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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4）国家类别也与失业率有关系，系数符号为正。即发达国家的总失业率、女性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均高于发展中国家。此外，政府规模指数与失业率呈反向关系，政府规模越小失业率越低。第二产业所占GDP比重与失业率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回归结果不显著。城镇化率与失业率没有显著关系。
（二）就业保护子指标的回归结果
从就业保护的6项子指标的回归结果来看，各变量对失业率的影响方向与统计结果相符合，但部分指标显著性较低，且对青年失业率和女性失业率的影响有所减少。雇用／解雇难度指数与总失业率和女性失业率呈显著负相关，表明雇用／解雇越容易，则失业率越低，这符合经济学基本理念，经济越自由，民众就业的概率越高。法定解雇成本对失业率的影响较为明显，法定解雇成本越高，则失业率较低。说明企业在高就业保护情况下，将容忍一定冗员的存在。服兵役期限越长，青年的失业率提高，这有可能因为服兵役，降低了这些人的人力资本。最低工资、集体协商、工时管制与各失业率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通过就业保护子指标的分析，可看出就业保护一方面会增加工人的失业率，另一方面又会阻碍企业解雇员工，保障现有员工的岗位。分析就业保护法案的影响，必须认真分析具体的法律条文的作用方式及影响程度，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法律，来实现政府的管理目标。
四、结论与展望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笔者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就业保护（EPL）对失业率、青年失业率、女性失业率有显著影响，就业保护程度越高失业率越高，且对女性和青年的就业影响更大。这与以往研究结论大体一致，只是程度上估计不同。但具体而言，就业保护法不同内容对失业率的影响，则更值得关注。其中，最低工资、集体协商、工时管制对失业率没有显著关系，影响程度很小；雇用／解雇管制、法定解雇成本和服兵役时间对失业率和青年就业的影响较为显著，雇用／解雇管制越低，失业率越低；法定解雇成本越高，失业率越低；服兵役时间越长，失业率越高。
其他解释变量对失业率也有较大影响，人均GDP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有非常显著的非线性关系，部分证明了贝洛特等人的猜想，呈倒“U”型关系，即在中等水平时，失业率达到最高。就业的产业分布比重与失业率之间的复杂关系，则有助于人们思考解决民众就业的产业发展方向。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减少失业率，而发展第二产业则会增加失业率。这些结论有些是对以往研究的补充、完善，而对就业保护子指标指数的回归，将加深人们对就业保护制度经济效应的认识。
改革开放确立了我国市场导向型改革的目标和方向。1995年制定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将劳动合同制作为劳动关系形成的主要形式。从形式上来看劳动合同仅仅是对劳动关系的法律确认，实质上是从契约关系的角度重新界定雇员、雇主双方的权利义务，是从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是从团体生产生活走向个体生产生活的伟大转变。在劳资双方的失衡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经济社会问题的情况下，如何改变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成为当前学界思考的重点。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制定，正是国家试图平衡劳资关系的法律尝试。然而，《劳动合同法》是否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通过立法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是否可行，学术界产生了严重分歧。《劳动合同法》中大量条文属于就业保护法的内容。对国内外就业保护法的实证研究，也有助于认识《劳动合同法》的部分条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完善也需要充分研究劳动法律对劳动力市场的作用。
劳动力市场作为基础的生产要素市场，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绩效产生广泛影响。就业保护制度作为劳动力市场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研究兴趣。近二十年来，文献数量和研究范围迅速扩大，为理解劳动力市场运行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存在诸多理论和实证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除了就业保护制度对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影响之外，该制度是否改善收入分配的结构？是否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比重？是否阻碍经济增长？是否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是否改变投资领域？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本的配置方式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这是否会冲击各国的劳动保护程度，削弱劳动者的谈判实力？这些重要问题还需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就业保护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将有助于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逐步规范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方向，为建立灵活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供帮助，为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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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方浩（1982-），男，汉族，安徽旌德人，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浙江外国语学院讲师；姚先国（1953-），男，汉族，湖南华容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