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在第7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摘要）

    随着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未来5～10年，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面临重大机遇、拥有巨大潜力，并将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扮演重要的历史性角色。当前的突出问题是，如何解决城镇化质量不高、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我们的主张是，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以人口城镇化为主要载体、以政策和体制创新为重点，有效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争取到2020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一、规模城镇化发展已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在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问题在于，以往的城镇化由于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直接相关，其规模城镇化的特点比较突出。例如：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做大经济总量和承载投资为主要目标、以土地批租为重要手段。这种城镇化模式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突出问题。进入发展型新阶段，这种规模城镇化的矛盾问题日益凸显，难以为继。
    1.城镇化约束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低成本扩张模式难以为继。总的来说，随着发展新阶段资源要素与环境约束条件的深刻变化，规模城镇化的代价和风险逐步增大。
    2.全社会对城镇化的需求和期望发生深刻变化，低质量的城镇化难以为继。无论从哪方面看，全社会对城镇化的需求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3.城镇化的角色发生深刻变化，规模城镇化难以担当。
    未来5～10年，随着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条件、需求、角色的深刻变化，新型城镇化主要不在于铺摊子、造新城，而重在适应人的发展需求提升城镇品质。
    二、人口城镇化是最大的潜力
    城镇化是中国的最大潜力，主要是指城镇化所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这个潜力的释放主要在于人口城镇化，在于人口集聚效应而带来的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我们说，中国的城镇化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就在于虽然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是城镇化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巨大。
    1.人口城镇化有倍增的空间。就是说，未来的20年左右，中国人口城镇化率有望实现倍增。
    2.人口城镇化拉动内需的潜力巨大。人口城镇化能够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并引致相关的投资需求。此外，人口城镇化的消费需求还能够帯来巨大的投资需求。
    3.把人口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落脚点。
    三、人口城镇化重在农民工市民化
    人口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民进入城镇就业并融入城镇生活的过程。就是说，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人口城镇化的核心。城镇化要实现包容性增长，“重头戏”是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
    1.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到了临界点。一方面，农民工在城镇居住呈长期化趋势，他们中的八成即使不放开户籍也要留在城镇。就是说，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有很强的现实需求;一方面，农民工长期融不进城市社会，长期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累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风险。面对利益关系的失衡，面对社会矛盾凸显，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时间空间约束明显增强。
    2.尽快出台农民工市民化的国家规划。到2020年总体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需要财力等相关条件。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关键在于战略判断和政治决心。
    3.多种方式解决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
    农民工市民化牵动影响全局。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在城镇安家，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不仅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而且由此会赢得转型与发展的主动权。
    四、推进以放开户籍为重点的制度创新
    当前，城镇化进程中的许多矛盾、问题，大都与人口城镇化的体制机制改革滞后相关。充分释放城镇化巨大的内需潜力，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创新。
    1.创造条件，让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成为横亘在城乡居民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制度“鸿沟”，并由此形成城乡居民之间权利的不平等、享有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的不平等。对户籍制度，不是一般的改革创新问题，而是要明确提出取消的目标，并且有时间表。
    2.实现农地物权化的制度创新。尽快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农地使用权以物权性质，可以收获多方面的改革红利：(1)有利于使农民带着土地财产权或流转所得的资本进城，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2)有利于推动农地流转，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3)有利于提高农民在土地出让中的主体地位，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提高农民的土地收益。
    3.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我们需要坚定到2020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目标，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解决农民工面临的最急迫的子女教育、养老与医疗保险、基本住房保障等问题，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融合。
    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伴随着深刻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和政府发展理念的重大变革。对此，需要进一步约束政府自身利益倾向，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传统城镇化的旧观念、旧框框，需要进一步改变政府的增长主义倾向，以加快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充分、持续释放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