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推进改革已成共识 须重建市场体制

    “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颁奖典礼”于11月28日在武汉举行。以下为吴敬琏演讲实录：
    吴敬琏：我今天讲三个问题，改革、创新与转型，囊括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三个问题。最近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在新的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一个实现创新和发展转型的历史任务，在这个时刻讨论这个问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发展方式和增长模式的转型问题是一直困扰着中国，是解决当前中国存在问题最关键性的一个问题，所谓发展转型从粗放的发展方式到一个集约发展方式的转型，它的核心问题就是创新，就是怎么能够让创新在我们增长的动力里面起着主要的作用。我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就引进了苏联式的一种增长的方式(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是主要靠资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样一种方式带来了许多问题，从经济效率来说，它的是相对低化的，对于资源的浪费，造成了资源的枯竭。这种低效的发展方式造成了环境的破坏，付出了很高的环境成本，从宏观经济来说，这样一种发展方式势必造成货币的超发、增长无力，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增加缓慢，造成了通货膨胀。所以从改革开放开始起，我们就力图扭转这样一种增长方式(发展方式)所带来的问题。到了1995年，在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要求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能够转变这样一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效率，能够实现集约的增长。在第九个五年计划(从1996年到200)期间，因为是上一次开始全面改革，根据1993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50条决定，根据这样一个整体的改革部署进行改革，所以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说我们的技术创新、我们的增长转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很不幸的是，到了第十个五年计划，形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第十个五计划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形势下开始的，这个很好的形势的最重要标志就是城市化加速，但是这一件好事又带来了某些负面的结果，后来造成了比较长远的消极影响的一件事就是因为在现有的体制之下，城市化加速使得政府手里掌握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说是一切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基础就是土地资源。本来，按照十四次代表大会(1992年)要求实现的全面的经济改革，它的要点就在于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第九个五年计划在这个方面的改革上，取得了一些成就。所以第九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即从粗放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从缺乏效率的计划经济向具有活力的市场经济转变，我们刚才说了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因为是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指引之下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所以第二个转变进行得比较好，第一个转变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是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因为城市化加速，城市化加速本来应该使得经济增长方式能够更好、更快地发展，但是它在经济体制上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在现在我们这样的体制之下，特别是在我们土地产权制度之下，就是土地产权制度在农村，农民合作化之后把土地交给了集体，集体财产权利掌握在干部手里，城市土地根据1982年宪法是国有的，当城市化加速之后，农村土地通过增购拿到政府手里，然后由政府把它转为各种各样的城市用地。这样使得资源配置的权力进一步向政府手里集中。正像“九五”计划所说，增长方式的转变它的基础是体制的转变，体制的转变发生了某些落后、停顿甚至逆转的现象，就使得资源的配置方式更多地向政府手里集中。这样一来，刚才我们讲到的“九五”计划所讲的第二个转变就出现了某些停顿和倒退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粗放的增长方式反而大行其道。所以“十五”计划期间，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都碰到了许多困难。根据这种情况2005年制定“十一五”计划的时候，总结了“十五”阶段效率提高和增长转型碰到的问题，总结他们的原因，当时出了一些著作，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如果不能够很快地实现体制的转型，那么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效率的提高，都会遇到困难。当时总结了使得经济转型和效率提高遇到困难的体制原因，当时引用了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做的一个决定，叫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说经济发展存在体制性障碍。“体制性障碍”是什么障碍？说了若干点，后来这些意见也写到了中共中央的文件里。体制性障碍归根到底其实是一点，就是各级政府掌握了太多的配置资源的权力，过多地干预经济生活，甚至直接介入微观经济合作，所以“十一五”计划就决定，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一五”期间工作的主线。推动这种转变的力量就如同2003年中共中央决议所说的，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深化改革，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是，就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在“十一五”期间，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不但没有消退，而且进一步强化。在许多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实际上起着主导的作用，压制了市场的作用。所以在“十一五”期间，实际上经济增长方式(后来叫做发展方式)的转型没有取得成功，于是粗放的增长方式(发展方式)造成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大家都可以感觉到从我们最切身的微观经济状况来说，资源破坏、环境破坏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影响到我们基本的生活条件，譬如说土壤、水、空气。从宏观经济来说，负债的积累使得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存在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从社会层面来说，由于劳动者收入提高缓慢，使得贫富差别拉大；由于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使得腐败的群众基础得到强化，使得腐败活动蔓延开来，所以一切问题都变得严重起来。但好处是它也能引起一个好的结果，通过在思想市场上的讨论，通过理性、深入的研究，在最近两年，逐渐在官、产、学各界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一定要推进改革，一定要完善经济体制，通过完善经济体制就能够推动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应该说，十八次代表大会不负重望，决定了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我们最近都在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我想这个《决定》里面跟主题相关的最重要的是这么两句话，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以经济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有两句话是最重要的。第一句话，“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决定作出说明的时候，和这个决定本身都指明了这个提法它要解决现在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核心问题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说这个问题它的实质就是到底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回答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在过去一些年代里面，讨论我们的创新和增长方式转型问题时，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政府和市场各自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说得很清楚，政府要在资源配置中起的作用是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公共服务，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这个判断回答了我们争论不休的怎么才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实现创新的一个核心问题。这是提出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应该说十四次代表大会(1992年)的决定已经明确了改革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但是后来的情况，这方面有时有进步，但最近的一些年份不但没有进步还有退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在于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也好，起决定性作用也好，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把市场的体制基础建立起来，没有这样的体制，机制就不可能让它起决定性作用。不管我们怎么号召，不管我们多么希望，都是做不到的。
    在《决定》里面，另外有一句话，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提法。“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要建立这样的基础，这个提法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切中当前市场体系所存在的问题而言的，我们现在的市场体系存在四个最主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碎片化，因为条块增多，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政府不太适用条和块组织经济，条块分割就把市场缺割了。第二个问题因为有行业保护、有行政垄断、有地区保护，使得市场缺乏了竞争性，竞争性是市场的灵魂，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不能叫做市场。第三个问题就是无序，用不正当的手法经营，恶性竞争在市场体系中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第四个问题就是市场本身发展不平衡，商品市场进行得好一些，也不够完善，要素市场就更差了，很落后，这样就不可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有效地发挥作用。我们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正好是针对这些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案，所以决定所规定的各项改革(有人统计了一下，说有三百多项)，现在我们不详细地讨论，如果我们仔细、认真地去学习《决定》就会发现这三百多项里面，大部分正式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落实措施。
    我们正面临着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我们能够把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落实的话，我们不但能够很快地完善经济体制，而且能够使得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增长模式、发展模式的转型都取得更大的、更好的成就。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