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改革必须有理念和历史责任感

    第一点，我讲一下执政党和执政党领导人的理念和历史责任感问题。三十年前之所以能出现这个《决议》，是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他们有一个理念，有一个远景，怎么改革这个国家的体制，使这个国家更好。有什么样的理念，就干什么样的事;干什么样的事，就用什么样的人。我曾读到一个故事， 1977 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但当时的教育部领导有抵触情绪，告诉邓小平说高考非常复杂，今年搞不了。小平同志说，你们看看，如果你们能搞得了你们就搞，你们搞不了的话，我知道谁能搞得了。然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今天还有这样的现象吗?没有了。我还知道一个故事， 1988 年浙江省省长叫沈祖伦，中央已经找他谈话让他接任省委书记，但他对中央领导说，我这个人的特点适合当省长，不适合当省委书记，还是让我继续当省长吧。今天我们可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吗?不可能了。那个时候有一批有理念、想干事的人。
    我们国家现在气质发生了变化，好像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只有想当官的，没有想干事的人;只讲关系，不讲是非。我觉得政治家与公务员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家应该有理念、有理想，想干大事，想名留青史。公务员是循规蹈矩地做事，以不出错误为原则。从中国的历史和各国的经验看，政治家不能从公务员中按部就班地培养出来，杰出的政治家通常是横空出世。我们现在的体制是，各级领导人都是从公务员体系出来的，公务员经过很多次加工之后慢慢已经不可能有思想、有理念了。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未来麻烦大了，麻烦大了就是你遇到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很难按照理念做决策，这是很危险的。
    第二点，我觉得必须重新认识历史。我们现在所看到历史。绝大部分不真实，甚至是伪造的历史。金融危机之后大家突然看到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么高，去年的 GDP 已经超过日本，是世界第二。但是如果我们重读一下真实的历史，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绝对没有超过 1945 年在国际上的地位。最近朱民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被认为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象征，但那个时候中国就是联合国的四大创始国之一，也是许多国际组织(包括 WTO 的前身 GATT )的创始国，我们是 G4 成员，现在我们连 G8 都不是。所有那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条约都在那个时候废弃了。
    我想说，我们看这个历史，歪曲的太大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历史本身的认识是扭曲的，这很可悲。如果你不能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的灵魂永远不可能是干净的，套在中国人头上的枷锁就永远不可能废除。而要彻底的否定“文革”，你就必须要说出“文革”的事实，允许出版、发表这些事实，让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问题在《决议》三十年之后还没有解决，我觉得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我们今年纪念《决议》三十周年应该是很兴奋的，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三十周年心情不是很好。
    第三点，我觉得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真正落实《宪法》。按理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最重要的法律，但在我们国家，可能最不重要的法律就是《宪法》。比如说，你可以引用其他法律条文来打官司，但不能引用宪法打官司。我仔细看了一下我们的《宪法》，感到真正得到落实的只有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其他条款，或者根本没有落实，或者形式上落实了，实质上没有落实。如果确实没有办法落实，就应该修改宪法，去掉它，否则，就失去了宪法的权威性。我们国家的很多法律书面上的东西蛮不错的，问题是没有真正落实。如果后人写历史都按照文本版本写书的话，历史就会扭曲的。如果我们真正落实了宪法，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我觉得中国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所以我呼吁我们国家应该开展一个落实《宪法》的运动。
    最后一点，目的与手段的问题。我们人类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手段当作目的了。比如说赚钱本来是手段，是为了活得幸福，但是许多人赚着赚着就把赚钱当成了目的。我们是不是在很多方面都犯这个错误?是的!党的领导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应该是让人民幸福的手段，不应该是目的。如果是手段，你就可以按照给定的目的来评价不同手段的优劣。但如果把手段当目的，你就不能用一种手段评价另外的手段。比如说，如果出行是目的，你可以评价究竟是坐火车好还是乘飞机好。但如果你把火车当作目的，所有其他交通工具就都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