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中原：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有利于推进经济转型

    明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会放慢，但是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可望增强。在明年消费增长快于今年、投资和出口增长慢于今年的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增大，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关系将会有所改善，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将增强。这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努力的方向。
    一、2012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关于明年的经济走势，我大体上有这样几个展望。
    第一，明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预计在8.5%左右，价格涨幅预计在4%—5%。这是我们的宏观经济模型预测的结果之一。还有一种比较乐观的预测结果，预计经济增长速度可达9%。后一个预测结论的前提是美国经济复苏和进口需求比较强劲，对我国的出口拉动作用比较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投资和消费增长也更强劲一些。如果三大需求都能保持像今年这样的较好态势，我国明年经济增速达到9%应该是可以预期的。但是从目前欧债危机演变的情况和明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看，明年中国的投资和出口需求很可能比今年要弱，在这种情景下我更倾向于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为8.5%这个预测结果。
    第二，预计明年我国三大需求增长态势可能是“一快两慢”，即消费增长会比今年快些，而投资和出口增速会慢于今年。我们先看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的走势。从投资需求看，预计明年投资增长速度大概在20%左右，慢于今年。这是因为今年以来受欧债危机的冲击，我国出口下滑趋势明显，而且很可能会影响到明年。由于我国出口对投资有很大拉动作用，出口的下滑会使投资增速放慢，因此明年投资很可能会低于今年的增速。从消费需求看，预计明年消费的增长有望比今年强劲。这主要是因为“十二五”规划提出就业优先战略，以及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目标，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有望持续较快增加，必将有力促进消费的扩大。今年消费的名义增速大概是17%，实际增速在12%左右。如果明年消费的实际增速快于今年，那将是非常好的态势。在明年的投资和出口增长都慢于今年的情况下，那就要靠消费起更大的拉动作用，不然就无法维持适度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第三，明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会放慢，但是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可望增强。在明年消费增长快于今年、投资和出口增长慢于今年的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增大，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关系将会有所改善，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将增强。这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努力的方向。由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近两年明显上升，而消费的贡献相对下降，2010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降到历史最低点，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的关系失衡越来越突出。这是短期刺激计划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对经济结构实行战略调整是我国经济转型的主攻方向，其中包括要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到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上来，明年经济增长速度适度放慢，正好也为调整三大需求结构提供了有利时机。
    对于明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会慢于今年，我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必过于在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是非常牢靠的。从工业化、城镇化和服务业发展的进程来看，我国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的潜力仍然非常巨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仍然非常强劲。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为47%，而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率在35%—55%之间时是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同时，我们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这也是服务业快速发展的时期。 “十一五”期间中国的服务业比重没有达到预期的发展目标，确实存在差距，差距也是潜力。而“十二五”期间预期服务业比重要增长4个百分点以上，由43%上升到47%。依据是什么呢？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至7000美元之间是服务业发展的最快时期，目前我们人均GDP达到4700美元，因此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经济发展有这样大的空间和潜力，增长速度即使放慢也不会太低。
    但是也需要指出，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慢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成本，主要是劳动力价格、地价、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等，全部都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利润空间缩小和经济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人口老龄化在发展，它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当年的消费增加而储蓄减少，必然会导致投资率下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会逐步减弱。这也是客观趋势。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会逐渐放慢，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可能会收窄。比如过去30年经济增长平均速度大概是9%到10%，合理波动范围是8%—12%，未来中国经济合理增长区间可能就比这个区间要收窄一些。
    有一些人认为2012年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趋势的一个拐点，2012年以后中国中长期的增长速度将会逐渐下滑。我认为这个判断偏于悲观，至少2012年不会是这样的拐点，我预计这个拐点应该在“十三五”期间出现，也就是2015年—2016年劳动力增长高峰停止的时候，这个拐点可能会出现。当然这个预计没有那么准确，因为技术创新、改革深化、效率提高、民营经济的活力增加、市场进一步活跃和规范等等因素，都有可能形成新的增长动力，这就很有可能使得拐点到来的时间往后推移。
    二、当前需要关注的突出问题
    第一，世界经济增长继续分化，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增加。目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长态势很好，土耳其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高达10.6%。看来，有可能出现新的金砖国家。而美国、欧盟和日本复苏非常乏力，综合起来看世界经济增长会继续分化，但是因为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太高，所以整个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在加大。目前，欧洲债务危机走势并不乐观，有些评论认为明年会更加严峻；美国经济政策和政治周期带来的影响具有极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特别是明年美国会不会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的政策还无定论。现在国内不敢加息，一个重要原因是防止热钱流入。如果明年美国再来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热钱大量流入中国的话，我们防通胀的压力还会很大。
    第二，我们国内的油荒、电荒，凸显了相关改革的紧迫性。主要是能源供给体系、资源价格体系都不合理。表面上油荒、电荒是一种短期波动现象，事实上它是由于关键领域的改革不到位，没有形成正常的市场机制和正确的价格信号，导致结构调整迟缓甚至倒退，所以周而复始地出现这些问题。
    第三，小型微型企业经营环境趋紧。现在很多小微企业经营困难，我认为主要不是融资难造成的。假定我们现在放松信贷、放松货币供应，小微企业照样会困难，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感到融资环境宽松过。以前经济过热的时候我问过民营企业家，你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他们说是资金紧缺、贷款困难！到2009年政府为扩内需、保增长而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实行信贷扩张以后，结果又怎么样呢？民营企业依然意见很大，说“国进民退”了，因为那些钱主要流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得到很少。许多民营企业只能向国有企业转贷，贷款利率一下子提高到12%—13%。客观地说，国家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并没有这样的歧视意图，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在于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没有传导到民营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里面去，因为传导机制出现了梗阻，多少年来这个梗阻就没有真正疏通过。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深化金融改革，构造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要发展面向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疏通这种传导机制，否则货币信贷政策放松以后，小微企业照样会抱怨。
    针对小型微型企业的经营困难，最近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例如减税、延长优惠政策、清理行政收费等，这就对了。对企业来说，成本上升既需要自身加以消化，也需要政府帮助来消化，这不能简单化为融资的问题。温州、鄂尔多斯等地的民间违规借贷、赌钱、房地产投机、股市投机造成的损失，难道还要国家通过放松信贷去买单吗？
    第四，结构调整面临很难得的机遇，但是压力很大。一般来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是实行优胜劣汰、由市场机制加速结构调整的最好时机；而在经济“一片大好”的时候，很少有人去关注调结构。如果我们过于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而强调保增长，那么又会把调结构的注意力转移了。现在很多人都在提醒不要用短期的刺激政策来延缓中长期的改革，否则会加大中长期结构调整和改革的难度，这个看法是非常正确的。我们要抓住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机，让市场和企业更多地发挥主体作用，去决定该淘汰什么，该发展什么。当前世界范围面临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我国加快结构调整的压力也日益凸显。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提出发展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重振制造业等作为国家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抓紧时机调整结构，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又会被人家抢占了。
    第五，财政金融风险暴露得比较突出。大家都比较清楚，最近以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民间借贷的资金链屡屡断裂，这些暴露出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这方面的问题国家也在采取措施来弥补和解决，但更重要的是建立制度化的防范和纠错机制。
    第六，行业利润分配严重失衡，导致资金和其他要素的流向很不合理。大家知道，网上流传很广的一个温州做实业的老板说，我辛苦一年才挣100万，我的老婆在东北炒房地产一下子赚了3000万。这个例子可能有些极端，但也说明行业利润分配严重失衡，必然导致要素和资金的流向严重不合理。我们发展中心课题组对行业利润分配情况的综合分析表明，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之一是现行的财税体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没有理顺。为什么辛辛苦苦做实业的企业利润率越来越薄？因为税制和财政体制存在不合理之处，还需要加快改革和改进。国务院最近降低小微企业的税负，延长税收优惠时间，减免行政收费，也有利于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相信经过有针对性的改革和改进，能够促使行业平均利润率符合市场竞争的本来面目，不然谁有信心去做实业呢？
    三、对明年经济政策取向的建议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或基调不需要做大的调整。主要是因为，通胀虽然回落，但仍然处在比较高的位置；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慢，但仍在合理区间。这两个基本的经济走势决定了宏观调控基调不需要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国内经济运行新出现的困难，我们需要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有什么问题处理什么问题。还要增强前瞻性，要考虑我们经济发展的态势，它会有一些规律性的变化。在应对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的时候，宏观调控要留有政策余地。要增强灵活性，该松就松，该紧就紧，这主要指相机抉择，合理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时机和节奏。我个人觉得明年还是应该控价格、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我把稳增长放在第三位。
    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更好地相互协同。我觉得明年要更多地用财政政策。为什么财政政策重要呢？因为要想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进一步改善经营环境、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帮助低收入群体应对通货膨胀，都需要发挥好财政政策的作用，财政政策在这些方面的作用是最直接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优化支出结构和结构性减税，引导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今年在上海开始增值税转型并替代营业税的试点，“十二五”期间还会进一步完善资源环境税等等，都是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节能减排的重要的财政税收举措。
    明年的货币政策仍可保持稳健的基调，同时应增强其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考虑到货币政策起作用的时间比财政政策要长，所以强调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前瞻性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通胀压力反弹，就应该考虑不对称加息，即主要提高银行存款利率，控制贷款利率，缩小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差。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和热钱流入的挑战，动用加息手段确实遇到两难选择。而不加息光靠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也有它的被动性和片面性，主要是负利率问题解决不了，这对于稳定通胀预期、改善银行经营状况、合理配置金融资源都是不利的。当然，不对称加息的时机和幅度是需要谨慎选择的。
    第三，应该继续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来带动投资结构的调整。我们现在需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包括投资结构也是需要优化的。明年房地产投资增长不会像过去那么快，那么房地产市场还要不要调控？我认为应当坚持调控，主要是继续抑制投资性和投机性购房需求，满足基本生存型和改善型住房需求；进一步在供地和资金等方面支持保障房建设，以改善住房供给结构来引导需求结构合理调整。在住房消费政策和保障房分配环节，需要不断完善有关税费政策和分配机制，鼓励各地进行积极探索，引导居民在满足基本生存和改善型住房需求方面多支出，少在投机和投资买房上开支。如果住房消费需求和供给方面引导好了，对投资结构调整也会起到合理的拉动作用。
    第四，对明年的出口，要稳定政策、适度微调。出口企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要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措施。我们现在的出口鼓励政策，可以考虑继续稳定一段时间。所谓微调主要是调中央和地方的退税负担比例，现在地方觉得比例比较高，负担不起，要合理地调整一下负担比例使得地方能够支持出口企业，又不觉得负担太重。
    第五，完善竞争政策和财税政策，进一步改善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和经营环境。从整个国家的经济管理角度来说，竞争政策属于微观政策，更多地直接作用于市场机制和企业行为。竞争政策对于构建合理的微观反应基础、进而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是不可或缺的。在金融市场和银行的改革方面，必须下决心打破现实的垄断，允许社会资本、民间资本进入这个行业，构建多层次、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特别是为小微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在传统金融服务体系方面需要加大创新步伐，同时加强风险监管。
    第六，改革能源供给体系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对石油、电力、煤炭等的供应垄断问题反映也很强烈，包括地区封锁、市场分割等。我的观点是，在市场准入标准面前应当一律平等，打破所有制界限和地区分割。对能耗、安全、质量、技术、污染等要有严格的准入标准，不达标的不管是国企、外企、民企，统统应当清出或限期整改。达标的不管国企、民企、外企，统统可以进入。资源价格改革关键是要形成合理机制，改革的方向是要反映资源稀缺性、供求关系和环境治理的代价。从什么环节入手还要继续探索，比如说缩短成品油调价间隔时间，以尽可能灵敏地反映国内外市场的变化。在考虑物价控制目标时，也要为资源价格改革留出必要的空间，以便适时推进改革。
    (本文是作者在2011年11月19日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1中国企业家问卷调查发布暨宏观形势研讨会”上的演讲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