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对无限政府就要无限问责

    编者按：2014年春节期间，大学问栏目推出新年特刊“前行·2014”，刊发资中筠、秦晖、胡舒立、高全喜、盛洪、林毅夫、秋风、阎学通八位学者对未来中国的期许与展望，为读者提供一道思想盛宴。
    2014年1月10日，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新年期许”论坛发言。秦晖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展开了他的演讲。他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没有根本的矛盾，许多国家和地区这两个方面都有，只是比例有多有少。
    他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强对政府的问责，其责任至少不能低于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比如香港；“市场经济”就意味着限制政府权力，政府权力不能大于“从摇篮到坟墓”的瑞典。
    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听说，俄罗斯杜马最近通过了一个决议：国家要对纪念政治受难者和古拉格事件受难者的活动进行支持。然而，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俄罗斯，这些纪念者却认为有政府参与并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参与纪念的话，他们能做的就少了，现在他们是独一份；如果政府做了，他们这些机构的定位就有了一定的问题。因此他们的不满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和我们的语境差得太远了，巴金说要搞个“文革纪念馆”，可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更不用说所有的政治受难者了。但也不能说我们一点希望都没有。
    2013年是非常戏剧性的，上半年的情况还让人迷惑，下半年就出现了三中全会的“60个要改”。两者转折得让人晕头转向，因此也引起了无数的猜测。未来还是不确定的，我不想用悲观或乐观来面对。“60个要改”给人的想象空间更大，它的核心就是要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这在以前是不提的。但是，假如这个决定意味着要进一步增加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话，这就有市场化程度该从哪里入手的问题。
    总体来讲，我国的经济改革是以市场化为方向的，30多年来进展还是相当可观的。当然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可能与他们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的考虑有关。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市场经济国家呢？假如我们说西方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话，西方内部的差异其实是很大的。西方既有像瑞典那样几乎是社会主义国家（它是由社会主义党执政的国家，我们翻译成社会党，这是不对的，英文原词就是社会主义党，不是社会党），那种从摇篮到坟墓都是高福利的国家，又有像美国这样的偏自由放任的国家，美国到现在为止仍是少数几个没有全面健保的西方国家，所以奥巴马要改革。
    如果讲经济体的话，还有比美国更自由的，那就是中国香港。这些年，在国际经济自由度排名中，香港往往是超过美国的。根据那些衡量自由竞争的指标，比如赋税是高还是低，香港是很低税的国家；比如社会对高基尼系数的容忍度，香港也是最高的。但是，既使是香港这种最市场经济、最自由的地区，或者用我们以前传统讲叫做最资本主义化的地方，其实用中国人的眼光看，他已经很社会主义了。香港实行了英国式的全民健保，不但有义务教育，而且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也比内地好太多。内地搞的保障性住房、廉租房，就是所谓的公屋，也是从香港学来的，当然，在我们制度下学走样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改革初年，香港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有很多市场机会，很多人跑到香港是去追求资本主义的竞争机会。但是，香港的资本家宁可跑到内地来“剥削”工人。反过来，内地人很愿意跑去香港。那是为什么呢？现在香港人说内地人跑到香港就是为了抢福利。最近有两个典型的例子，一是2011年所谓内地“双非孕妇”大量涌入香港生孩子的事，二是内地大量的学童跑到香港去上学，因为香港是义务教育，不但不收费而且教育质量非常高，还不歧视外来人。这就非常有意思，一个全世界最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在中国内地人看来居然是追求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天堂。
    这是不是说中国就是全世界最资本主义、最自由、最市场化的国家呢？当然也不是。尽管我们搞了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但是我们的企业家、有钱人、资本所有者仍有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他们大量向外移民或转移资产。但中国这些富人很少往香港转移资产，因为香港太近了，他们还觉得不安全。他们愿意去澳大利亚或加拿大，这两个国家是工党长期执政的，福利色彩非常浓，都是高福利、高税收的地方。对于这些资本家来讲，高税收对他们不利，但是至少税后财产是可以有保证的，而且没有强拆，没有以唱红打黑为由的抄家或没收私产，也没有“国进民退”。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国资本家到世界上最社会主义的地方保全资产，而中国的老百姓到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的地方寻找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这说明我们的自由少、福利也少。
    我现在想用一个官方非常喜欢用的词，那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有些朋友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个烟雾弹，实质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对另一些朋友来讲，“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紧箍咒，或叫做“鸟笼经济”。我认为，中国既缺“社会主义”（指为老百姓提供服务的社会主义），也缺市场经济，或者叫既缺自由也缺福利。“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强对政府的问责，其责任至少不能低于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比如香港；“市场经济”就意味着限制政府权力，政府权力不能大于“从摇篮到坟墓”的瑞典。如果沿着市场经济的道路不断限制政府权力，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追问政府的责任，那么，中国离真正的宪政道路就不远了。
    很多人讲市场经济和我的理解是相反的，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不承担责任；而社会主义是扩张政府的权力，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我们期许越来越远。我认为，世界上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矛盾，两者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比例可以有多有少。
    真正的区别就在于两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在某些体制下，统治者希望拥有社会主义甚至是超社会主义的权力，但只愿意承担市场经济的责任，甚至连市场经济的责任都不愿意承担。一讲责任，他要跟西方比，比如最近我们讲养老，很多人都说西方政府推卸了养老责任，我们当然也要推卸。但是，你怎么不讲西方政府是有限政府，而你这个政府是无限政府？我主张，对于无限政府就要无限问责，要问责到它负不起为止。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做不到的，的确是做不到的，但是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砝码，必须得有，没有这个砝码就压不出权责对应来。
    因此，我不认为“社会主义”只是烟雾弹，我们完全可以讲“社会主义”，而且它可以成为我们对政府进行问责的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是有希望的，至于这个希望是乐观还是悲观，我想不是算命能够算出来的，就看我们的努力。
    来源：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