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中国的增长轨迹与制度演变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暨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于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以下是张军的发言:
张军:大家好,我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文件是为什么集权在中国行得通:增长轨迹与制度演变。为了保证改革的进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所以我的题目就是为什么集权在中国行得通:增长轨迹与制度演变。看看中国1992年之后的发展情况。一个是发展的非常有效和非常的迅速。中国经济的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产出也不断的增加。如果说您比较一下90年代的情况和80年代的增长率的话就可以看出这一点。90年代的增长要比80年代有效。
第二个就是资本累计更加快一些。中国90年代的时候,投资占GDP的比例不断增长,有时候我知道就达到了40%,80年代20%左右。
第三个就是资本回报率比较稳定。资本回报重要的问题是长期回报问题。而现在这种资本回报率并不是很稳定,这个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90年代的时候也是一亮点。所以我们看到劳动力的流动在各省之间,各所有权企业之间的流动,9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经济系数在不断的增长,刚才姚教授也就这个问题谈了一些。
这个是资本和劳动力比例的变化情况,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就发现。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资本劳动力的比例不断增加,和80年代的增长轨迹相比,我们可以相信,90年代的情况实际上是这样的,经济体制没有变化,而是政府控制的,还有中央计划的这些没有变。80年代是农村地区有了一些微小的变化。中国的沿海地区也开始欢迎外方的投资和贸易。而且建立了广东的经济特区,因此80年代没有什么变化,90年代初是一样的。80年代资本累计比较慢,经营系数比较低。这是中国经济当时的的一些特点,实际上也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了一些问题。比如说经济体制和近些年差不多。
劳动力移民,80年代的时候并不会像90年代初那么的活跃。特别是90年代初的时候,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90年代的时候,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了,市场体制已经不同于中央指令、计划指令和更趋向于市场体制。当时的确有一些变化,但是主要是体现在分权和自负盈亏这方面,这是80年代的情况。
分权的确是80年代的一个特点。地区政府有了更大的权利,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极力励机制,尽管效果有限,所以基本的经济框架都是在这里的,和70年代差不多,情况有了一些微调。我个人认为如果80年代的增长轨迹继续,而且直到90年代的话,那么实际上中国经济变革的成功,根本谈不上这是一个失败,这和前几年东欧的情况差不多。地方政府财政规模不断增长,而且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保护主义,这样使地方的竞争特别的严重。保护不受其他省份的压力。80年代另一种改革的大方向,就是接替性的改革,这个是失败的改革。
80年代改革的失败就带来了国家一种能力的降低,还有通货膨胀的愈演愈烈,而且腐败比较严重,经济有很大的动荡。80年代就是这样的情况,也就是因为分权而造成的,结果出现了这样情况。
那么这是中央政府的财权,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中国要在一个渐进的方法来实现经济的改革,我们要问题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能够成功的在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所以我关注的问题不是说80年代所发生的情况。我想在80年代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的重点不在那里,我关注的重点是在90年代上半年初年的情况。为什么中国最后在天安门事件之后能够脱离这样一个改革的陷井实现经济上的成功。如果大家看一些文件健的话,大家就可以发现,人们常常在讨论,分散化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这个实际上是和中央政府和地区政府之间的再度集中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分散化导致了改革的陷井,然后中国逐渐的改革了陷井的其他。我的观点主要讲的是1992年以后中国再度集中化实际上带来了中国的解决发展。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能需要中国这样做的实现的一些战略和机制,来研究一下92年之后再度集中化和中国持续的长期的经济发展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我的观点还是要再计划,但是总的问题是要促进经济长期的增长,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市场制度来取代中央的计划。但是结构改革的一些要素必须要有非常强的外化性,因为地方政府需要有一定的激励机制,必须要由中央政府来协调,必须在各地方都是同步进行的。要取代中央计划,必须实现一个从上到下的方式,这样中央政府才能够在各地区协调这样一个市场制度。我们来探究一下为什么这些改革,包括建立市场制度的改革以及价格市场化的改革,以及国企私有化,还有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鼓励人口流动以及金融行业的开放等等,这些改革都应该由中央政府来倡导,而不是应该由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进行。
这样一个结构是来帮政府来激励地方政府来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并且改善经济的运行绩效。因此这一点也是我认为92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在天安门事件之后,我们知道财政以及政治再度集权化发生了。大多数人都集中在中央政府,就很少一部分的财政收入由地区政府来收的。那么政治上的控制更加加强了,所以这是政治集中化再度表现的一个方面。这也是和财政经济再度集中化同时发生的,我的观点是80、90年代初财政的政治再度集中化对于中央政府进行结构改革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提高中央政府集中改革的能力。
90年代出现了财政和政治再度集中化,实际上增加了中央政府进行结构改革的能力。我没有时间来讲各式各样的事件,但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他们现在讲的很多的就是90年代的价格、机制等等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中国是不是真的在80年代的时候执行了价格改革呢?如果我们来看看很多经济学家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的话,就会发现实际上中国的价格改革是非常激进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么进行改革的价格,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同时亚洲市场也是在90年代开放了人力资源的流动金融的自由化。
包括国有部门的改革,自由部门的较强,开放政策,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的引进,等等这些在非常短的几年时间发生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里面可以看到,在中国的讨论当中似乎忽视了经济分权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可以经济的的集中化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样的集中化,各个地方政府都会关注自己区域的政策,这样就不能消除经济方面的障碍进行更好的经济安排。也就是说没有这样集中化的话,地方政府就没有激励机制来进行市场方向的改革,并且来采取相关的市场进行的改革。所以有了权利的再度集中之后,地方政府必须和中央政府来合作,然后推动市场的的改革。
这个文章让我们更好的说明中国的情况,现在大家常常讲区域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一个工具,以及资本形成带来基础设施的改善。但是实际上在这样一个区域竞争的引发点,是在90年代初发生的,这不是财政的放权。
这是1994年的财政改革,改革毫无疑问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元素。政府在改革当中放弃了财政的加权,因为政府认识到我们必须实施非常坚定的改革,把所有的市场要做到位。所以我们必须把地方的政府的权利收到中央。当我们讲到中国的财政改革时候,非常困惑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中国的中央政府负责收入的收集征收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我相信对于中国的财政改革,特别是90年代初财政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多实证因为。包括我也写了很多实证的严重,也写了很多文章来研究一下。
90年代初的财政改革和中国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写了几篇文章来讨论,财政、自主,实际在94年财政改革的加强,但是对这样一个研究结果来解释,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认识到没有这个再度集中化是不可能更了解为什么地方政府变得对收入征集税收更加敏感。
同时也有很多的出版物是关于经济放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你做一个回归分析的话,一方面是财政分权,一方面是GDP的增长,你用这两个方面做一个回归分析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系数就在结合94年之后才是正的,之后都是负的。所以有很多的研究它的结果都是非常相似的。你怎么来解释这一点?为什么94年变得这么重要?为什么94年之后和之前会有这样大的差异呢?因为我没有时间,我不可能和详细给大家来讲,但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两年之前所发布的一篇文章,主要是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个研究也发现同样一个结果,就是在94年之后所有的系数都是正的。但是在94年之前的系数都是负的。这当然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证据正确我所说的,但是它是一个相关的研究。
我们今后要建立一个框架,把所有研究结果都纳入到这个框架当中来。否则的话我们是不了解为什么中国能够持续的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因为在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还是有一点困惑,为什么大多数经济体现在仍然相信中国的改革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至上而下的过程。我的论调是,我们应该来谈一下我们过去做出的的种种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在这样的情况,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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