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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为何中国经济被拖入今日困境

http://www.newdu.com 2018/3/9 爱思想 许小年 参加讨论

    [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工业革命的产生,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持续不断的革命性的创新。但回顾我国产权保护的状况怎么样,我们很遗憾的看到,趋势与愿望是相反的。]
    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就经济转型和民营经济发展做一次交流。我讲的题目是经济转型和产权保护,这个两个看上去是不同的话题,但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已经谈了十几年,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成功,如果成功的话今天也不会再谈了。
    转型失败的原因,我认为最根本是政府和企业没有感受到压力。GDP和财政收入年年增长,从政府到民间弥漫着自满和自傲的情绪,居安不思危,不想改变现状。甚至国际金融危机也没有触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根基,恰恰相反,每一次出现危机,政府的有形之手就借势延伸,市场无形之手则被迫后退。而每一次单位产生的短期效果,都是政府的信心大增,特别是2009年和2010年4万亿 的财政刺激,还有18万亿的银行贷款,这使得政府主导下投资拉动的传统增长模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所未有的天量投入换来经济危机的反弹,大跌大涨充满了戏剧性,但是这毕竟是传统模式的最后告别演出。
    在“中国奇迹”和“中国拯救世界”的欢呼声中,GDP增长从2010年一季度12%的顶点,一路下滑,到今年一季度的8.1%,我认为这不是常规的经济体系循环,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终结。现在我们看到曾经是国际骄傲的投资工程项目成了烂尾工程,工业和财政增长速度下降,企业开工不足,老板或者跑路,或者减量维持,在东南沿海一带,我最近拜访了一些企业家,他们认为现在的形势较2008年更为严峻。在经济下滑之际,人们又将希望寄托在财政刺激上。现在市场上盛传二季度、下半年,中央会推出怎样的刺激政策。就像吸毒上瘾,每次讨要鸦片,而且剂量一次比一次大。但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不仅我们的鸦片存货见底,而且到了真药难救的地步。
    传统的模式有两个,第一个是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第二个是政府控制要素价格和重要的资源价格,以便企业进行低成本的扩张。投资增长多年超过GDP,我们大致算了一下,在过去十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约为GDP增长的1.3倍,结果形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一个人均GDP低于世界平均的国家,钢铁、煤炭、水泥产能位居世界第一,供需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了突破国内市场制约,我们不得不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消化和吸收国内的国生产能,但是现在外部需求萎缩,过剩产能水落石出,传统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从这个角度看问题,金融危机不仅是对外贸出口的冲击,而且对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性冲击。
    为了缓解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危机,政府实行了大力的拉动政策。其实所谓的拉动内需,只是拉动了投资需求,消费从来都不是关注的重点。为了刺激投资,政府一掷千金,低效或无效的项目大量上马,资金不足就开动印钞机,推出极度松动的货币政策,巨额的投资,使产能国生剩问题进一步恶化,终于将中国经济拖入了今天的困境。
    在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不在是资金,而是投资机会的缺乏。当大型的钢材企业投资种菜养猪的时候,当造船厂因订单不足而裁员停工的时候,银行的贷款对他们有什么用呢?即使企业使用这些贷款投资,也不过是在增加一些没有销路的产能而已。
    当前的经济形势,使我们回想起日本过去20年,日本政府花钱已经花到了将近破产的力度,货币政策方面,利率长期回落,而且在利率等于零的时候,还多次进行了数量松宽,向经济注入更多货币和信用,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奏效,日本泡沫经济到今天仍然处于衰退和半衰退的状态。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找到解决的方案,而仅仅是放送银根,就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这会带来一些影响和问题。
    传统的投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政府参与经济的活动越来越多,对经济的微观管理越来越严,政府和相关部门从管制中获得的利益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国有部门将法律、政策、资金强力扩张,挤压民营经济的空间,导致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衰弱,不仅使经济增长难以维系,而且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如何度过当年的难关?我认为不能再靠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寅吃卯粮,将问题留给下一代,而是要直指病根,对症下药。既然原因是产能过剩和缺乏新的投资机会,就要通过市场化的收购和兼并,进行行业重组消除过剩产能,就应当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消除过分管制,创造新的投资机会;既然消费的真实原因是民众的收入滞后,就需要全面的减税,弱化政府的经济功能,强化政府的社会保障功能;既然第一成本扩张的道路走不下去了,企业就要尽快的从制造向研发创新转型,但所有这一切,都要求重提市场的作用,重振民营经济。
    重振民营经济有着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的双重意义,由于垄断性国有企业,不必面对竞争的压力,他们没有创新的动力。即使创新成功,也不能享受创新带来的巨大回报。由激励机制决定,创新的成功必然是民营企业,没有民营经济的重振,就无法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民营经济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据全国工商联统计,民营经济目前占GDP的一半,雇佣了70%以上的劳动力。要稳定社会,必须稳定民营经济,否则就业问题就解决不了。如何重振民营经济,我想我们需要的改革措施,法律上、政策上有很多,限于时间,我在这里只想强调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产权保护,企业家不能预期未来,就不会有长期的投资计划,也不会投入资源进行研发与创新,因为他们不知道风向巨大的投资创新能否得到应有的回报。
    在这方面,我想引用诺贝尔奖得主诺斯的研究成果,根据诺斯的研究,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为完成了工业革命,并非因为英国当时的蒸汽技术最为先进,而是因为英国第一个建立了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有效的产权保护,刺激了民间的投资和金融创新。诺斯因此称“工业革命”的实质不是技术革命,而是一场制度革命。刚才我很高兴听到鸿忠书记也提到了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并认为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两项最重要的事件,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我想补充的是,我们学术研究上,历史研究上,工业革命的成功已经证明它是和私人产权的有效保护密切相关。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工业革命的产生,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持续不断的革命性的创新。
    回顾我国产权保护的状况怎么样,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趋势与愿望是相反的。
    首先,在法律上和现实中,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地位和待遇不同。一提到国有产权,脑子里马上想到的是神圣不可侵犯,而私有资产似乎是神圣可以侵犯的。近年来就发生过多次侵权的事件,地方政府以低价强行收购民营的油田、矿山和企业,有些地方甚至动用了公检法没收和处置民间资产,我们可以看到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是在弱化。
    第二,由于司法改革的停顿和滞后,司法体系不能独立有效的运行,产权的界定和纠纷往往因当事人和官员个人关系决定,而官员个人利益的卷入和个人判断的任意性,实际上使法治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水中月”和“镜中花”,法律不能提供可靠的产权保护。
    第三,在加强征管下,各级政府开展收税和收费的大竞赛,巧立名目,或者严格执行过时的规定,企业不堪其扰。据我所知有企业专门成立专门的办公室,负责打点各类收钱的官员,这已经成为侵犯企业的方便工具。
    第四,政府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制订了日益烦琐的管理方法,为了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或者是仅仅为了生活下去,企业不得不按照潜规则与企业打交道。我非常赞同绿公司提出的要“守本分”,但是要想企业守本分,首先政府要守本分,“逼良为娼”还不是最可怕的,回过头来的“扫黄”才是致命的一击!
    第五,社会上的仇富心理严重,民粹主义泛滥。十年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4的国际警戒线,尽管官方不再报基尼系数,但种种迹象表明,自那时以来收入分配的确是在不断的恶化,恶化的原因是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以及制度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官员与百姓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国营与民营的差别,官商勾结与合法经营的差别,这些都是身份和地位造成的差别,是起跑线上的不平等,是第一次分配中的不平等。如果不去纠正资源占有和不公平,而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重点线上,热衷于用行政和税收的手段进行二次分配,则治标不治本。非但无法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会削弱社会对产权的尊重,鼓励隐性和显性的“打土豪分田地”。在这样的环境中,资产所有者没有安全感, 对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不可能有长远的打算。
    需要指出的是,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拥有财产,因此产权保护就是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在当前改革开放下,无论采取怎样的宏观政策,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都将无可挽回地继续下降。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的回到小平同志所确立的改革开放状态,而是一味空谈,拖延时间,经济和社会的问题不断积累,有可能超过我们脆弱的社会结构所能承担的范围。所以,我在这里再次呼吁及时启动改革,回到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上来,对中国经济的中期和长期的发展,我们仍然是报有很大信心的。谢谢大家。
    (在 “2012中国绿公司年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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