具有差别，职前培训提高的是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和起点工资水平，而在职培训的工资效应较弱；若将对象扩大到所有的农村劳动力，则不同的就业类型下的教育回报率具有明显的差异，这也提醒我们，务工者与自我经营者之间具有性质不同的收入增长函数。对于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问题，张智敏、唐昌海（2009）将人力资本存量分为基本和技能性的人力资本存量，发现学历不能直接构成技能性人力资本生成的动力因素，有时甚至是阻力因素，原因在于在农村劳动力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普通教育投入的增加不但不能给劳动力带来收入，反而会增加支出，而进城务工经商人员的收入保障程度和工作岗位技术含量是技能性人力资本生成的关键因素。
四、就业部门、社会资本与收入差异
由于产品市场在竞争程度、整体效率方面的差异，加之劳动力市场的准入门槛的限制，在我国行业间的个人收入差异较为明显。陈钊等（2010）对1988、1995、2002年城镇居民收入的宏观收入差距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表明：行业因素对收入差异的贡献度逐年上升，一些收入迅速提高的垄断行业及就业城市为代表的地区因素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剧烈上升，成为城镇居民间收入差异的最主要成因，所有制、职业差异、第二职业等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也在提高，而年龄、是否完全就业等因素的影响则明显下降。王天夫、崔晓雄（2010）通过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发现行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有两种机制：一是行业特征导致的行业间整体收入水平差异，二是不同的行业特征导致的诸如年龄、教育程度、经验等个人特征的回报率差异，从具体数量看，行业间收入差异占到个人收入差异的13%以上，这也意味着在我国的城镇就业劳动力中，能否进入好的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收入的高低。虽然这两个研究是基于对宏观的城镇就业人口的数据分析，进城农村劳动力在其数据结构中的比例尚不确定，但的确反映了城镇就业体系中的就业部门、就业行业间的收入差异情况，由于户籍歧视、受教育程度与城镇劳动力的差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等因素的影响，进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行业收入差距问题有待专题进行研究。
由寸：中国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尚存在明显的二元分割，户口是限制农村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乔明睿等，2009），因而，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部门必然会对其收入具有重要影响，这样，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会通过就业机会的获得对就业部门选择产生影响。Xin Meng（2001）针对济南市1995年的一个问卷调查，提出并证明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农村劳动力长期的就业目标是否跟城市居民一样？是否为转变为正规部门就业而积累条件？由于农村劳动力就业会在城市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的务工者和自我雇佣三者进行选择，其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自我雇佣者的收入约为其他类型就业的三倍，且城市的务工经历时间越长，越有可能成为自我雇佣者，而城市务工经历的时间、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并与选择非正规就业部门就业正相关，表明许多农村劳动力将非正规部门作为自己的长期目标，这就寓示着我国的农村劳动力的目标并非是单一化的城市正规部门就业。而易君健、耿龙波（2007）将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机会分为三个部门：国有部门、国外部门和私有部门，其实证研究表明，工作搜寻渠道和个人人力资本状况尤其是教育水平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部门选择有显著影响，私人工作搜寻渠道对选择国外部门的企业就业存在高度显著的正面影响，而教育水平对选择私有部门的影响再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在国有和国外企业存在职位或等级二分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缺乏晋升的空间，农村劳动力在上述两个部门的企业集中于低层，而私有部门的教育回报率则相应较高，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弥补了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所受的歧视，在教育水平相当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选择私有部门工作的概率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