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中国尚未找到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

    【编者按】距离中国"两会"后仅一周，以"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为主题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中国的决策者、官方智库学者和来自外国的经济学者希望能在论坛正式讨论开启前对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给出自己的判断。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阐述了他对中国经济增长态势的看法，以下为刘世锦先生在会场的发言实录。
    世界经济影响着中国经济，同时中国经济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的经济，所以这里我想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
    现在讨论中国经济的走势，首先需要了解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三年以前在分析国际经验的基础之上，我们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10%左右的高速增长以后，将会出现增长的放缓，进入一个中高速的增长阶段。从过去两年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这样增长阶段的转换期，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2013年中国经济能够取得7.7%的增长速度，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请大家关注这个数字的背后，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具有中长期意义的转折性变化。中国经济通常认为是投资为主、工业为主，较多依靠外需的结构。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2012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开始超过投资，虽然2013年有所反复，但是大的变动趋势已经确定。
    2013年第三产业的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过去一些年中国的外贸出口增幅经常是保持在20%以上，但是最近两三年已经是相当困难了，目前已经回落到了5%到10%的增长区间。而且这样一个调整，主要不能归因于与外需的变化，而是出口竞争力的变化，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在下降。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投入增长速度也在减缓。2012年中国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开始下降，这样我们已经看到与过去30多年大不相同的经济增长的结构，就逐步转向以消费、服务业为主，更多地依靠内需，更多地从要素效率提升获取动力，就是这样一种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目前这种增长的走势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从大的背景来看中国经济目前仍处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这个中高速的底在何处，现在还没有探明，或者说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所以我们认为还可能有一个探底的过程。
    从已经公布的今年前两个月的统计数据来看，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这一点请大家也不要有过多的忧虑，因为中国经济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我们仍然要努力实现已经确定的7.5%的增长目标。
    与此同时，我们的眼光应该放的更远一点，力争在今后一两年内能够完成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的轨道或者状态。对于稳定的轨道或者状态，我是给出一个概念，叫做中高速稳定增长期。当然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含义是中高速增长的底已经探明，比如说7%左右，而且这个速度能够稳得住，能够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比如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在这样一个增长的新常态下应该力争实现"六可"的目标，就是"六个可以"。具体来讲是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处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这样一个新常态应该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
    如果我们可以进入这样一个状态的话，就能够比较容易实现2020年中国政府已经确定的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
    无论从短期的稳增长还是通过加快转型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认为会遇到三个方面的重要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有效的把控和化解转换过程中的财政金融风险，当前的风险其中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和影子银行等领域。他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形成了一个风险传递的循环。
    第二个挑战，如何有效提升非贸易部门的效率。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的产业低效率）更多地表现在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贸易部门。我们有一项研究显示，与美国、日本、欧美等15国相比，中国的非贸易部门的效率要更低，特别是在那些行政性垄断的非贸易部门，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资源配置扭曲状况尤为突出。如果这些扭曲得不到纠正，中国非贸易部门乃至整个部门的效率提升，如果得到纠正的话这些部门的效率提升还会有很大的空间。
    第三个挑战就是如何挑战新的增长领域，并促进多种形式的创新。这些领域既可能是由于潜在需求被发觉而催生的，像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新增长点。也可能是由于新技术出现而出现的，比如网上购物、光伏发电等等。还可能是应对既有突出问题寻求新的增长模式而引发的，比如说像节能、节水、清洁能源、减排等绿色产业。加快创新是拓展新增长领域更重要的途径，近年来中国已经出现了创新区域资源集中的趋向，促进了部分创新区域和创新城市的发展。随着与全球技术距离的缩短，以往中国作为技术的模仿者、追赶者的角色将逐步改变。而部分领域与先行者并驾齐驱甚至领先的可能性在增加。
    要应对上述挑战的关键是深化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部署，当前的重点是要加以落实，应该以稳增长、促转型来倒逼改革，加快推出针对性强、时效性强的改革措施，或者说是一些快变量改革的措施，对增长和转型起到切实的推动作用。
    这里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就简单点这么几点。
    第一点要分类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建立明确的惩戒机制，在条件具备的城市实行地方发债，规范和重建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和融资能力。最近中国已经出现了若干起金融违约的事件，当务之急是建立起有关当事者切实承担风险和责任，推动改革和重组，又有利于防控全局性风险的违约处理机制。要加快全国不动产信息的联网，明确全面开征房地产水的时间表，增加住房的有效供给，稳定房价预期，并逐步改变地方政府的收入模式。
    第二点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在这个领域，放宽准入上面我认为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既要放小，又要放大。具体来说在行政性垄断比较突出的基础产业领域应该放进去一两个大的竞争者，能够产生有效的竞争。比如在铁路改革中间，要拿出几个区域或者几个比较大的项目，让外部投资者包括地方政府和民营投资者去组建新的铁路公司。在电信领域，允许以民营资本为主发起形成大的电讯运营商。在石油领域，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国际性的石油交易中心，放宽放开原油和成品油的进口，允许地方炼油厂做大做强，同时开放上游勘探市场，包括页岩气的勘探市场。
    第三点，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快对外和对内开放。应该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模式，着力推进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与此同时，更要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首先应该允许国内资本进入，尤其对民营资本要打破各种隐性壁垒，形成平等的进入、竞争、使用生产要素的条件。
    必须吸取一些国家制造业空心化的教训，毫不动摇的发展制造业，重点是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关键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通过竞争形成一批创新型行业的龙头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的中小企业。
    要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应用之间的相互融合，更好的通过市场竞争和需求导向的办法来配置政府研发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之更好的在创新发展中起到引导和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