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

    11月17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办公楼礼堂举办"朗润?格政"论坛，林毅夫、李玲、林双林、姚洋、李力行、卢锋、宋国青、阎焱等专家学者解读三中全会改革政策。林毅夫在演讲中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根据比较优势的发展理论，充分的竞争只有在有效的市场机制中才能形成；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是技术不断进步、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通过政府的力量完成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和相关制度改革。三中全会既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林毅夫相信中国经济将实现稳定健康的发展，在2020年左右人均收入可以达到12700美元。
    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林毅夫：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有机会参加朗润格政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我想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当中提到的政府跟市场的关系谈我一点新的体会。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当中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知道在我们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认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深化的。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当中，当时主要的体现还是计划经济的一个特点，由政府来调各种比例关系。后来就进步到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当时对政府跟市场的关系定位是这样的，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
    那么这一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法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固然这只是几个字的位置的摆放，从基础到决定作用，我相信这是我们改革开放进程当中充分体现我们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改革措施。我相信对我们进一步的持续地健康地发展我们的经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打下一个非常坚强的基础。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当中，再一次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相信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保证。
    其实不仅是对中国，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重要的关键，其实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发展是解决问题实现国家现代化提高人民物质的一个最重要的发展。但是我们从经验事实来看的话，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全殖民地国家或者半殖民地国家摆脱了殖民半殖民的地位以后开始追求他们国家的现代化，希望能够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但绝大多数的国家并不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从统计数字上我们看得到，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只有两个发展经济体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然后进入到高收入，一个是我们台湾，一个是韩国。那么只有十三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经济体，当中有8个是在西欧周边的原来跟西欧差距不大的国家，另外是日本与亚洲四条小龙。
    全世界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从这个数字来看可以说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是长期陷在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从我研究发展经济学来看，最主要是没有处理好政府跟市场的关系。
    我们知道发展从本质来讲的话其实不难理解，所谓发展也就是平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就是物质不断提高的基础。劳动生产力水平必须不断提高，它不断提高的载体又是什么？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
    如果一个国家技术不断创新产业能够不断升级，那么它生产的规模市场的范围、对资本的需求会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基础设施必须不断完善，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也必须跟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工业革命有很多发现，发达国家由于它的技术、它的产业是在世界前沿的，那么它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须自己发明，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大。
    从实际表现来看，我们知道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平均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每年2%，加上人口增长1%左右，发达国家平均增长速度每年就是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既然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发展中国家当然也必须这么做。不过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作为他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那么他的成本跟风险比发达国家低得多。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这个优势的话，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两倍三倍于发达国家，也就可以8%、9%、10%的增长。
    但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能够利用这个后发优势来加速他的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现代化，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最主要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的发展理论、发展思路是所谓的结构主义。西方以政府主导的方式来克服当时市场失明，推进重工业发展的战略，也就是高度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上面的作用，忽视了市场作用，结果是用意非常好，也建立了一批重工业，但是经济发展绩效非常差，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那么倒回来，七八十年代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改革开放，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在改革开放。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当时主流思潮是所谓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忽视了政府的作用，希望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退出。导致的结果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方式的国家经济是崩溃，从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跟六七十年代相比更慢，危机发生频率还更高，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只重视市场忽略政府。
    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
    这么少数几个，我前面讲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十三个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经济体有共同特点，是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是有有效市场，但是政府在发展过程当中还是积极有为的。那么为什么有效的市场跟有为的政府这么重要呢？
    因为如果经济要发展好必须有竞争力，我们知道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是一个国家形成竞争优势的前提。那么要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是经济学家的语言，企业家怎么发展，如果价格能够成功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劳动力多了的时候劳动力相对便宜，资本多了资本相对便宜，那么企业家不管在选择技术选择产业的时候就能够按照这个国家这个经济体当时的要求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选择技术，这样的经济当然就会非常具有竞争力。所以有效的价格信号是前提。
    这样的价格信号怎么能够形成？
    只有在充分竞争完善的有效市场体制之下才能够形成，这是一个国家真正有竞争力的制度的前提保证。那么市场为什么要政府？因为经济发展过程本身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也必须不断完善，作为上层制度也必须跟基础设施相对应不断改进，而基础设施的完善跟政府制度的改进不是一个单独的企业家能做的，必须由政府上层设计或者政府寻找私营部门来进行。
    另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是创新就有外部风险，也必须由政府来平衡。这也就是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必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但还要加上一个有为的政府。
    有为的政府在转型中国家尤其重要，为什么？
    转型中国家在转型的时候有一个特点，首先他对过去的收入战略建立了一批违反比较优势没有支撑能力的企业，如果说一下子把各种原来存在的扭曲保护取消掉，那些产业就全部要垮台，造成很大的失业，带来社会不稳定政治部稳定，所以需要有政府在。
    第二，转型中国家还有一个特性，本来资金资源非常差，全部用去发展那些看来很先进资本密集的产业，导致转型中国家基础设施一般非常差，如果没有政府的协调支持，那基础设施的完善很难由单独的企业自己来进行。再加上也有很多制度的不完善，必须有上层顶层的设计。
    所以对一个转型中国家来讲，固然是要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去转型，但是转型当中并不是政府甩手不管。就会自然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那么经济会快速发展。
    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采取的是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概念。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推行的是所谓的双轨制，一方面对原来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资本密集、技术相当先进的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对原来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力，比较密集小型传统产业的准入，让市场发挥作用，靠这种方式我们维持了稳定跟快速发展。
    在稳定跟快速发展过程当中政府积累很多资源改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上层建筑的制度安排。这种维持了过去34年来平均每年9.8%的经济增长，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这样一个转型的方式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个代价最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断分化，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腐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这些大型企业，我们就保留了一些价格信号的扭曲，比如说金融上面是有抑制的，资金的价格人为压低，资金被大型银行跟股票市场，主要是被大型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给予补贴，他们比较富裕。
    通过这种金融抑制的方式，就对这些所谓先进大型企业保护补贴，把钱放到金融体系里面，那些中小企业，一般家庭相对比较穷，相对比较穷的人保护补贴相互比较富裕的大型企业，这是我们发展过程当中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完善。
    还有资源是稀缺的，但是资源税费基本免费，谁能拿到资源开展权，马上就能致富，还有金融行业的垄断等等，这些扭曲是在转型过程当中，为了让那些原来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能够生存的必要措施，但是这让收入分配越来越恶化。而且那些扭曲实际上创造了租金，有了租金就会有寻租行为，寻租是一个经济学的中性描述，实际上也是腐败贪污现象越来越普遍的催化。
    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可以达到12700美元
    我们改革必须与时俱进，为什么？因为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极端贫穷的国家，1978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只有155美元，比当时撒哈拉沙漠以南世界最穷的非洲国家平均1/3还不到，所以是极端贫穷的国家。那些大型资源密集产业如果不保护补贴就会破产倒闭，带来大量失业。
    所以当时保留一些保护扭曲，让这些大型企业能够继续生存，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
    经过34年的快速发展，2012年人均收入达到6100美元，我们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金已经不是那么短缺。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大型重工业，现在很多符合比较优势，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竞争，像汽车产业、重型装备业。
    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继续保留那些扭曲，已经变成雪中送炭、锦上添花。所以我们这一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的作用，消除各种扭曲保护补贴，让市场配置资源，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经济一方面更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改革开放遗留下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还要继续发挥好的作用，因势利导，一方面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环境、解决外部性的问题。如果能这样做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经济还可以持续地稳定地健康地而且比较快速地发展。
    我相信中国还有20年左右每年8%的增长潜力，如果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这个潜力就能比较好地发挥出来，这样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基础之上翻一番，人均收入也在2010年基础之上翻一番，这个目标能达到。
    2011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是4400美元，翻一番8800美元，加上人民币升值我相信在2020年可以达到12700美元，如果2020年没达到，我相信2021年能达到，2021年没达到，2022年也一定会达到。也就是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之下，我们可以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因为12700美元就是高收入国家，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迈出非常坚强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