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过去三十年有三次会议推动中国经济的改革

    凤凰财经讯 9月12日下午，首届思想中国论坛暨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多位一流经济学家参与，就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现实问题展开讨论。
    在主题为“未来经济学大师在中国：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与教育现状评估”的分论坛上，谢颖一表示比较改革前和改革后，发生在中国的最重要的、最显著的变化，概括起来是开放和放开这么四个字，开放就是对外开放，货物、人才、资本的跨境流动，放开就是两条：一是引入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二是改变产权、所有权治理等激励机制。
    过去30年有三次会议，可以说明经济政策研究是怎么样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分别是：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1985年9月的巴山轮会议，1994年的经纶(音)会议。
    以下为发言实录：
    钱颖一：我们这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经济研究与教育现状评估，这个很大的题目，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讲两个具体的问题，一个是评估一下中国经济研究和教育在过去30多年的历史性贡献，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没有人太多人谈，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听到的批评多，但是实际上我们应该有个比较公平的评价。另一个是讲经济研究与教育如何与时俱进。
    第一，我先说一下经济研究与教育的历史性贡献，主要指在过去30多年。过去30多年在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思想学术教育，是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发展共进，既是直接受益于后者，更是积极地推动了后者，就是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从一个贫穷的、封闭的计划经济，高速增长为开放的、中等收入的新兴市场经济，能达到今天世界上这个地位，中国的经济研究与教育应该说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我觉得没有这些贡献，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比较改革前和改革后，发生在中国的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最显著的变化，在我看来仍然是非常简单的概括起来是开放和放开这么四个字，开放就是对外开放，货物、人才、资本的跨境流动，放开就是两条：一是引入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二是改变产权、所有权治理等激励机制。
    现在我们说这个听起来特别简单，但是这里的基本思想，这里的学术研究、政策研究，都是来自于经济学研究的贡献。同时，也是这么多年来经济学教育的贡献。我们想一想下面这些经济学的专门术语，比如：市场、价格、产权、寻租、激励、宏观调控、三架马车、M2，有些是非常技术性的词，今天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的日常词汇，也成为中央和国务院文件中的标准用语。如果没有这30多年来市场导向经济学家的工作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再看一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有关经济改革的部分，更是现代经济学在过去30多年普及和深入人心的例证。如果还说服不了我们自己，我觉得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政治学和法学，我们更可以清楚的看到经济学在中国过去30多年的作用就更显而易见了。
    我想通过过去30年的3个例子，实际是三次会议，来说明经济政策研究是怎么样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的。
    第一次是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这是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学者，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一次学术研讨会，这次会针对的是改革中的现实问题，因为那时候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出现一系列重要话题，这是那次会上讨论的话题，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企业自负盈亏，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金融体制改革，股份制经济，粮食购销体制等等，这些问题涉及了经济改革的主要领域。回过头来看，这次会不仅对高层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使一批以市场导向为主要方向的中青年经济学者脱颖而出，30年后当年的中青年经济学者现在都是中老年的经济学者了，但是他们今天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学术思想引领者和政策制定者以及推动者。
    第二次会议，是1985年9月的巴山轮会议，这个时候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了，经济改革出现里高潮，同时也出现一系列的宏观问题，比如银行信贷时空性质，投资与消费增长过快，通货膨胀等，这种背景下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举办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在重庆到武汉的巴山号长江油轮上召开。这次会议的影响在于首次引入了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的概念、理论以及方法，参加这次会的海外学者中，有耶鲁大学的教授詹姆斯·托宾等等，这是第二次会议。
    第三次会议，是1994年的经纶(音)会议，那个背景是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之后，建设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成为里重点，如果说巴山轮会议上以宏观经济学为主线，经纶(音)会议上以微观经济学为主线，特别围绕着转轨时期的产权、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破产程序等等，那次与会的学者有刘尊义、黄配华(音)等等，我和许成钢教授也参加了那次的会议。
    这是三个例子说明政策研究对经济的影响，下面我再通过三个例子来说明经济学，学术研究和教育在过去30年也是发挥很大作用。第一个例子是1985年在美国成立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至今整整30年，这个学会致力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概念，传播现代经济学的学说，比如1985年出版的由学会成员汤敏和茅于轼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就是一本很有影响的介绍现代经济学前沿的书，学会在1993年组织编写了一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共14册，对在中国普及经济学的知识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学会组织了留美学者到国内大学授课，这也是在国内系统推动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开始。
    第二个例子，1994年由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等在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聘任海外经济学博士回国任教，系统讲授现代经济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每年组织中国经济学年会，出版经济学季刊，这两件事情对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是一个在中国的主要研究性大学内以新开辟特区的形式来推动经济学教育的成功范例，因为CCER是独立于原来的北大经济学院的特区先。
    第三个例子，2002年我同在座的白重恩教授、许成钢教授等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设的特聘教授项目，当时是共有15名海外的经济学学者到清华来授课，这个是在国内已有的学院内通过改革来推动经济学教育的一个例子。在这以后，越来越多的大学内已有的学院推动经济学教育改革就变得越来越广泛。清华特聘教授的项目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影响，还在于这15人中的10个人正在担任国内经济学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另外两人担任院长、副院长，所以15个人有12个人在发挥作用，除了我和白重恩担任清华经管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之外，这15个人当中的李稻葵正在担任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的院长，田国强担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周林担任上海交大安泰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洪永淼担任厦门大学经济学学院院长，谢丹阳担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白聚山担任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李奇担任首都经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王一江担任长江学院副院长，此外，艾春容曾经担任上海财大统计学院院长，谭国富曾经担任上海财大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些岗位，这些在国外执教多年的经济学学者，在推动中国高校经济学教育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三个只是例子，实际上很多很多事情正在发生。因此，今天中国经济学教育不仅与30年前不同，刚才曙光教授说了，就是与20年前10年前相比都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学习吸收并规范使用经济学思想、概念方法方面有了很大提高，尤其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尤为突出。可以从国内的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中看出，现在国际研讨会国内学者或者学生已经很难发现某一领域或者某一研究方法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这在十年前二十年前还会经常发生。这些都是历史性、趋势性的变化。特别是如果我们再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相比，就更能看清楚我们经济学界已经走了多远。
    第一部分经济学的研究也好、教育也好的评价，我的基本判断是，伴随中国30多年经济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的经济研究和教育有着历史性的贡献。同时，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方面的评价，主要是回顾。
    第二方面，经济研究与教育如何与时俱进，更多的是讲现在的现状、问题和如何能够改进，上一节、上两节都有很多交叉的讨论。
    在改革开放35年后，中国不再是穷国，但也不是富国，而是中等收入的大国。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如何与时俱进，这里面有三个问题：一个是如何为经济研究领域作出学术贡献，实际上我们这个基金会主要是这个。第二个如何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创新做政策方面的贡献。第三是教育方面如何普及经济学教育的同时提高教育质量。我觉得这三个问题都非常值得系统的探讨，因为时间关系，我下面只对经济学术研究谈三点看法：
    第一，我觉得我们应该聚焦大问题，特别是与中国经济相关的大问题。我之所以提这个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观察，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科学研究都是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问题导向，一种是工具驱动。像物理有问题，但是也有工具，望远镜就是工具。这两种应该说都很重要，分别也都能作出很好的研究，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当然结合在一起就能作出更好的研究，又是重要问题，又能使用最好的工具，那是最好了。现在的发展情况，就是现状来看，我们在经济学教育中的工具的学习和方法的掌握上，进步比较快，这是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尤其这样。而似乎是偏向于工具驱动为主，也就是说，依照工具去找问题，但是这样的话，通常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或者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你是根据工具找问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应该特别推动聚焦研究大问题，特别是与中国经济相关的大问题，这是一个看法。
    不过在我说了之后，我想说我们也不应该责怪学生或者青年教师在数理技术和方法论上的追求，以工具来推动研究，我们还是应该鼓励他们继续学习前沿方法，掌握先进工具。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和教育的体会，人生职业中、学术职业中，在不同阶段也应该有不同的侧重，对多数学者而言，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比如是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或者做助理教授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比较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学习最新的方法、最好的工具，而这个基础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日后的研究，不管是应用性研究还是政策研究，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另一方面，对比较资深的学者来讲，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思考和研究重大的问题。因此在中国，资深学者是有责任要把研究与中国经济相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深层次的问题、长远的问题，与现实相关度不那么直接的问题要放在首位。中国经济中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问题，这在这一两年特别明显，这与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情况已经非常不同了。可以说现在没有人可以无视中国的经济，不过我想说的是经济与经济学还不是一回事，这从刚才提问就发现了，所有的提问都是经济问题，没有关于经济学的问题，只有一财的记者能提经济学的问题。经济搞得好，与经济学搞得好，也不是一回事，日本经济搞得好，德国经济搞得好，并没有产生很多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印度经济没有中国经济搞得好，但是出现了不少好的经济学家，这不是系统的统计变量，只是随便的例子，但是说明问题。经济大国不会自动成为经济学大国，况且也并不一定是本国人能作出有关本国经济最好的学术成果。
    我举个管理学的例子，我故意避开经济学的例子。管理学中的例子，日本丰田汽车的精益生产，这个管理方式理论就不是日本人，而是MIT的美国人写出来的，所以这个也不一定说一定是日本人写出来，这就是例子。
    中国经济发展路径，为研究大问题提供了很多素材，所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刚才几位也讲了，实际上我们也深知里面的困难。我们的这些优势包括对制度细节的比国外人的更多了解，对数据的掌握比国外人稍微可能有些优势。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要把这些天然优势转换成学术优势并不容易。
    因为这不光是经济学的事儿，是整个社会科学的事儿，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困难得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中国发展路径非常不同。自然科学从思想道方法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与世界接轨了，所以那些自然科学家在《Science》上发很多很多文章。但是经济学只是近30年来才开始学习世界主流，而且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经济学是研究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所以一定是与哲学、历史、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密切相关，而我们的教育和研究在这些人文和社科领域还不够发达，经济学也很难单科推进，所以我们要花大力气经过几代人努力，所以未来经济学大师在中国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所以我说为什么不碰前面那句话，是有道理的。
    第二我觉得要正确理解经济学创新，特别是关于中国经济问题学术创新里的含义，在我们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相关问题的时候，我们容易看到中国的现象与现有的理论之间的差距，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敏感之处。但是我们不容易看清楚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更不容易搞清楚其中的机制和原理。因此，在经济学创新无论是理论上、实证上还是政策上，严谨、系统、深入的研究是必须的。经济学的创新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上的描述，而是要基于深入的分析的创新，是能够不仅解释中国也能够有一般意义的创新，中国特色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何解读则大有学问，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是很难说服人的。进一步说，过分强调中国的特点，反而会使中国的故事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特例，缺乏一般性。
    设想一下，如果工业化和现代化只有基督教文化下才可以实现，那还有一般性吗?假如日本丰田管理经验要完全基于日本的特殊文化，比如武士道精神，那也就没有一般性了，但是事实是没有基督教文化工业化、现代化照样实现，没有武士道精神精益管理也能适宜，这才是一般性理论的力量，起源可能是特殊的，但是能否复制取决于一般性。
    因此，基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要想令人信服，要想摆脱特例的困境，只有把它放到更宽广的分析框架和更多国家的经验中去。所以，他应该是从一般理论到中国问题，再从中国问题到一般理论的过程，我发现国外经济学家并不是对中国问题不感兴趣，他们欣赏中国问题的研究受到一些障碍，一是因为他们不太清楚中国制度环境的细节和中国数据的可靠性。二是虽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无偏见，但是他们坚守基本的经济学理念，需要靠理论和事实说服他们。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做有说服力的研究，这是讲的第二个法。
    第三个想举例子来说明，在中国做中国经济相关问题的经济学创新的可能性。我就举两个我熟悉的清华经管学院经济系教师的研究为例来说明这个做大的问题的这种可能性。中国有许多经济政策出台或者即将出台，其规模和方式都非常有意义，对这些政策的评估和评价中可以引发很多有意思的研究。据说当年弗里德曼就是从韩国的通货膨胀中受到启发而发明的货币的数量理论。比如2008年中国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是有非常显著意义的政府干预的事件，虽然发生在中国，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而且有一般性意义的事件。对此有各种判断，但都基于直观的想象或者学说的信仰。清华经管学院的欧阳敏、恒玉磊(音)合作了一个论文，对2008年经济刺激政策做了细致研究，这个研究计算出来刺激政策导致了GDP上升3.2%，但是只是暂时的。我想强调的是，第一这是有定量的结论;第二为了得出这个结论，现有的计量经济学的工具是不够的，所以他们扩展了现有的计算工具，就相当于物理里面把望远镜就改进了。这是一个例子，虽然不是大例子，但是是一个具体例子，说明它是既研究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同时又在研究中发展工具。
    另一个研究是我们清华经管学院的白重恩老师、李奇老师还有欧阳敏一起做的研究，是关于房产税与房价关系的研究，房价是老百姓关心的大问题，房产税也是政府关注的大问题，他们发表的《关于房产税与房价关系的双城记》论文，是对上海和重庆两个城市引入房产税试点的研究，这就是很特殊的中国特殊情况下的两个城市的试点，他们研究发现引入房产税在上海降低了房价，但在重庆提升了房价，而这个相反的结果是可以用经济学解释的，他以具体的房产税的设计方法，即对哪些住房征税直接相关，同样这个研究需要使用和方法计量经济学的工具，虽然这个研究不乏经济特色，但是确实背后具有一般规律，因为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并非中国特有。
    最后我讲一个可能的例子，这点上我跟刚才许成钢教授的看法很接近，我感到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最有可能研发理论创新、经验创新、学术创新和受到普遍关注的领域，我说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现实经济中的政经关系、政企关系、政商关系，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这在世界各国都一样，但是在中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历史的原因、现实的原因，国家和政府的强大尤为凸显，中国经济中的政经关系、政企关系、政商关系尤为复杂，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毫无疑问这是大问题。而我们在中国的经济学者在这个领域也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因为外国经济学家最不容易了解的也正是中国的这些复杂政经关系、政企关系、政商关系，他们很容易用自己熟悉的这些关系来外推中国的情况，所以很可能导致不准确的判断，所以这个领域应该是一个基于中国问题进行经济学创新的可能的，也是很有吸引力的领域，不过这并不容易，因为就像刚才很多人讨论的，即使我们有一些信息优势，我们也未必就有深刻的理解，因为这需要很多历史的知识，超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其他方面的知识，而且更不一定能够提炼出具有一般性道理，又有严谨的系统理论和实证研究不可，而且需要长时间细致的研究，我觉得这正是我们中国经济学学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