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让更多人在改革中受益

    改革除了要坚决地触犯非触犯不可的既得利益，还要尽可能让更多人在改革中受益，迅速形成新的既得利益，形成与改革方向相一致的利益群体
    现在大家关心，如何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能够按照《决定》扎实推进改革。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知道，推进改革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为什么推进改革很难？首先当然是因为改革要触动既得利益，要改变已有的利益格局。改革又不同于革命，触犯了既得利益，多少总要给予一些补偿。很多时候，因为补偿的本金不够，所以就启动不了改革。拖来拖去，拖到实在不行的时候贸然改，一不小心改革就演化为大革命。这是历史上有过的一个“圈”。
    现在我们讲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可见要触动的既得利益不小。虽然今天中国的国力和经济情况比30多年前好很多，但被触犯的既得利益要补偿的价码也极度上涨了。全部要补偿？恐怕是谁也补不起。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改革？怎样才能有效推进改革？从过去的经验看，可能有一个办法、一条途径值得注意，那就是改革除了要坚决地触犯非触犯不可的既得利益，还要尽可能让更多人在改革中受益，迅速形成新的既得利益，形成与改革方向相一致的利益群体。越多的人在改革中受益，改革就越难以逆转。
    让我们来看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经验。当时改人民公社，也要触动既得利益。大锅饭体制下，管敲钟上工的、发号施令的、掌权分粮分草的，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包产到户之后，这些权力都废了，既得利益当然要被触犯。当时也没条件给什么补偿，生产队穷，国家也穷，补不起。
    当时怎么推进改革的？就是迅速形成包产到户之势，成片成片地包到户，很快家家多打粮食、多卖钱，解决了多少年来种地的人自己吃不饱的老大难问题。差不多所有农户都从改革中得益，成了新的既得利益——包产到户的既得利益者。人数众多，过了临界点，改革就不可阻挡。以往农村的基层干部，有能力的很快转过去搞工商副业、办乡镇企业，比敲钟管农民强多了，也变为新的既得利益者。少数人啥也搞不来，那就怨不到别人，只好怨自己。
    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带有这个特点。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是改革的黄金年代？就是迅速让多数人在改革中得益。农村一改，8亿人得益。个体户、民营企业合法化，数千万人、上亿人得益。恢复高考，每年几百万年轻人有了奔头。开放留学，又是每年多少万年轻人和知识精英欢欣鼓舞。“四化”干部政策，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官员脱颖而出。每开放一个市场，总有一批先行者尝到甜头。经验证明，在改革中受益的人口越多，改革之势就越无法逆转。不满意的总也有，无奈寡不敌众，慢慢转弯无碍大局。
    扪心自问，后来对邓小平的决策，这批人是不是都跟得上、都拥护？也没有，因为做不到。但对改革开放，在整体上不采取否定态度。为什么？因为自己是78级啊。当年没有老邓果断决定恢复高考，我们到哪里上大学呐！没法子，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
    国企改革很难，但只要认真改了的，也一定改出一些新利益。参与了市场竞争，总有能赚到钱的国企，总有获得新的社会地位的管理人。联想、海尔、格力、TCL等都是国企改制的成果，否则，这批好公司都不会存在。资本市场是1990年开放的，想想当时的舆论背景。要邓小平表态，他说开嘛，不行可以再关。但实践的后果，开了就关不上了。为什么，“杨百万”们不干呐，多少新的利益在这个市场里头。
    当然，改革的既得利益也可能歪曲，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那就再改，再改也要注意迅速形成新的既得利益，一波一波推，否则空有理想，啥也做不成。这些经验无非说明，不管观念上、理论上确立的改革目标多正确，离开形成新的既得利益，实际上就迈不开步子。上世纪80年代的厉害之处，就是迅速形成与改革一致的新的受益群体，人数足够多。我相信这个经验在这次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过程中也是管用的。
    今天《财经》杂志高朋满座，大家都关心新的改革决定能不能得到落实。我们究竟做些什么，才能有助于改革的推进？想到几点，供各位参考：
    第一，今天的改革和30年前不同，面临很多现存法律。有法就要依法，但一些法律条款与全面深化改革相抵触，如何处理？不解决这个问题，《决定》是决定，但很难突破。譬如土地，有法律文本，限定农民的集体土地不得买卖、不得租赁、不得转让，农民的房屋呢，不得抵押。这都是现存法律明文写了的。
    为此，要呼吁我们的立法机关，包括社会各界相关人士，根据全会的决定，对已有法律进行梳理，把严重冲突的条款梳理出来，通过修法改法程序给予修订，有的要废止。否则，总不能通过违法来推进改革，那个路子走不得。但只有决定，不修法、改法，决定归决定，再说上几年，还是做不成，几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第二，这次《决定》明确了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体系，重点是要素市场，这也是迄今为止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门槛。在这个方向上，恐怕要注意，在某些区位密集推进改革，增加改革元素的集结，增加改革措施的密度，不能散开来搞。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不同，不需要每个乡、每个镇、每个县都开市场。要素市场很集中，金融活动更集中，在美国就是聚焦在华尔街，其他广袤的国土设分支机构就可以了，价格形成在中心市场。这对中国很重要，人才不够，律师不够，合格的监管官员也不够。高端的要素市场再分开来建，力量更不足，哪里都搞不成。所以要集中，率先在中心大都会城市把要素市场建设好。
    第三，落实《决定》的过程，除了抽象的原则和准则，更要注意“图像”，也就是活生生的真实故事。从传播效果看，抽象的文字总也敌不过图像。比如对民营经济，这次已经提到了历史的最高位。这很重要，因为是党中央的决定。但能不能落实，重复原则就不如抓若干故事。当年邓小平肯定民营企业的时候，就是抓住一个傻子瓜子，连续几年讲不准动，结果天下都知道你是当真的。这跟当年商鞅变法一样，怎么说，人家不一定信，谁把那根杆子移过去，立马给付千金，大家就信了。
    现在就需要类似的图像，非常希望《财经》再报道一批好故事，让人们不但读得懂条文，而且相信条文当真，不是说说而已。像大学、事业单位和医院的去行政化，光讲讲没有用，要有几个带头的，把步子迈出去，形成改革的时尚，可能就有戏了。否则讲几年也不动，将来再讲也没人信了。
    第四，通常人们认为改革要触及既得利益、部门利益，这是对的。实际情况是，无论条条还是块块，政府部门内也有主张改革的力量。问题是如何创造一个氛围、一种舆论，有助于激发政府部门的改革动力，降低那里的改革阻力。一个重要方面，可能是在中央通过全面改革决定以后，要有一个强大的舆论来问责，问推动改革不力之责。
    前些年我们看到一个不好的现象，难以接受，似乎改革都是底下的事。高官大部们就是挑毛病的，说这不行、那也不行，他们似乎没有改革的责任。这恐怕不行。上世纪80年代不少设在地方的改革试验区，中央部门也是积极参与，一起搞起来的。无论深圳特区，还是后来的上海开放，从来就不完全只是地方的责任。不是地方干起来由北京点头，而是上下互动，合力推进，组合起来才搞成的。这个经验是说，要加大中央有关部门推进改革的责任。在这样的舆论里，部门内主张改革的力量就容易抬头，有利于改革的推进。
    最后一条，这次全会除了强调顶层设计，还同时强调发挥地方和基层的首创精神。我刚从外地回来，也听到不同地方对此次全会的评价，总体来说很振奋人心，相信会在第一线冒出很多改革的新现象。
    对此新闻记者应敏感一点，多观察、多报道，可能一件小事情、一个小故事，就产生意想不到的带动作用。这样的话，像过去多少年来一样，《财经》同仁就可以为推进改革做出贡献。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根据作者于2013年11月20日在《财经》杂志创刊15周年晚宴上的演讲整理
    来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