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丰：人口红利消失后的中国——王丰教授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年度高峰论坛的讲演

    中国人口的深层变化，包括年轻劳动力规模迅速缩小、储蓄率降低、老年人口人数和比例快速上升等，都给深化体制改革带来长期且急迫的压力。
    “现在看来，20世纪对人类社会最有意义的变化不是人口增长，而是这个增长的原因及其长远意义。这个增长的根本原因即是人的长寿。在短短的100年中，世界人口总量史无前例地增长了四倍，而全球经济总量扩大了16倍。人口寿命延长、人口老化是人类进步带来的福音，但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占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真正的国情不再是人口众多、资源匮乏，而是人口加速变老、而应对老龄社会的基本社会设施还远不具备。”
    我国人口红利的基本状况
    我今天想谈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的人口红利有没有完全消失；二是到底什么是人口红利；三是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中国面临的特有挑战。
    我们有两个比较严重的误解，第一是认为我们还有人口红利，原因是我们还有很多劳动力供给，也就是说，把劳动力的多少简单地同人口红利划上等号，甚至还有人不相信“人口红利”这个概念的存在。所以，首先我想和大家简单谈谈，什么是人口红利，为什么我们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很多人判断的依据是到2030年，中国还有9亿劳动力这个预测数字。这个预测没错，但里面隐含有两个问题：首先，如何理解“劳动力”这一概念？其次，我们不仅要看劳动力本身，还要注意其占人口总量的比例。具体来说，所谓9亿劳动力指的是15到64岁的人口，这是上世纪60年代国际劳动局采用的劳动人口年龄，但是在中国，哪怕到2030年，15岁的小孩也不可能去工作。如果把年龄调整到合理范围内，即20到59岁的人口，那么到2030年就只有7.5亿劳动力。除了人口的绝对数量外，我们还要看劳动力和老人的比例关系。如果用比较合理的纳税劳动力人口的年龄来看，现在20到59岁人口相对于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是5：1，但是等到2030年的时候，这一比例就会下降到2：1，在不到20年内，中国将由每五个劳动年龄人口支持一个退休年龄人口降至每两个劳动年龄人口支持一个退休人员，而且这不仅仅是预测的结果，而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所有统计在内的人口现在都已经出生了。和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其他三个“金砖国家”相比，我们的抚养比是最低的。所以，今后我们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首先要保有这样的忧患意识，从5：1到2：1，这是我们面临的基本国情。
    下面从学术一点的角度来解释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这里要考虑到人口年龄结构本身的变化，也要考虑到实际生活中人口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变化情况。
    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口红利是不可重复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世界人口转变的历史。第一阶段是前现代阶段，人口变化的基本特征是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在此情况下，人口缓慢增长。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到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人口的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人既没有生得更多，也没有生得更少，因而出现了快速的人口增长。但是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以后，人类的生育率开始下降，也就是我们现在处于的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阶段，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个历史窗口，就是人口因素创造的人口红利。我们能不能再重复一次这个过程呢？我们的死亡率、生育率能不能再下降一次？这是不可能的。上世纪70年代，全世界人口的增长水平是2%，现在已经只有那时一半的水平，不可能再低了；而且不管按照哪一种预测方法，全世界人口增长率都只会大幅度下降，拐点已经过去，不可能再重复。我们用“人口红利”这个概念来考察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衡量的其实是由于生产力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生活水平（平均有效消费人口收入）的上升。具体而言，人口红利由以下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宏观水平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微观（个人）水平上，生命期中消费与生产水平的变化。这里，很重要的是有效消费者和有效生产者的变化情况，微观水平上个人生命周期会带来生产和消费的变化。一般而言，一生中的消费水平基本维持不变，而劳动收入水平则是中间多、两头少的状态。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把中间收入多于消费的部分填到两头去。这个问题个人不可能解决，每个人刚刚出生时，都没有收入，所以需要家庭以及社会在其中发挥作用。如果一个人从22岁开始工作，60岁退休，平均劳动收入大于消费，产生结余的时间大致有38年，而要养活的是超过40年的纯消费时间。人口红利计算还依赖于在每个年龄时间中的消费量到底有多大。如果结合1982年、2000年、2050年这三个不同年份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可以很清晰地发现中国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增长率所发生的变化。到2013年，也就是今年，有效生产者的年增长率将会下降到和有效消费者的年增长率一样，而有效抚养比也会从上升变成下降，我们所说的人口红利的消失，指的就是有效抚养比的增长速度变为0。
    历史地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2000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保守来看，对人均产出贡献在15%以上，也有说法认为，25%的人均产出都是人口红利带来的；第二阶段是2000—2013年，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人口红利的贡献开始减少，直至消失；第三阶段是2013年—2050年，人口红利为负。再比较中国的有效抚养比年均变化率和其他地区如中国台湾地区、日本、美国和法国，可以看到，从1982年到2050年，中国相对其他经济体还是有优势的，但现在这一优势正在变小，未来，甚至可能消失殆尽。如果经济增长率是5%，那么，将近1/10的经济增长率会被负的人口红利消耗掉，这也是比较保守的计算。实际上人口对经济的影响还大得多，会有一系列的连锁性反应。
    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机会和挑战
    人口红利是历史性的机会，而且不可能再造。那么，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中国面临怎样的基本状况？总体而言，就是经济增长放缓与刚性支出上升同时出现的局面。
    经济增长不可避免要放缓。有一部分人认为，未来30年我们还会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主要的理由是台湾地区、日本，在达到美国人均收入1/4以后，都维持了30年的高增长。但他们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在1960-70年代，日本和台湾地区还有巨大的人口红利，而中国大陆的人口情况同那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条件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对高速增长是不是可持续，应该有更加具体、认真的思考。大家都知道，要长时段持续高速经济增长是比较困难或者不可能的，一是因为经济到达一定水平后，投资效益会下降，更多钱会用于折旧、维修、替代。二是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已经从制造业较多转向服务业了，这一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时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农民一开始在家务农，根本无法计算一小时可以挣多少钱，他们转向制造业后，无论是当建筑工人，还是接受培训到工厂做装配工，每个小时产生的价值都大大增加了。但是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却无法带来同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三，社会福利和公共开支的增加，也导致经济不可能以太高速度变化了。
    问题在于，高增长为什么那么重要？过去10多年来，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使得政府有能力更直接参与经济发展，并在基础建设与社会福利方面加大开支。当经济开始减速，问题就出现了。大家已经看到去年上半年发生的情况，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减速幅度越大，同时，政府收入也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现在政府开支的增长速度要大大快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去年下半年出现好转，但经济增长减速带来收入增长减速这一基本趋势仍旧没有改变。一个很大或者说很根本性的问题是，未来，政府开支并不能随之减速。人口老化浪潮的到来对社会开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人口红利消失后的中国，中国的人口老化会出现如下特点：一是速度快，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9%增长到25%，中国仅仅用了28年，美国用了130年，英国是110年，意大利是70年，德国是75年，法国是90年，俄罗斯是80年；尽管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都属于人口老化速度比较快的，但中国大陆的老化速度还要快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并且远远快于西方发达国家。第二，尽管我们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我们的人口老化仍旧是在生活水平较低、养老和医疗等基础设施还很不健全的环境中实现的。在人口老化速度也较快的东亚邻国如日本和韩国，当其达到中国现在的老龄化程度时，人均收入水平已经是我们的一倍至两倍。另一个问题是巨大的家庭风险与负担，2005年城市中35-44岁的妇女中，一孩与无孩的比例非常高，这些人现在已经超过40岁，不可能再生育了。全国70%的城镇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使我们面临的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口抚养比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家庭的问题。
    人口红利消失带来众多机会和挑战，我想着重谈两点。机会方面，就是怎么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过去30年，中国除了经济腾飞之外，教育扩张也是史无前例的，2010年，20到25岁年龄的人口中有1/4接受过某种高等教育，20年前，这个比例只有3%，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历史性的机会。现在，全国的高等院校可以录取700万人，而每年出生人数只有1000多万，也就是说一半的人都可以进入高等院校。同时，40岁以上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非常低。我们说增大有效生产者的构成，不光要有健康的体魄，还要有知识的构成，让他们能够去做二三十岁年轻人做的工作。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发展是断层的，很多就业机会，要求一定的教育背景，不学几句英语，就不可能到星巴克、涉外酒店去工作，是否受过教育，思路、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短期内，仅仅推迟退休年龄，恐怕效果不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以后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越来越多，将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再来说说挑战方面。国家账户转移项目的研究显示，不同社会的收支情况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不同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与消费方式的转变都是不同的，这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中国和很多低收入国家一样，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消费水平是不变的；而发达国家比如日本、丹麦、加拿大、美国，他们在达到老龄化以后，消费水平是不断增长的。中国未来可能会面临两个变化，一是人口不断老化，但第二个因素也不能忽略，就是伴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进入发达国家以后，人均开支也会不断加大。这两个因素叠加到一起，才是未来更加严重的挑战。
    深化改革以应对人口的深层变化
    中国人口的深层变化，包括年轻劳动力规模迅速缩小、储蓄率降低、老年人口人数和比例快速上升等，都给深化体制改革带来长期且急迫的压力。
    人口流动与户籍制度。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多种实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隔阂城乡地域的户口制度仍在限制人口流动。每年春运几亿人横穿中国大地，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家人无法在工作地共同定居生活而不得不加入春运大潮。上亿的农民工仍然还属于无法在工作地落根的流动人口。在年轻劳动力规模不断缩小的趋势下，高昂的流动成本会使更多的人不愿远行。为了降低由于供给减少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更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更坚决、更快地打破制度障碍。户籍制度的彻底改革，不仅是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问题，也是人口和经济变化的必然结果。分隔城乡地域的户籍制度也直接影响到全国统一的医疗及社保制度的改革和运行。
    医疗制度改革。政府近年来对医疗服务投入的大幅度增加和医疗制度的各种改革实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百姓看病就医的难处，并降低了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但存在于医疗服务现状中的两个基本事实没有改变：整个医疗服务体制中严重的价格扭曲及由此产生的资源配置不合理、低效率，和由于需求急剧扩大带来的费用攀升。一些原本被称为医疗改革试点的成功案例现已无法继续下去，新一轮的医改又迫在眉睫。在老年人口数迅速增加的基础上，医疗费用将会大幅度上升，医疗服务条件的不足也会日趋凸显。对医疗制度的改革，将会由于负担过重更难以深入。
    社会保障。现行养老保障制度的特点是制度上的碎片化、缴纳负担重，且未来资金保障严重不足。在全民覆盖的情况下，国民享受的养老金制度，
    待遇仍旧相差甚远。尽管用人单位上缴的养老金比例在全球名列前茅进而加大了雇工成本，但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仍将由于享受养老金人数的急剧上升而不可持续。不仅如此，个人为养老存入个人账户的资金也多为挪用。在多年的呼吁和指令下，至今全国也只有1/3省市宣称做实了养老金个人账户。从2000年开始靠国家财政积累的社会保障基金十多年积累了10万多亿资金，而这笔貌似巨大的资金与巨大的退休年龄人口相比仅为沧海一粟。仅按现有机关事业单位雇用的4000万人为参照，如果这些人全部退休，按每人每月4000元退休待遇，这笔基金仅够支付6个月左右的退休金，占现有死亡率水平下60岁人口期望生存长度的1/40（60岁时期望生存年限约为20年）。
    资本市场。人口老化带来的巨额社会及个人积蓄资金，成为现代经济中有待驯服使用的新“猎兽”。养老金投资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运作多年之后，也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机会和挑战。养老金不投入金融市场，导致由于利息率低于通货膨胀率而缩水。如果投入市场，又将面临由谁来投资、如何监管等诸多问题。为了保证投资的效率和一定的安全性，现有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恐难以胜任。利率制度的改革，以及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开发、管理、监督都因养老金数额扩大带来的投资需求而加速。
    长期护理。人口老化也会导致经济行业的变化和新的机会，失能老年人的长期护理就是一例。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了上亿的独生子女家庭，这些家庭的子女今后很难承付自己来服侍失能父母的重担。为此，社会上对家庭或机构提供老人长期护理的需求会不断上升。培养长期护理专业人员、提供各种形式的长期护理将不断成为有需求的重要行业。同时，由于个人对未来长期护理的需求无法判断，以及长期护理的高昂费用，长期护理保险也可能成为一个市场越来越大的保险产品。而这个产品的成功与否，需要保险业的进一步开发和改革，也取决于保险业与服务业的配合。
    政府职能。人口变化的新格局不仅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方向，也会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带来根本性的考验，从而迫使政府职能的改变。过去若干年中出台的一系列惠民政策是否能兑现，公众的基本需求（如医疗、养老等）能否被满足，将是未来任何一届政府都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在纳税人口比例下降、公共开支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而攀升的情况下，公众对税收和支出的透明性及公平性的期望和诉求都会更强烈。巨大的公共开支与对提供服务的需求，也迫使政府把更多的提供服务的工作承包给非政府组织。在决定财政收支时，政府也会面临所有老龄社会都必须做出的政治抉择：把钱更多地花在享有各种现行权力的老人身上，还是花在决定他们和社会未来的儿童和年轻人身上。
    2011年，世界人口突破了70亿大关。与此同时，世界人口增长的速度也进一步放缓，并正在形成衰老的和继续增长的两极人口世界。近一半世界人口已生活在生育水平无法替代人口规模自身延续的社会中，中国也正在快步加入人口衰老的国家阵营。现在看来，20世纪对人类社会最有意义的变化不是人口增长，而是这个增长的原因及其长远意义。这个增长的根本原因即是人的长寿。在短短的100年中，全世界人口期望寿命延长了一倍多，从30岁至65岁。正是由于健康水平的提高，才会有20世纪历史性的经济增长，才会有世界人口的剧增。20世纪中，世界人口总量史无前例地增长了四倍，而全球经济总量扩大了16倍。
    人口寿命延长、人口老化是人类进步带来的福音，但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占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真正的国情不再是人口众多、资源匮乏，而是人口加速变老、而应对老龄社会的基本社会设施还远不具备。在短时间内建设了机场、高速公路、高铁这些令世人瞩目的硬件基础设施之后，中国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完善公共医疗、养老保障，调整政府职能，以及在人口老化环境下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系列软件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硬件建设的根本不同之处是，这不是仅仅靠花钱或投资便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制度设计等各方面的改革。
    加速到来的中国老龄社会不仅需要进一步改革，也迫使改革不能再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