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现代化在中国的脚步

    11月2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上海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做了题为《现代化在中国的脚步》的讲座。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有点跨界了，我是做经济学研究的，但今天讲的内容可能会超出经济学的范畴。为什么讲这么一个题目？我在想，中国正处在一个转型期，我们怎么理解中国目前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框架来理解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
    理解中国的几种框架
    大家容易想到的第一个框架就是转型，从社会主义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是一种思考，但这个框架的内涵比较窄，纯粹是一个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化，涵盖的范围是有限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发展的框架思考中国的转型，即从一个不发达国家如何走向一个发达国家的过程。发展的概念可大可小，可以是经济的，也包括社会的、政治的，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提到发展还是经济范畴，和经济收入提高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个框架恐怕也不能把我们整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概括进来。
    在官方的话语里，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事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也可以在复兴的这个框架里来思考中国的问题。中国社科院做了一个中国复兴指数，每年公布一次，基本上是按照我们总书记的目标，2049年达到中华民族百分之百的复兴，每年往上调几个点。这也是一种思考中国发生事情的框架，但是这个框架实际上还是以经济赶超为框架来思考中国的变化。
    我个人认为，用现代化框架来理解中国当前发生的事情是一个更适合的框架。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模式问题。福山在他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里认为，自古以来，中国的优势就是有一个高效和强大的政府，在当代，这样的一个政府造就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国内外，更有一些人总结了"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的"威权体制+市场经济"是一个完美的组合。然而，中国目前的体制是否就是终极模式？我觉得，要理解这个问题，用现代化进程这个框架会更容易一些。
    第二个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我们往往把它放在一个转型的框架中理解（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出来，计划经济对社会的控制非常多），但是我们用现代化这个框架来理解会更容易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城管，时不时就会出一个消息，最新的就是夏俊峰案。夏俊峰杀了两个城管，判了死刑到底是不是应该？在判死刑之后有很多媒体的讨论。这个就涉及政府和社会、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如果我们仅仅放在转型这个框架上去理解（即政府让渡权力这个角度去理解），我觉得是不够的，城管这个问题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放在现代化的框架来理解可能会得到更加中性的一个看法。
    再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问题。几乎所有人都有今不如昔的心态，认为我们的道德在滑坡，所以我们应该恢复读经典、读古典、读孔孟之道等等。刚好我在《读者》这本杂志上看到五四之后傅斯年在《新青年》第6期上写的一篇文章，今天再登出来显然是有意义的，傅斯年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中国狗和中国人》，他开篇就说：
    有一天，我见着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问他道，"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是也有中国狗？"他答道，"单是外国种的狗。中国狗也很聪明。他的嗅觉有时竟比外国狗还要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了。教他去探一件事，他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把他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
    傅斯年接着说：
    我听了这番话很有点感触，为什么中国狗这么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他俩一样。
    他认为中国道德或者文化传统是长时间形成的，是固有的。他当然不是仅仅说中国人不专心，没有责任心，而是对中国人的道德素养持全面的否定。五四这一代人，完全地摒弃传统文化。还有一部分人--比如现在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文化决定了中国的命运。比方河清先生，他说中国文化决定了我们只能搞独裁。我觉得两者看待我们的文化的态度可能都是片面的、停滞的。采用一个更加宽广的框架来思考中国当代的一些问题，可能会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一些。
    技术进步、生产组织、生活方式
    我下面简单地回顾一下现代化的内容，还有现代化需要的新的行为规范，这些不是我的领域，所以我就是简单地说一下，回过头来我们再讨论中国的问题。
    现代化体现在哪些方面？我觉得体现在三个方面：技术进步、生产组织、生活方式。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
    技术进步是人类发展的动力，我们从原始社会开始，主要就是采集、狩猎，那时候技术非常简单；到了农业社会我们有了农耕技术，有了剩余，可以养一些闲人，因而就有了文明；到现代就有了现代工业，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在当代社会，信息技术让世界发生更快的变化，二十年之后使用的技术今天都还没有出现。
    技术的发展超乎想象。随着技术进步，我们的生产组织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在原始社会里，我们是以氏族为单位的，因为狩猎需要大家的协同；到农耕社会，家庭成为生产单位；到了现代工业，就以工厂为单位；到了今天，很多小型公司出现了，人们甚至可以在家办公。这些变化都是技术带来的。科斯说市场与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但是科斯先生观察的是水平的这一面，就是给定生产技术，市场和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但是他没有考察另一面，就是时间这一面，沿着时间这一维我想生产组织的变化还是取决于技术，技术的进步最后会改变生产的组织方式。今天，由于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生产组织一方面变得非常繁杂，分工越来越细，另一方面社会协作越来越重要。这两者之间有点儿互相对立，这是现代社会的矛盾之一。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组织的变化，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但是，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在增加，这就是社会学所说的生人社会。与此相关的是，由于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的角色都很多样，你在工作单位是一个角色，在朋友圈又是一个角色，在同学面前是一个角色，在家里又是一个角色。
    理性、私人空间、公德心
    我想着重讲一下，由于现代化产生的变化，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行为规范。我说的这个行为规范是比较抽象、但又应该落到我们生活中去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现代化需要的行为规范归纳起来有三点：理性、私人空间、公德心。这三点不仅仅是对政府的要求，而且也是对民众的要求。
    先说理性。在传统社会，特别是中国人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构造的社会里，人们的行为以情感为基础，如果情感没办法支配，就只好求助于独裁。大家都看过《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其实村长已经被抓去行政拘留过了，但是秋菊就是觉得不够，要讨个说法。什么说法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实际上她就是要求村长在村里乡亲面前赔礼道歉。但是，法律并不这样要求，法律已经惩罚他了--他已经行政拘留15天。秋菊的要求是基于情感，而不是法律的。
    现代社会需要理智，需要法治。在政府这个层面，我觉得上海和北京是一个很好的对比，上海比北京理智得多。比如私车额度拍卖这件事。上海从1998年开始，而北京几年前才开始限制车辆，到今天还是在摇号。为什么要摇号呢？北京人的回答是，这样公平。听起来他们是对的，因为每个人的概率都是一样的。但是，摇号听起来公平，实际上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最需要车的人可能买不到车。上海的拍卖制度非常理性。你不是急于用车吗？你可以去拍嘛，出价越高越可能得到车牌。北京人就会说，谁有钱谁就可以取得车牌，这不公平。但实际上你细想一下，这是不对的，因为牌照价格没有高到限制购车的水平：如果你能买得起车的话，你绝对能付得起这个牌照价钱。牌照价根本不会成为购车的约束条件，北京的摇号政策就没有实现公平。
    为什么当代社会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更少的情感呢？我觉得关键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前面说的社会生活、生产组织越来越复杂，在一个陌生社会里，不运用理性解决不了问题。在一个村子里，如果家里有3个儿子，你基本上可以称霸这个村子。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拳头可以解决问题。以前我不理解为什么农村人喜欢生儿子，我问过老家的乡亲，得到的回答是，好打架呀！但是，在城市里，打架是没有用的，今天你把一个人打趴下了，明天碰到另一个生人你还得打一次。在生人社会里，你一路打下去就是很不理性的。
    其次，现代社会里时间成本非常高，而且这个成本是随着你收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高。这样，大家就不会去计较一些已经失去的东西，无法挽回的东西，我们经济学里头叫做沉没成本的东西。这里要说到上访，我们学校里一位法学院的教授说过，90%的上访人员都是神经病，这大概是过分了。但是，的的确确有些上访人员是不理性的，他们在上访上花的钱和精力最后远远超过他们失去的东西。在现代社会里，这就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然而，我们就处在这么一个转型期里面，必须面对这个事情。
    在这里我想比较一下道德和法治。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情感的，就像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说的，道德是锦上添花的东西，是把你放在别人的位置上产生的情感。但是，道德的维度非常多，各维度之间可能是相互冲突的。
    在座的有女生，可能有些人还没谈恋爱，谈了恋爱之后到某个时候就想要测试一下你的男朋友，经常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都掉水里，你先救哪一个？其实这对男生来说是一个没办法回答的问题，因为你说哪个都不对。你要聪明点就立即说，我当然先救你呢！女生会很高兴，但回家一想，这个男生是不是不孝啊？他既然对他母亲都这样的，是不是以后对我也不会好呢？当然，你要立即说，我当然先救我妈了，女生就要立即说拜拜了。关键是，这两个价值都是我们需要的，孝道和爱都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放到一起就起了冲突。
    我以前关注过一些政治哲学的东西，最后发现，所有的政治哲学学说都可以归结成简单的公理假设，这个公理假设是你不能推导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哥德尔定理，说的是，一个形式逻辑系统不可能自己证明自己，即一定需要一个公理假设。所以，最终所有学说都是一种公理假设之间的抗衡。
    这样，基于道德来制定我们的行为规范就会出现问题。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法律，其中有一条说年轻人有定时看望父母的义务。这在现代社会显然很难实现，因为人口流动很多，看望父母这件事往往会和其他事情发生冲突。
    所以我们需要法治。法治是基于理性计算得到的一套行为规范，因此内部不会发生冲突。法律可能是冷冰冰的，但却可以给我们逻辑一致的行为规范。
    私人空间由两个因素产生，一个是我们生活在生人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第二个就是要有产权，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如此复杂，你需要不断地分解和建立各种各样的产权。这些产权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包括社会和政治的领域。
    私人空间不仅仅是对政府的约束，而且也是对民众的约束。我想举抽烟这个例子。因为我自己不抽烟，特别反感抽烟，所以刚回国的时候总为抽烟的事儿和别人吵架。比如，那时候在公共汽车上就会有人抽烟，我就去说他，他就不高兴。在餐馆里，墙上贴着"禁止吸烟"的标识，但就有人大摇大摆地吸烟。这样的人是对别人私人空间的无意识，他没有想到有些人不抽烟，需要这个私人空间。再比如排队这个问题。在农业社会中，大家无需排队，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因此现在也没有养成排队的习惯。其实，大家一哄而上也不见得快，但是大家就是要这么做。对私人空间的漠视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现代社会的第三个行为准则是公德心。我刚才说了，法律永远不可能完备，所以我们需要公德心来无缝对接。传统社会也有公德心，但是传统社会的公德心的适用范围很小。新闻上总有消息，说一辆大卡车抛锚了，货物被周围的农民抢光了。在农民的意识里头，在村子里你是不能偷盗的，村里因此可以做到夜不闭户，但是到了生人社会就不一样了，哄抢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不在他的道德考量范围之内。我特别不喜欢开车乱窜的司机，他们把车窗一摇起来，就觉得周围都是生人了，就不用管了，就横冲直闯乱开。但我相信，这些人回到家里一定是好父亲，回到母亲那里一定是好儿子，回到朋友圈子可以两肋插刀。他们能接受的公德心只是对少数人的。
    现代社会之所以需要公德心是因为理性，最终你会发现，不守规矩的结果是谁也赚不到便宜。上世纪90年代末的北京比现在还堵，虽然那时候车少，但是非常拥堵，为什么呢？那时候马路当中没有铁栅栏，所以这个方向的车走不动了，就有车逆行，然后把对面的车都堵死了。所以，北京，还有全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在路中间立上铁栅栏，我们的钢材需求量大，这也是原因之一。
    我前一段到杭州，发现那里的交通秩序非常好。汽车可以在一个方向上排老长的队，但绝对没人逆行；在斑马线上所有的车只要看到有人站在斑马线上马上就停下来。为什么杭州做得好呢？因为杭州罚得狠，到处装上探头，抓住一个可不是罚几百块，而是罚几千块，这样大家都老实了。
    以现代化的框架理解当代中国
    有了上面简单的分析框架，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理解当代中国的一系列问题。
    先说威权体制。"威权体制+市场经济"能不能作为中国模式一直存在下去？可能有人会说，你看新加坡不是做得很好吗？新加坡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从一个极度贫困的国家发展到了世界上数一数二富有的国家，人均收入超过美国。这是一个奇迹。但是，我个人认为新加坡模式不适用于中国，因为新加坡是弹丸之地，人口、面积大概都比不上北京的海淀区。我们试想一下，海淀区如果独立出来变成一个国家的话，恐怕也会很快变得非常富裕吧？问题的根源是，威权体制不适合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古代社会非常简单，皇帝不需要做很多的事情，只要能够抵御外敌，提供简单的公共物品，如防洪救灾，就可以了。在今天这个复杂的社会里，让少数人来管理国家变得非常困难，因为他们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
    大家可能知道，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正方是奥斯卡?兰格，反方是哈耶克等人。最终哈耶克在辩论中失败了，主要原因是当时苏联发展非常快。哈耶克在辩论失败之后写了一本书，叫做《通往奴役之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计划者没办法解决信息问题：他不可能知道千千万万的消费者需要什么，不可能知道千千万万的生产者需要生产什么。最后，要获得足够的信息去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就最终会变成一个警察国家，走向奴役之路。
    如果大家学习过高级微观经济学的话，就知道在三个条件下--匿名性、对称性、正向回应--唯一产生集体决策的原则就是多数原则。后面一个条件比较技术性，前两个条件是现代社会秉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就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所以，如果我们想反映所有人的利益，把每个人的利益同等对待的话，唯一合理的原则就是多数原则，也就是民主原则。
    有人会说，我们2000多年的文明造就了我们就该是一个独裁的社会，甚至很多想改变中国的人也都把我们的问题归咎到我们的文化。他们的参照系是当今的西方社会。我觉得这个比较是有问题的：比较的时空错了。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里提出中华文明早熟论。在2500多年前，即所谓的轴心时代，三大文明--即中华文明、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解决不同的事情：希腊文明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它的目标是征服自然；印度文明解决我是谁的问题，它的特征因此是内省的；中华文明解决人与人之间如何和平相处的问题，所以我们活在当下，中华文明在很早的时候就找到了一套治理社会的办法。
    不同的文明解决不同的事情，但是不能把文明看成是固定的事情。我非常敬佩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观点，他说，在评价中国文化的时候，不要把中国文化与当代西方思想比较，而是要把孔子和柏拉图进行比较，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森问一个问题，到底是柏拉图更赞同独裁，还是孔子更赞同独裁？他的答案是，可能柏拉图更赞同独裁，因为他想象有一个所谓的哲学王统治我们，哲学王是一个绝对的权力；但是孔子却认为，如果君主做错了事，你应该直言相谏，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很多大臣都是直言相谏的。
    儒家思想也不应该固化。现在社会上有读经热，大家读四书五经，然后按照过去的礼仪去穿戴，去参拜。我们为什么不能破除这些禁锢，把儒家文化里面好的东西发扬光大呢？难道西方现在所谓的自由民主这些东西就是希腊文明所有的东西吗？显然不是，希腊社会是一个奴隶社会，只不过现代西方往往避而不谈而已，而只是把希腊文明里的一部分东西发扬光大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把我们好的东西发扬光大呢？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白彤东教授是研究儒家思想的，他认为，中庸思想和一个薄版本的民主是相容的。什么叫民主？其实说白了就是妥协的过程。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最后大家坐下来谈、来投票，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这个刚好和中庸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庸就是不要太过分，你让我一尺、我让你一丈，大家和平相处。这不就是民主的思想吗？
    把威权体制想象成永久不变的东西是错误的。我们只不过是比西方晚走了300年而已；仅此而已，没有别的差别。西方社会在中世纪的时候比当时的中国黑暗得多，那时候的西方被教会所统治，基本上谈不上理性。我在欧洲的一份华人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叫《"爸爸"们的故事》，"爸爸"就是教皇。上千年下来，爸爸们的故事五花八门，非常堕落、非常腐化。其实古代社会大家都一样，都是黑暗的，只不过西方比中国走得更早一些而已。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我觉得，从现代化和传统社会的冲突这个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政党，而且是带着浓厚的现代化追求色彩的政党。试想，1949年取得政权之后，共产党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负责工业的同志告诉他：主席，今后在你面前的就不是这些古老的建筑，而是一排排的烟囱。在那个时代，烟囱是现代工业的象征。
    但是，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我们国家还是一个传统社会，是传统和现代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理解城管是怎么回事情。上世纪90年代末之前没有城管，出现城管完全是因为我们现代化的脚步太快造成的。大家对比一下和中国同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就会发现，他们的城市比中国的城市要脏乱差得多，不说印度，因为印度比我们的收入水平现在低得多，你即使去泰国看一看，城市面貌也大不如中国。相对而言，中国的城市化是一种非常干净的城市化。这就是对现代化的追求，对超现代化的追求，脚步跑得太快了。可是中国还有一半的人生活在农村，农民要谋生，要到城里来摆摊，摆到马路上，城管去管就发生冲突。从情感出发，我们对城管的粗暴行为不满，但是，如果没有城管会是什么样呢？上世纪90年代没有城管，到晚上小摊就直接摆到马路中央了，那时车少，还没有问题，但今天显然就不行了。
    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我们的城市建设，一方面追求超现代化的雄伟，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古代社会的仪式性。古代社会的建筑不只是建筑，而且还是纪念碑，我们现在的许多建筑都带有树碑立传的意思。最典型的就是首都机场的T3航站楼。从天空上看，它非常漂亮，像一只火红的凤凰，但是在地面上，它把人流集中起来，造成人为的拥堵，而且内部空间巨大，不仅浪费惊人，而且让你感觉很渺小。这也体现了北京和上海的不同，上海要理性得多。新天地的改造很成功，但我最喜欢的是田子坊的改造。它是陈逸飞生前带动起来的一片艺术社区，后来经黄永玉设计，进行改造。改造之后，它让我想起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建筑尺度适中，适合人的生活，楼下商业，楼上仍然住人，很有生活气息。这是一种理性的表现。现代化不是铺张浪费，而是对人的尊重。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我不认为我们的道德水平江河日下。我刚才说了，我们现在多数民众持有的道德观是一个熟人社会的道德观，是一个只适用于周围的人的道德观，而不是一个适用于生人社会的道德观。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学会一个生人社会的道德观。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觉得过去一百多年中国缺失了一部分东西，就是在我们现代化进程里缺了一环，即民众的教化过程。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都感觉需要一点儿勇气，因为在今天说民众需要教化，马上就会有人质疑，谁来教化我？我们已经发生了一场自发的民主化进程，每个人都接受了所谓的个体价值的观念，不认为存在高出自己的教化者。但是，后发国家都经历过教化的过程。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花了很长时间开办国民教育，在它统治台湾和韩国的时候也把这一套带去了，当然目的是同化这两地的民众。上世纪70年代，韩国开展了新村运动。朴正熙1964年写了一本书《我们的国家》，是他政变之后的施政纲领。他说了很多，我现在能记住的就是他对朝鲜民族的紧迫感。他说，我们的民族被人家殖民这么多年，人民都变得猥琐、卑微、不思进取，我们要把我们的国民变得自立、自强、思进取。新村运动就是一个开头。新村运动一开始就像我们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样，主要是为农村提供基础设施，到后期则主要是提高民众的素质，最后还扩展到城市。
    现代社会的道德体系的建立，还是需要一定的权威的。就像我前面举的杭州的例子，法律惩罚可以让人们养成好的习惯。中国在20世纪的上半叶完全是战乱，建国之后搞计划经济，那时候是有教化的，但方式是通过组织压下来，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就马上被冲垮了。
    有人因此说，市场化是造成道德滑坡的主要原因。我不这么认为，其实市场化反倒是让你容易建立起来生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比如，上海的商业化程度高于北京，因此，上海人也许没有北京人热情，但相互之间的交往却更理性。
    中国未来的路在哪里呢？我觉得大概也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更多的民主化，另一个是给予法律更多的权威。民主让人学会宽容。我刚刚说了，民主的核心是妥协，民主不是你死我活，一定要把你打倒，而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有了妥协之后大家才知道，别人还有自己的私人空间，我也得尊重别人的私人空间，这样，公德心、公民意识才会建立起来。
    当然，民主最大的好处是对政府有了一个更硬的约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政府治理体系。这里最重要的是约束政府。有人说，约束政府就是要改变官员的评价体系，让他们不要唯GDP是论。为此有人提出，能否不统计GDP了。但是，不统计GDP，官员又会去竞争别的东西，比如税收。我们经济学家都知道多任务理论，即如果存在很多任务的话，代理人肯定会关注容易度量的那个任务。GDP、税收比其他任务更容易度量，官员们因此更看重它们。
    要解决监督政府的问题，只能依靠民众的民主参与。比如，上海的磁浮列车本来计划应该从浦东机场延伸到虹桥机场，结果虹桥附近的民众抗议，就没有修成。民众追求的不仅仅是GDP，也不是一个城市的什么名片、形象，他要实惠的东西，这样就对政府形成硬的约束。
    第二要给法律权威。我们总是说要建立法治，但法治不是空洞的东西，落到实处，就必须建立法律的权威。当然这首先要求政府尊重法律，但同时也要求执法者像一个法律的代表，要求老百姓对法律有足够的尊重。实际上两者做得都不充分。前一段网上有一段视频，一个东北人在三亚的一个停车场里倒车的时候撞到石头上了，他就去找停车场的人理论，结果起了争执。旁边一位警察过来调解，结果东北人跟警察打起来了，警察就把执勤队叫来，把他按倒在地上打了一顿。网络、报纸和电视上的评论一边倒地指责警察，人人义愤填膺。警察打人不对，但是，东北人是否给予了法律足够的尊重呢？如果换在美国，大家知道他的下场会是什么吗？恐怕他的性命当场不保。不要误解我：我们当然要反对警察滥用权力，但是，如果公民都不尊重法律的权威，我们如何能够建立法治社会呢？
    现代化进程不仅仅需要政府的改变，也需要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改变。我们能不能接受一套新的行为方式，既用它来约束政府，也用它来约束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行为方式还是那种古代的、以情感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法则，我们就无法约束政府，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