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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进一步，由表3可以观察到：（1）样本考察期间，两类外资企业的平均劳动边际产出都呈逐年增大趋势。可能的解释来自于劳动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城市化进程改变着劳动要素禀赋，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大规模转移，使得劳动要素越来越稀缺，要素稀缺的表现为边际产出的增加。同时，技术水平的进步也使得相同要素投入下的产出水平提高；（2）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的平均劳动边际产出系统性略低于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这体现了两类企业市场选择行为的异质性，出口导向型企业主要利用中国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使用的多为低技能劳动者；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专注于市场开拓，使用的多为中、高技能劳动者。
（三）劳动要素产出缺口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者理论，企业选择要素的原则是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要素的边际使用成本。因此，除劳动的边际产出外，也要考虑劳动的边际成本。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的事实表明，如果忽略劳动力边际成本将无法全面窥视劳动要素的资源配置真实变动水平。根据公式（4），本文计算了劳动要素的产出缺口真实值（见表4）。
结果显示，如果劳动力向“正确”方向流动一单位，对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来说，每个企业的平均福利可以提高13996元；对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来说，平均福利则可以提高16143元。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的平均劳动产出缺口几乎在各年度均小于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从劳动产出缺口的年度变化角度来看，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并没有非常显著的变动，但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表现出逐年增大趋势，表明在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中，劳动资源配置水平正在恶化。若矫正劳动投入存在的误置，可以给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带来更大的福利改善。
（四）外资市场选择与劳动资源配置
基于两类样本检验结果，以上结论证明外资的市场选择与劳动资源配置水平变动密切相关，并解释了观测到的劳动要素配置差异。观测到的劳动要素配置水平变动，是否因外资企业市场选择行为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呢？控制其他影响劳动要素配置的因素后，外资的市场选择行为是否依然重要？为此，根据公式（5）和公式（6），本文运用全样本和外资企业样本计量了劳动资源配置的影响因素，控制了产业特征、企业特性、年份效应和地区效应对劳动要素配置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表5给出了回归结果。
1.全样本实证结果分析。从全样本回归结果来看，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对劳动要素资源配置有显著影响。本文关键变量外资企业的进入对劳动边际产出影响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同时，外资的进入还显著增大了劳动产出缺口。因此，总体上看，外资的进入显著影响了企业的劳动要素配置水平。国有企业对劳动边际产出和劳动产出缺口的影响为负，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个结果与国有企业低效率的研究结论一致。一个意外的发现是，私营企业对劳动边际产出和劳动产出缺口的影响也显著为负。传统观点认为私营企业更有效率，因而可能要素边际产出也会越高，但本文结论证明私营企业的存在却使得劳动要素的边际产出水平降低。可能的解释是本文样本中私营企业的规模较小，大部分从事劳动密集的加工制造业，从而劳动的边际产出小，表6提供了直观的证据。从表6可以看出，私营企业的平均规模在几种所有制企业中最小，其资本劳动比也是最低的。证明要素投入结构中，私营企业的策略是选择多投入劳动力。
表示企业特性的企业生产率对劳动边际产出影响系数为正，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劳动要素边际产出的增加，这与樊纲等（2011）的研究结论具有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生产率提高对劳动产出缺口的正向显著性影响，劳动产出缺口增大表明，相对资本，劳动变得相对稀缺。意味着，随着生产率发展，企业的要素投入越来越偏向资本，而不是劳动。生产率增长改变了资本和要素的边际产出替代率，因而不具有希克斯中性特征。这也说明，估计生产函数时，如果忽略企业生产率导致要素投入变化带来的要素内生性问题、继续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将会导致估计偏误，本文采用Wooldridge（2009）方法具有合理性。
产出增长率在此处用来控制产业层面的需求冲击，对劳动要素边际产出和产出缺口的影响为负，也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2.外资企业样本实证结果分析。我们已证实外资的进入提高了劳动的边际产出和产出缺口，但更重要的是解释为什么外资的进入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市场导向型和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对劳动资源配置的影响是否一样？外资企业样本回归结果提供了解答。
从外资企业样本回归结果来看（见表5），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的存在使得劳动的边际产出上升，其系数为1.819，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个结果与表3的结果具有一致性。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的存在，也显著增大了劳动要素的产出缺口，而劳动要素产出缺口的增大意味着调整劳动要素的使用带来的潜在福利改善越多。从这个视角来看，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实际上降低了劳动要素配置水平，与表4得到的结论一致。所以可以推断出，出口导向型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可能会强于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
企业特性、产业特征变量对劳动边际产出和产出缺口的影响与全样本回归结果，没有显著差异。
（五）稳健性检验
对公式（5）和公式（6）的参数估计，前面采用了混合面板OLS方法，实际上劳动要素的配置可能会与截面和时间有关。为了检验上述结果是否稳健，此处利用面板数据提供的丰富信息，分别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重新估计全样本和外资企业样本。表7报告了重估公式（5）和公式（6）后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
与表5相比，各变量系数大小没有太大变化。除产业产出增长率变量外，其他变量的显著性保持一致。所有Hausman检验结果都表明，本文样本均适宜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来估计。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得到的主要结论保持不变，证明我们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外资企业市场选择行为的不同与要素使用结构存在关联性。相对于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资本与劳动投入比更高，平均雇员数量更少；第二，外资的进入会影响劳动要素的配置，但影响方向和程度因外资企业的市场选择行为而异。与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相比，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的劳动要素边际产出较高、产出缺口更大且逐年增长。第三，从福利角度来看，若矫正劳动要素投入存在的错配，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的福利改善空间更大。
本研究引申的政策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1.外资政策的制定应当考虑外资市场选择行为的异质性。外资市场选择行为可能还对企业其他决策行为产生影响，比如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会更加注重研发创新，更希望获取东道国市场垄断地位。若不对外资的市场选择加以区分，外资政策最终可能会与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产生潜在冲突。
2.外资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协调。吸引外资的政策与促进就业的政策并不总是一致的，本文结论表明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促进低技能工人就业的能力更高，市场导向型外资企业倾向于多使用资本来代替劳动。外资政策应当兼顾就业政策，需要平衡协调。
3.建立一个劳动力充分流动的自由要素市场。劳动要素市场存在资源错配现象，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带来福利水平的提升，本文的研究结论提供了证据。
4.重新审视外部需求变动、外资撤离和劳动要素流动的关系。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长三角、珠三角许多代工厂因外资迁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东南亚国家而纷纷倒闭。本文结论提供了一个解释：出口导向型外企劳动要素配置优化带来的福利改善空间小，外部需求变动对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的劳动要素流动影响更大。外部需求变动带来的影响因外资企业的市场选择而异，是政策制定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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