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

    本文为，11月7日，在阿拉善SEE公益机构年会上，周其仁所作的题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问题与挑战》的主题演讲：
    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难度变大了，但机会也很大
    一个大国经济，怎么可以连续多年年增长10%以上？这跟全球格局有关，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很大程度是我们的开放，更准确的说是长期封闭、然后走向开放，释放了一个战后罕见的潜能。
    战后全球有两个“海平面”：一个是发达国家组成的高海平面，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低海平面。高海平面的国家间互相投资，互相贸易，创造了一个很高的现代化生活、生产水平。但这个海平面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冷战，跟中国、印度、前苏联等发展中国家是不来往的，中国这些国家当时都相信一个理论，叫进口替代：不引进发达国家的产品，空出一块国内市场发展民族工业。
    当时，我们国家GDP人均200美元，翻两番才800美元，而美国当年已经是13500美元。更甚的是，我们是高积累，真正落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是很少的，这样一来，我们要比人家差了80-100倍呢。
    中国不开放，经济水平就会下去；开放后，中国制造的车从一开始的不象样，到后来慢慢象样，中国工人的工资也渐渐像发达国家的工人靠拢。现在，中国的人均GDP，跟发达国家相差大概是10倍。
    所以，中国经济的基本前景还是很乐观的，中国人还肯学习，学习模式在改变，不光是仿照性的，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种叫组合性创新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再跳一步，进行原发性创新，我们的人工还有优势。站在全球舞台来看，两个海平面虽然靠近了，但还有一些潜力，可以再释放十年、二十年，不过也滋生了一些新的挑战。
    从低海平面往上走很开心，但高海平面的国家麻烦了，它们的资本都出去了，投到中国、印度去生产汽车等，发达国家很难受。
    那么，再往后看5年、10年，会有什么问题？现在是三个“海平面”，我们升上来了，后面还有一个海平面起来了，越南的人工比我们低，印度的工资比我们低，非洲的工资也比我们低。中国的投资也开始往外走了，搞不好今年中国就是净投资输出国，我们很多资本走了，人留下了，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会严重起来。跟过去十五年比，我们经济发展的难度变大了。
    中国的发展很快，开始进军有一定技术含量、资本含量的产品领域，中国开始造车造船了，设备也出口了。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里，中国一方面可以继续享受低海平面往上升的好处，另一方面，跟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已经升到一定的高位，当年我们怎么逼发达国家的，今天我们也将面临同样的压力。
    第二个问题：提高空间“经济产能密度”，生产潜能会很快爆发
    阿里巴巴融资以后，其中一个发展方向是，把互联网革命闹到从农村去，在全国闹10万个淘宝村，通过互联网，把村庄这一级的生产、消费，跟整个国家，跟全球联到一起。
    其实，农村积聚了一些县城的购买力（比如对绿色食品的需求），因为商业通路不够发达，这个购买力被抑制住了，人为的提高了储蓄率。农村是有消费力的，需要大家把想办法把它释放出来。
    什么叫城镇化？城镇化就是提高经济在空间分布的密度，用农业文明的空间观来看城市化，就是讲密度，即一平方公里装多少人，能够有效的生活在一起，能够生产多少产出。
    美国85%的GDP集中在城市，GDP只占国土面积的3%，而在我国，空间分布非常散，到处都是房子，积聚度不够，这些城市50%的城市化率并不高，百分之十几的人没城镇户口，所以很难享受城里人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这一方面对他们不公，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纽约一平方公里一年创造16亿美元GDP，香港、新加坡一平方公里为4亿~5亿美金，而国内多数大中城市，一平方公里才创造不到1亿人民币。这里隐含的机会。以前，我们只知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分布，现在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地方领导，都应建立起来空间观。未来5年、10年、15年，空间摆布好了，一定空间的“经济产能密度”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潜能就会很快爆发出来。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未来第二个重大的机会，也是第二个重大的挑战。
    第三个问题：品质问题，是我们最大的机会
    我们的进口，为什么这么猛？现在增长最快的是，从全世界弄货，然后卖给中国人，当然有人民币汇率升值，购买力提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质量，粗看差不多，细看差一截。
    我们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还是价格竞争，没有往品质竞争这个方向逼的力量。当然，现在开始有好的苗头，任正非最新的这款手机评价是很好的，拿这个尺度再看5年，我看苹果够呛。小米现在有一些东西做得很好，信奉的是学同仁堂这个400年老店，就是品质好。这种企业家开始有了，但是不够多。
    华为现在主要收入来自全球，主要利润来自境外，不是靠低价，而是靠品质、靠想法，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机会。中国的很多产能，其实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过剩的很多东西，是品质不够好的，差那么一点点的，某种程度上真是对不起我们消费者。
    我们现在就是低品质、高速度，还破坏环境。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不够好，因为我们没有品质意识。德国人做任何东西都精益求精，日本人也是。我们还是悠久的农业文明的特点，大而化之，差不多就行了，这里头有大问题，也有大机会。如果这个品质意识提高一点点，不一定是高速度，但是会有很高品质的经济增长。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三个大问题。当品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创新的问题就重要了。
    创新，首先要从教育做起。创新，首先是想法的创新，中国这么多人怎么没有想法呢？我们的教育要好好反省。我自己在这个领域工作，我们以“应试”为重心的教育方式，如果不从现在就开始认真改，我们会把很多天才的想法扼杀掉。
    我最近研究城市，去了爱丁堡（当年英国启蒙革命的所在地，经验主义的发源地）。你看这个苏格兰，那真叫穷山恶水，十七世纪之前那个地方很野蛮。就是几个脑袋改变了她，亚当斯密的老师从爱尔兰，把大陆的一些新想法带到了苏格兰，当地的市长、商人，愿意用一些钱支持思想活动，就是这么一个条件。
    当时爱丁堡5万人，整个苏格兰100万人，7.7万平方公里，比我们今天重庆市还要小，产生了多少东西，产生多少思想家、创造家、发明家！我们熟悉的亚当斯密在爱丁堡，机器革命、产业革命在爱丁堡。盘尼西林是爱丁堡人发明的，要是没有他，全人类的期望寿命值怎么会提高到今天的水平；取款机来自爱丁堡，指纹识别来自苏格兰人，大家都爱的高尔夫球也是苏格兰人发明的，听说是放羊的时候发明的。
    我去了以后，很受感触。我们这么多的地方，7.7万平方公里有的是，为什么不能形成“产生想法”的地方，让想法层出不穷，这是更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做好了，我们的人才就没有问题了。
    第四个问题：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
    在我看来，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
    你看这一波反腐，老百姓评价挺好的，我个人评价也是挺好的。可是，这件事情上真正要靠的不是抓人、拉人，要变成一套体制，一种文化，谈何容易。
    你看现在，一个官出问题，一批企业家跟着出问题，一批企业家出问题，一批官员也出问题。其实，这些官员和企业家我们都认识，也不是都没有做过好事情，是体制错了、文化错了、氛围错了、风气错了。一个接一个就掉进去了，可是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东西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来呢？无数人讨论市场应该干什么，政府应该干什么，我的看法是：政府和市场不是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
    问题就在，市场当中的政府，权力的边界怎么划，这对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国家是很大的挑战。政府太弱是不行的，怎么来处理纠纷？谁都不听他的，他发个房产证你也可以作废，东到哪儿、西到哪儿，大家可以改，政府要这样，这个市场就垮台了。政府要非常强才行，可是政府真要很强，谁管得了政府呢？这就是市场里政府的麻烦，你怎么通过一套程序让政府非常强，同时又在轨道上运行，这个问题我们几千年来都没有解决的很好，两头摆。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既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又让这个权力不出这个轨道”的边界。
    中国为什么创新不足，产品质量不足，以我的观察，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时间、精力没有放在产品上，没有放在技术上，没有放在市场上，过多的精力放在官场上。问题是，你不放在上头还真不行，你不放，你的对手放，你就要输。这是个“每个人都不想要，但每个人都陷进去”的一场游戏。
    十八大以后提出这个问题，中国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能不能往前走一步。有效的国家，同时受监督，有效的权力，同时受制衡，权力在笼子里头，不能放在笼子外头想咬谁咬谁，要有规矩，要有法制，这个问题讲起来很抽象，但跟我们所有的日常的活动息息相关。
    中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当然，每个人都可以开出一些“问题”的单子来，我开出的单子就是四个问题：
    首先，中国在全球怎么定位？发展了20年，开放了20年了，两个海平面变成了三个海平面、四个海平面，我们怎么定位？受其利，防其害。
    第二，我们的空间资源、城市化、密度集聚，巨大的潜力。
    第三，我们的产品质量，产品质量背后“支持产品质量的想法”的生产，创新科学。我们有过悠久的古代文明，跟欧洲一样，有过灿烂的古代文化，但是，我们跟欧洲比缺三个东西，没有文艺复兴，没有科学革命，没有近代启蒙运动，然后国家不行了。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最了不得是歌星，不是科学家。今天，科学家斗不斗得过歌星，卖张票就知道了，差太多了。
    最后一条，就是我们的官民关系。市场发展少不了国家权力，没有这个中间第三方服务，市场的产权基础、市场的秩序、市场的竞争都是空想，完全不要政府的市场是空想的。可是，你让政府来，他弱了不管用，强了你管不住。必须要承认，我们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有巨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好好解决，它是有可能构造我们的未来的。
    很好的发展前景，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最后，我讲讲这个“新常态”。
    我仔细读了习近平的讲话，习近平讲“要适应新常态”。新常态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投资银行家先提的，意思是别急急忙忙以为可以回去，回不去了，就是零左右的增长。其实，这个估计到目前为止被证明是错的，美国现在都是三到四的增长，就业不太好，但是经济增长不错，为什么？两个海平面的效果。哪家公司真按当年零到一的增长来做投资布局的话，会输的一塌糊涂。
    习总讲的是“适应新常态”，是把心态先调过来。你这么调过来以后，将来什么叫“新常态”？我的看法是：（新常态）不取决于经济学家的预测，我们现在说将来是四、五、六、七、八，取决于行为，取决于我们的企业家怎么行动，取决于我们的政府怎么行动。今天做什么选择，做什么行动，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从前景看，中国还有一个可能很好的发展前景，因为这个全球化的大势能没有完全释放，但是，面对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
    最后我的结论是：这些都取决于我们的行动，首先包括各位在座的行动，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