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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编者按：本文为陈志武教授在“2016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的讲话实录，文字经整理。
挑战不断，改革势在必行
刚才已经有两位重量级嘉宾给大家做了很好的分享，特别是刚才蔡院长跟大家从人口经济学、城镇化的角度来讨论进一步增长的动力来源到底会是哪些。下面我想就两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一是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的问题；二是关于国内本身的一些改革，特别是政府和国家在经济增长中间的角色。因为这两个话题最近几年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特别是英国的脱欧、美国总统选举、中国周边很热闹的这些地区，南海等等。我们作为经济学界的人，是不是像过去那么多年那样，可以不用关心国际政治，也不用关心别的政治，我们只顾研究经济学模型就可以了？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可能是少有的时期，我们不能只是关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模型，对周边其他环境也应该考虑进来。
经济发展 今非昔比
首先，就中国经济增长过去的经验，成功的经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从这个背景里看出来中国过去30几年经济成就跟国际秩序、国际环境绝对是分不开的，我这里先给大家看一张很多朋友已经看过的图，这个图来自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The World Economy》，这个书以数据为主，没有太多的东西。
数据来源 Maddison (2001)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ium perspective》
根据他很有争议的估算，以1990年的美元作为基础，大致上从公元元年一直到1950年，中国的人均GDP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处于非常静态的状态，1950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随着的推动，这个线往上跳了很多，中国的人均收入，人均GDP都增加了很多。刚才那个图看起来比较抽象，如果我们更具体一点，比较一下现在中国企业，中国人个人创造财富，创造收入的能力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可以从一些我们身边熟悉的故事里面去做一个对比。
2015年网易一年的销售净收入是228亿元，差不多是35亿美元，去年腾讯的净收入大概是1028亿人民币，相当于153亿美元。如果我们把非常熟悉的两个公司跟乾隆，我们读书的时候有“康乾盛世”，把这两个公司一年的收入跟乾隆朝廷全国上下一年的财政收入做一个对比，1766年，康乾盛世鼎盛的时期，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大概是4937万两银子，按照银价折算的话，我做了一个粗略的计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2亿美元左右的收入。今天网易一年的收入三倍于乾隆朝廷一年的收入，腾讯一年的收入大概是十几倍于乾隆朝廷一年的收入。如果我们把1848年太平天国之前，道光朝廷一年的收入作为基础的话，今天网易创收的能力比道光朝廷的创收能力更加要多好几倍，大概是四倍左右的水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百多年，过去三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进步是非常了不起的，特别是很多人会说“做皇帝多好，多舒服”。尽管慈禧太后每年暑假可以到颐和园去避暑，有很多人给她扇扇子，感觉很舒服，很凉快，还坐着轿子从故宫去颐和园，但是你放心，尽管十几个人给她抬轿子，但是轿子的稳定度肯定不如车的稳定度那么好。颐和园里面可以避暑，很多人给她扇扇子，但是没有空调这么舒服。对比起来这些年的经济成就，中国人经历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人口和经济规模之间的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过去这些年的成就，起因到底是什么？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刚才蔡教授给我们看到了城镇化和人口红利，这是我们这些年谈得比较多的。有一点，简单只是靠人多力量大，劳动力很便宜，肯定没办法解释，中国过去30几年，这100多年的经济，道理很简单，中国今天的人口从相对水平来说，是世界人口的20%，五个世界上的人有一个是中国人。
但是我们如果回到1830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人口根据麦迪森的估算，大概是世界人口的40%左右，即使到了1913年，中国的人口还差不多是世界人口的32%左右，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三个世界上的人里面，有一个是中国人。从这些比较可以看到，简单的人口红利，便宜的劳动力，众多的劳动力没有办法完全解释过去中国30几年的经济成就，为什么19世纪的清朝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当中占比更高，却没有做成今天这样？
肯定是其他的因素在中间起更关键的作用，那些因素到底又是什么呢？
我简单跟大家讲主要的决定性因素之前，先给大家看一段话，这段话是英文原文的一本书，我一会儿再问大家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It is often said that the peril of to-day is not the Chinese behind the gun， but the Chinese as the manufacturers of guns and of many other things， equally calling for the highest technical skill. It has been the fashion of newspaper writers deal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to state that the danger to the West lies in the industrial expansion of China， and it is averred that the Chinese， with their cheap labour and keen aptitude for imitation， competing with the dear labour and the heavy cost of transportation of the West， would certainly be able to beat the latter.” (Wagel 19？？)
这段话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在西方各个国家的媒体，那个时候都比较关注中国的崛起，很多人看到了，中国的劳动力那么多，而且那么便宜，比较之下，西方的人口这么少，劳动力那么贵，中国人模仿能力又那么强，加上便宜的劳动力，人口那么多，很快就可以把西方国家、西方经济竞争下去。这是西方国家有脸有面，喜欢思考问题的人，决策层和智囊都喜欢思考的问题，看来来自中国的威胁是势不可挡的。
如果我们不注意这本书出版的时间，会以为这段话就是昨天，前天《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刚刚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但是这个书是是1913年出版的，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而且那个英文书《Finance In China》是在上海的一个英国人办的出版社，大家想一想那个时候的上海，国际化程度这么高。
从这段话里，我主要想提这么几点。一是，一百多年以前，那个时候世界上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有类似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说法。第二点，为什么1913年以后，那么多人做的关于中国经济的优势，中国经济崛起的预测，没有变成现实？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不管是南海、还是国际政治的挑战越来越多，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当高度分享这一轮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的时候，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为什么1913年那个时候那么多人的担忧并没有成为现实。今天，我们某种程度上又在重复这样的状态。
中国增长奇迹的时代背景
下面我们想来看看到底中国过去三十几年大的经济成就，大的背景是哪些。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做太多的解释，这张图还是基于麦迪森的数据，这张图做了很简单的计算，公元1600年一直到最近，每一个时间点，世界各个国家它的经济规模，跟这些国家的人口规模相关性到底有多大，当然我这里先说一下，这个结果相当程度上是经济史学者做计算的结果，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些事后看问题的偏差。
数据来源 Maddison (2001)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ium perspective》
大致上，一直到1820年工业革命在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更进一步扩散、渗透之前，世界上几百年、几千年，大致上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经济规模跟人口的规模基本上是100%相关的。这背后有一个基本的道理，工业革命之前，人能生产多少东西基本上决定人口可以有多少。人口太多，东西太少，人是活不下去的，会发动战争，马尔萨斯理论，因为这个原因。人类大多数时期，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规模，跟人口规模基本上是100%相关的。但是工业革命，从1780年左右开始，把整个关系打破了，人口和经济规模两者的相关系数开始下降，到二战以后，到了冷战时期最低的时候是35%左右，从原来100%的经济规模跟人口规模的相关性，下降到了60年代、70年代的35%左右。
随着新一轮的全球化，从中国的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80年左右，世界上五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加入全球化进行市场化改革，私有化改革，随着新一轮全球化的进一步渗透，进一步扩散和深化，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相关性后来又重新开始上升。到了2008年的时候，这两者的相关性回升到了61%的高度。当然我们可能会想知道，这个图以后的变化趋势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不太会重新回到90%，或者是100%的相关系数。
道理很简单，只要技术创新和其他的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人口优势并不必然意味着，至少不是100%意味着你的经济优势，当然这个图大致上也可以告诉我们，要不了多少年，中国作为人口最大的国家，印度作为人口第二大的国家，这张图可以告诉我们，这两个国家以后的经济规模肯定会是世界最大的经济规模。
有一个例外，如果我们重复世界在1914年以后的经历，尤其是1930年代的经历，在今天世界上又重复那个时候通过战争，先是通过贸易保护，通过民粹主义的抬头，把不同的国家带入战争的话，我们刚才看到的相关系数越来越高，中国和印度因为两个国家是人口最大的两个国家，
我们刚才说到这两个国家以后的经济体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个预测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世界不会重复二战、一战发生的那些事。
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我想简单说一下，之所以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经历了这么快速的增长，之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相关系数又是越来越高，跟两方面的背景是非常非常高度相关的。一个是工业革命带来的这些技术，到了1978年前后已经非常成熟了，可移动性，一致性从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太容易了。
最经典的例子之一，十几年前，刚刚成立的荣盛科技，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厂之一，他们刚成立大概一年左右，我跟他们的创始人和CEO一起吃饭聊天，当时他就跟我说，他们已经雇了15000人，未来五六年各个万吨造船的订单已经订满了。我当时觉得很吃惊，一年左右的公司，怎么可以雇15000人。他说，未来一年还要再多雇3万人。我问，你们怎么协调这几万名员工相互配合，协同工作？你们那么快就可以造万吨巨轮，怎么可以做到这个水平？他说，其实蛮简单的，我们要做的那些万吨巨轮，每一个大的部件都是从其他的供货商那边买过来的，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用这些员工，把这些不同的大的部件焊接起来，组装起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一夜之间，只要把这些人都招过来，马上就可以开工、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万吨巨轮。正因为这一点，中国很多制造业企业，从广东、福建、浙江把他们的生产基地转移到越南，转移到柬埔寨，因为技术的成熟度太高了，可移动性，从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马上就可以开始生产的这种能力太强了。
这一点是当初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想在19世纪后期利用中国的人口有优势，便宜的劳动力，让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那时候他们没办法，有那么多现成的可移植的技术可以搬过来，耶鲁培养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容闳帮助从美国买过来第一批机器的机器，就是母机，他买过来的母机变成了江南制造局的机器。
现代世界用法律而非枪炮维护经济秩序
另外一个对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相关的因素，全球贸易秩序。这一点在座的朋友和不在这里的很多朋友都应该要知道，如果没有过去几十年的世界秩序，邓小平1978年一决定改革开放了，第二天就可以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以出口贸易、出口制造带动增长。没有现有的世界秩序，中国不可能能够做到这一点。
最简单的，最直观的理解：今天世界上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跟原来18、19世纪基于炮舰，基于硬实力的世界秩序截然不同。最好的例子或者是角度，是把今天美国最大的跨国公司GE跟原来大英帝国最大的跨国公司东印度公司做一个对比。
大家可能不一定了解。东印度公司在大多数的时候，在18、19世纪，他自己的海军比英国皇家海军的数量还要多，他自己的陆军更比皇家陆军多很多，为什么这样？那个时候，你要在其他国家做贸易，做投资，不仅仅你的投资，你的商业利益没办法得到保证，而且你派出去的那些商人，你派出去的那些经理，职业经理人和非职业经理人，他们的生命安全都是没办法保证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世界秩序完全是基于炮舰，基于硬实力。你要让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制造国家的话，有一个前提，自己的海军，自己的军队实力必须得很强大，这也是为什么回头来想一想，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那个时候世界秩序不是基于规则的，而是首先基于硬实力、炮舰的，否则的话，派出去的商船在海上不一定能够活着回来。
相比之下，今天的GE（通用电气公司），大家可能都在想，今天的GE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GE有没有自己的海军？有没有自己的陆军？有没有自己的军事开支？都是没有的。GE有很多原来东印度公司没有的，GE内部的律师大概有4000多个，雇佣外面的律师行就更多了，GE在这方面的开支也是很多的，律师费用很多，因为他在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包括在中国做贸易、做投资的时候，要雇很多律师，因为今天的世界秩序是基于规则的，基于各种法律的。我们可能会说这些费用也很高，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GE支付的律师费用远远低于东印度公司在自己的海军和陆军，军事开支的方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世界上，跨国贸易，跨国投资的交易成本相对于18、19世纪下降得太多太多，中国在过去三十几年，在世界上需要做的事不是那么多，花的成本也不需要那么多，因为现有的世界秩序那么好用，让我们一夜之间做贸易、做投资、做出口制造，马上就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把秩序利用起来，来发展。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记住这一点，尤其是不应该主动把现有的世界秩序打乱。当然有很多改良的空间，有很多规则不一定对中国是最有利的，但是应该更多的从改良、改革的角度去理解，而不是先把秩序打乱。这样以来，我们以后的发展和未来的增长靠什么来得到支持，这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发展太过容易，可能成为“后发劣势”
刚才我们讲到现有的这些技术，工业技术和现有的世界秩序，让我们能够快速发展，这样以来的话，也可能带来一些，这是后发优势。但是这个后发优势也可以变成后发劣势，这一点是最近几年讨论比较多的。后发劣势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不需要做太多更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就可以发展那么多，那么快，进一步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呢？很难找到新的改革动力，这就是原来杨小凯说的后发劣势的具体内涵。
从某些方面，可能我们多多少少也能感觉到，不止是中国，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在受到后发劣势的影响，因为我们都有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冲动，因为日子过得太好，来得太容易了，没有几个人真正去珍惜来之不易的增长的环境，有的时候还主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个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影响，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后发优势变成后发劣势以后，也会造成很多其他的后果。比如说这张图，我比较喜欢用这张图，可以总结我们这些年讨论的很多话题。
民间与政府消费各占GDP的百分比
经济增长方式的改革，说了那么多，我们说要减少未来的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度，增加投资对于民间消费的依赖度，说了这么多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一直下降。
我们如果把时间点拉得更长一点，1952年的时候，中国的民间消费大概是GDP的69%左右，跟今天美国的民间消费占GDP71%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差别。有一点我们知道，50年代初的时候，51年、52年左右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是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那时候中国民间消费也是占GDP的比重跟今天的美国差不多的。随着计划经济，工业制体制不断建立，到了1978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从69%下降到了45%左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还在继续，90年代中期下降到40%左右，下降占了35%，16%左右。为什么尽管这么多学者、专家呼吁了这么多，在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的指标没有上升，而是继续下降？
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拥有的资产，拥有的财富占比这方面太高，国家对于经济的管控太多，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了，道理蛮简单的，大家去想一想，如果土地都是集体所有，国家所有，社会大多数生产资料的产权都是国家的，土地可以升值，这些大的国企，地方国企他们的资产可以升值，赚的利润也可以很多。但是这些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升值，国有资产创造的价值，跟老百姓可以花的钱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会因为哪一块国有土地升值了，我们今天决定到更好的餐馆去多吃饭，更好的商店里多买衣服，我们不会那么傻的，因为这些增值和利润的增长都是国家可以花的钱，而不是我们老百姓可以花的钱。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土地，还有其他的生产资料主要是集中在国家的手里，这个国家的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就不可能会太高，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业，“铁工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那么大，民间消费起到的作用那么小。另外就是以前对于出口贸易一直是那么高的依赖，因为那么多的收入都到了政府的手里，土地和其他的财富都掌握在政府和国家的手里，这些升值和收入的增加，不能变成老百姓可以花的收入，这样以来的话，造成了中国的经济一旦要刺激增长，有稳增长需要的时候，又不得不回到靠投资，靠国企和地方政府来唱主角的老的做法上。
我这里给大家看一张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图，我把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除以当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1980年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大概是2亿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到了2014年、2015年，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17.5亿-18亿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当然中国的人口没有17.5亿，没有18亿，城镇居民也没有这么多，恰恰说明这种老的增长方式是很难再持续下去了。
改革任重道远
我前面说到，我们今天面对经济增长的挑战，一个是来自国际秩序的稳定性越来越出现问题，越来越令人担忧；另外一方面是来自国内的调结构，改变增长方式的条案。
有一点都是很明显的，“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办了这么多届，每一届都在谈论改变增长方式的话题。谈了这么多年，到了今年第一季度，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去年年底才说的，下那么大的决心，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但是今年第一季度，又是在加杠杆、加产能、加库存。
说归说，做的时候又不一样。当然我们可能更关心的话题，为什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这个问题不止是中国人才有的毛病，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这个毛病，不管是英国人、美国人，都是一样。
有一些毛病是体制造成的，我们看到中国在5月9号《人民日报》引用了权威人士的一些讲话。一个是对于今年第一季度的“小阳春”、“开门红”不要太高兴，权威人士提出了警示，第一季度的这些成就实际上都是靠老办法做出来的，又在加杠杆，又在加产能，这样做的话，如果再这样做下去，把我们一直提倡的调结构方方面面的问题，那些目标很难得到实现。
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应该看到，除了刚才蔡院长说到的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之外，另一方面，还是要从根本上减少政府，减少国家在投资和经济决策中间的作用，从根本上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里面说到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否则，随着国有经济的比重进一步回升，国有企业的角色进一步回升，最后会把更多的民营经济、民营企业挤掉，特别是这样做的结果跟其他的目标也是相违背的，包括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也是会打很大的折扣，因为很多的研究也告诉我们，法治的发展和国有经济的占比往往是相矛盾的，因为这两者可兼容性比较低，国有经济占比比较高的国家，往往法治不可能会太好，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我以前写的文章。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过去这些年靠WTO红利，现有的国际秩序带来的这些红利，也基本上用得差不多了；工业革命带来的成熟技术，给中国提供的红利，包括人口红利也用得差不多了。我们必须在国有经济比重这方面做更多的改革，包括减少地方政府在经济决策中间的角色。否则，国内国外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刚才蔡院长说到的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7.6%增长的潜力会越来越难以成为真正的经济现实。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