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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正富:中国未来30年的经济发展

http://www.newdu.com 2018/3/9 爱思想 史正富 参加讨论

    本月19日至20日,由中国光大集团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举办《光大·世纪中国论坛》在香港举行。此论坛共分4场,分别为:世界格局与中国未来、内地全面深化改革与香港、内地学者与香港媒体、内地学者与香港媒体见面会。
    第一场"世界格局与中国未来"由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致辞,陈昕表示,中国在过去35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其他国家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那样提出要在未来35年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那么多的目标,直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本次论坛演讲者林毅夫教授、陈平教授、张军教授、张维为教授及陈文鸿博士等就中国经济回顾与前瞻、中西方文明模式等重要议题发表演讲。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史正富也做了精彩发言。他认为,中国经济可以维持另一个35年高达8%的增长,中国在过去30余年的投资效率并不低下,另外,中国经济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以下为史正富讲演全文:
    我比林毅夫还要乐观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名单上印着我的头衔是"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实际上我是不上课的教授,也不带学生,我的本职是做投资。我是上一届上海股权投资协会的理事长,主要任务是发展企业,这次有机会到香港与各位交流,非常高兴。
    我从美国回来在中国做企业有20年了,自己创办这个投资公司有15年,投资过几十个企业,大量时间接触中国基层的企业、地方官员、老百姓,所以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我的看法与学术界并不完全一样。根据我的观察,我历来都是乐观的。这次在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世界上发生了"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甚至是"中国会不会经济崩溃"这样的讨论。我听起来很可笑。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怎么会全世界有不少人讨论。
    在世纪出版集团总裁的邀请下,我把我的想法写了一个小册子,叫《超常增长--1979到2009年的中国经济》,这是我从事企业工作看到的中国经济的现象。我是比较乐观的,比林毅夫教授还要乐观一点。我的测算是,到2049年前,中国可以维持另一个35年高达8%的增长。到2049年中国GDP可达到550万亿人民币。不管用什么汇率来算,都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几倍。
    如果这个可以实现,在经济上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个几代人的梦想,完全可以实现。刚巧林毅夫教授刚才把我们讲的"传奇经济增长"的主要理由已经清楚地阐述了,我就不再讲。林毅夫讲的主要思想,通过进一步、有效的市场改革,释放我们还存在的后发优势,实现新一轮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所带动的劳动市场里的增长,实现中国经济的增长。
    我主要补充一下中国特殊的一部分优势。就是韩国、日本、我国台湾这样的国家与地区所不具有的特殊条件,我认为这些特殊条件可以为中国GDP贡献额外每年1-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我把这个定义为"超常增长",是在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出现的情况。
    中国的投资效率低吗?
    我想修正前面林教授讲过的,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到今天为止一直被认为是低效率的--效率低,消费太少。其实这个有误判。中国三大主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总规模与投资总规模,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是同步增长,中间有扩大主要是外贸的扩大,就是在2000年以后,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差距不大,消费增长几比GDP增长低一个百分点,消费也只低一个百分点左右,谈不上"牺牲消费发展经济"。
    原因也看的很清楚,为什么在高投资的同时,消费也跟着高增长,是因为我们的投资效率并不低,衡量投资效益的资本与产出比,中国大概4块投资可以产出1块的GDP,这是过去34年的数字。
    我们过去认为投资效率低,是因为没有比较过国际上的经验。美国在1965年至2007年,是投资5块钱才带来1块钱GDP。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反而比美国的效率要好。这其实是反常的。美国在19世纪至本世纪初期就完成了国家的国有化、大规模的城市化已经基本告一段落,在这之后第三产业、高科技产业应该是资本产出比下降,就是GDP需要的投资额在减少。而相反,中国恰恰处在一个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重发展为主导的时代,这个阶段按理说我们资本产出比是上升的,也就是说我们GDP的增长需要比美国更多的投资。但实际情况没有比美国多,反而更少。什么道理呢?微观看,美国的企业比中国的企业做的好,效率比中国高,为什么上宏观上投资效率高呢?
    这是几年前我没想过的事。09年提到此事时我还在批评中国投资效率低,但去年做研究时查了资料发现,实际上这是市场经济的问题。美国在1980年以来经济波动程度比较大,发生三次金融危机,大规模地毁灭固定资产,每次都以千亿、万亿美元来计。存活下来的企业效率高了,但前提是大规模的、宏观的资本被毁灭。因为统计发现,宏观上我们投资效率并不低,只是他们存活下来的单个企业比我们效率高。这是我现在一个初步的一个解释。
    我想特别强调一下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本来不应该讨论的。但这两年讨论的很多问题,比如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责任都归到经济增长上面去,认为经济增长太快,导致这么多毛病:污染、收入分配、投资效率,都怪罪到经济增长上。其实世界上想把经济增长提高两个点的国家多的是,但非常困难。我们这几年增长很快,有点外面的企业困难了。我举了一个例子,假如我们过去34年是平衡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像实际情况那样超高速的增长,会是什么情况?就是底下红的部分。我们如果消费占比像美国,高达70%以上,我们的投资肯定不会超过30%。增长率就要掉到7%,最多7.5%,而我们实际增长是9.9%,差了2.5%。
    我测算了一下,如果我们平衡增长,7.5%的增长,到2011年我们只有22.8万亿的GDP,而我们实际情况2011年近50万亿人民币,差了一半还多。每年差2个点,几十年就会有非常巨大的差别。如果7点几,我们今天20几万亿,即便80%都拿去消费,也只有17万亿左右的消费额。现在虽然只有50%的消费,我们只有25万亿左右的消费总额。不算帐是看不出增长的重要性。要维持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才是我们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发达国家的基本保障。离开了传奇的经济增长,环保、收入分配、治理官场腐败也好,都没有条件。
    但是我们现在经济增长受到很多挑战,从媒体、学术界、政策研究部门,从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后发优势的减退,技术优势的产业号称与国际水平在缩小,国际上超强购买力的消失,这是我的定义,过去34年来我们的出口主要依赖了美联储发行货币的能力。它维持了美国长时间的赤字经济。没有这个中国做不到现在的样子。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几十年长期的消费赤字、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只有美国做的到。因为美国可以发行世界通用的货币,这是美国的力量。美国不用励精图治,她没有及早地纠正自己错误的经济战略,这碰巧地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极好的外部条件。这是实现高增长的外贸条件,但今天就不存在了,已经随着世界金融危机而过去,以后不可能再靠这个。
    再有我们生态条件,土地与水资源严重短缺,污染严重,收入分配不平等,区域发展不平衡,还有严重的官员腐败问题。还有国际方面,过去几十年其它国家都欢迎我们的改革开放,今天不这样了。我们现在已经GDP排在第二,仅次于美国。现在在美国电视上批评中国了,而二十年三十年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没有人关心中国的,当时关心日本、拉丁美洲、欧洲。所以国际形势也比以前错综复杂得多。
    所有这些因素表明,过去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很多条件都变了,我们没有继续按老的办法走下去,所以要研究新阶段下经济增长的战略调整与相应的安排。现在综合内部的研究,简称叫"新四化",新工业化--进一步产业升级,新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农业现代化,还有信息化--带动中国产业升级。"新四化"是这样的大的主题。
    体制上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市场改革,到2020年大概打造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这是目前的战略。我刚才讲过,这个战略会实现多少的增长率呢?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中心一个联合估算,到2030年,年均增长率6.6%,我自己把这个时间段分成两半,前十年7.6%,后十年5.6%,这是比较中间的估计。最高的估计是一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预测到2024年,中国增长8.6%;最低的就我看到的,是《大预测》的作者,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是5.7%。不管哪一个,到那时,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这个"新四化"以市场化和转型升级两个大问题来推动,实际上是常规增长。中国还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可以利用。
    发展实体经济是唯一途径
    如果未来30年我们年均增长率7.5%,我们需要多大投资呢?刚才我说过我们4块钱可以带来1块的GDP增长,也就是说我们要投资30%(7.5%*4)左右,只要GDP的30%用于投资,我们可以实现。但是中国现在储蓄率高达48%左右,差了17个点。中国人储蓄太多,如果没有比较高的增长,中国人消化不掉。储蓄率过高不是好事,会导致经济的肠梗阻。靠什么来释放多余的储蓄呢?无非是提高消费,但这不是一天的事。刚才林教授算过,如果做到7.3%的年均消费增长,我们就能实现到2020年人均消费翻一番。7.3%还低于7.5%,如果提高消费到8.3%,储蓄率还是在40%以上。唯一的途径就是发展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发展什么?光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行不行?我的判断是不行。在过去34年高增长中,除了常规经济体系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一个是中国特别的经济体制,叫"三围市场体制",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既相同又不相同。核心部分是右边这个小三角形,地方政府是一个竞争性的体系,作用是提高企业的长期投资均衡水平,这是经济学里一个概念,核心就是地方政府的投资补贴体系,和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的工作,让中国企业在对抗地方保护主义中占有先天优势。而且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纯粹补贴,而是一种投资行为。一块钱的补贴可以带来几块钱的收益。这张图是我自己做企业体会的一个东西。用一个循环体系,通过增值税、所得税、房地产、商贸的带动,最终使用地方政府补贴企业的钱回笼。
    过去34年,除了地方政府提高投资水平外,还有我们的过剩产能在国际市场得到了消解。那么未来30年还有什么超常规的投资机会呢?除了技术进步、产业转型?看中国的地域就知道了。中国虽然地大物博,实际上是一个偏瘫的巨人。我们有一大半的国土是不能用的,是沙漠、荒山野岭、戈壁荒滩,我国水资源实际上很丰富,但每年有7000亿立方米白白地流到印度洋,而黄河很少,只有500亿立方米的水。因为黄河缺水、西部缺水,中国大片土地不能使用,只要有水,西部就可以有变化。所以淡水的短缺是第一要素。
    第二是能源。中国有世界上极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每年可以发10万度的电,而光伏技术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只要有投资,我们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能源问题。举两个例子,水好土好能源也好,统统都能解决,关键在于技术进步与投资。
    我列出的几条,我统称为国家战略资产,一是生态资产,二是10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从中国的大西部调到中国的西北部,西水东调,而不是南水北调。造地,造两亿亩三亿亩都不费事。最后是清洁能源,中国要把农民工变成日本、韩国那样的技术工人。
    最后像保障性住房、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我没时间解释了。
    国家战略性资产投资基金体系
    这些战略性资产的投资会耗费上百万亿的储蓄,而这些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消化今天的过剩产能,所有的钢铁、水泥的过剩产量问题迎刃而解,接下来就是一系列中国长期发展所至关重要的资产,关系中国民族的百年大计。
    最后我们融入了市场体系,这并不是单个国家的行为,这个行为我想用"资产负债"的概念,而不是"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概念。用国家去投这个钱是不行的,市场投也是不行的,一个项目几千几万亿,没有企业投得起,只能创新投资机制。我根据我做股权投资的经验,提出这样一个动议,叫做"国家战略性资产投资基金体系",由几十个投资基金组成,它的核心是一个准市场型的基金体系,它依赖国家的信用,国家财政的引导性投入,但是向全球的投资人进行募集。
    这样把国民多余的储蓄引导到国家战略性投资上去,三十年后,这个基金是交给全国人民的一盘菜,这个菜是更好的空气,更多的水,更多的土地,更多的清洁能源,更好的劳动力素质,更好的收入分配,为中国民族的复兴打造一个可持续的、长期的资产基础,可以说这是一个改造中国、提升中国长期竞争力的一个伟大事业。什么时候能做不知道,我讲的不是技术方案,因为我不是技术专家,我的这些都是引中科院、农科院专家的研究,具体怎么做需要技术专家进行论证,但是,这些东西不是可有可无的公共工程,而是中国长期发展所必需的战略性基础工程。
    谁做了,就是功在当前,立在千秋。
    这是我的发言,谢谢各位。
    史正富(Jeffery Shi),1954年生,安徽来安人。现任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私募股权投资(PE)。

Tags:史正富,中国未来30年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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